学习与批判1974.1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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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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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麻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营5地判
    一九七四年第十期目
    录
    批林批孔反修防修
    《老子》是一部兵书…翟青(3)略谈思想发展的源和流
    一试论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关系…方海（10)铁器的发展和战国秦汉的阶级斗争
    今(14)
    发展生产巩固政权
    一《盐铁论》读后…
    …景池(21)
    洋儒李佳白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员伍歌（25)
    读王充的《问孔》《刺孟》
    …瞿廷晋(32)
    读韩非的《定法》篇…孙国弟孙友信过文珠（37)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论莱芜战役……
    …史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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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挥港口装卸的一点体会
    上海港务局第三装卸区苹命委员会(47)
    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胜利颂歌
    革命样板戏是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锐利武器…范中柳(50)
    经济问题研究
    我们是怎样制订“万台”规划的？…上海丰收拖拉机厂苹命委员会（55)建立一支贫下中农自己的科研队伍
    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的调查
    …施仑卓(59)
    制订和实施规划是深刻的思想革命
    ……中共嘉定县委员会书记李钩(63)技术革新能手谈革新规划
    ………(67)
    杂文：相信“脚”，还是相信“尺码”？…许国良奚启新(70)
    文学评论
    军民团结，情深意长
    革命现代京制《红云岗》观后感…
    …杜华章（72)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上海短篇小说集》序
    方泽生(75)
    努力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创作
    读长篇小说《较量》
    …宋海（80)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让学生在学校学到更多的本事
    刘行中学的调查…
    (85)
    这里也是“课堂”
    记淮海中学直流电机修理厂
    …何欣(89)
    社会调查
    人间正道是沧桑
    豫园商场今昔…
    ……金盛曦(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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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けしオ木しし反1修B修
    《老子》是一部兵书
    翟青
    一九七三年，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历史价值颇高的古代帛书，其中有《老子》甲、乙两种。
    《老子》这部书，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作，分“德”经、“道”经两部分。汉朝以来流传的各种版本，都把“道”经作为上篇，“德”经作为下篇，所以通常又称《老子》为《道德经》。而这次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士的两种《老子》帛书，却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证明了《道德经》应称作《德道经》。这一考古发现的价值，不仅为恢复《老子》一书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新的珍贵材料，而且对我们深入研究《老子》的思想内容给了多方面的启发。
    《老子》作为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时期一种思潮的反映，不是出自一人一时之笔，它的成书有一个过程。这一成书过程，同当时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只要我们对《老子》一书中的“德”经、“道”经的具体内容和全书的思想体系作一香认真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从“德”经的产生到“德”经往“道”经的发展，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的发展过程。
    《老子》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历来是有争论的。唐朝有个叫王真的，认为“五千之言”的《老子》，“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谈到《老子》一书历史地位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它尤为“言兵者师之”(《宋论》)。近代的章太炎，也认为《老子》五千言是“约《金版》、《六韬》之旨”(《馗书·儒道》)，强调它概括了古代兵书的要旨。从唐朝的王真到明朝末年的王夫之，一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都把《老子》看作是一部兵书，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老子》一书共八十一章，直接谈兵的有十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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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理喻兵的有近二十章，其他各章也都贯串了对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发挥。这样看来，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这是很中肯的精辟见解。王真在《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中说，《老子》是“数十章之后，方始正言其兵”。这话说得也不错。王真所据的《老子》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流行本，因此这里的所谓“数十章之后”，显然指的是“德”经。他认为“德”经“正言其兵”，即是说《老子》论兵，主要在“德”经部分。事实上，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非，在研究对没落奴隶主贵族斗争的战略策略时，是特别重视《老子》的“德”经部分的。他专门写了《解老》《喻老》两篇哲学论文，对《老子》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他在解释和喻说《老子》的时候，从中重点选取了二十四章，其中除了六章属于“道”经部分以外，十八章都属于“德”经部分。在排列的次序上，也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老子》论兵的精髓在“德”经，而“德”经是《老子》一书的上篇，这就深刻反映了《老子》和古代兵法的联系。春秋末期孙武的《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部兵书，它是春秋时期战争经验的总结，专门讲军事战略战术，对战争规律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规律指挥作战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但它比较地偏重于战术。《老子》的“德”经讲兵，但它不象《孙子兵法》那样地用相当多的篇幅去研讨战术，而是偏重于讲战略，把用兵之道上升到政治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因而也就较《孙子兵法》更具有普遍意义。这是比《孙子兵法》前进了一步。“道”经作为《老子》的下篇，把军事、政治斗争的规律通通囊括进一个虚无缥缈的“道”里面，尽管其中具有不少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在认识论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从本体论上来看，实际上已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泥坑。纵观从“兵法”到“德”经、又从“德”经到“道”经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军事战争实践的发展是怎样推动着古代军事思想、政治策略思想的发展，而在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理论概括过程中，又是怎样受着世界观的支配和怎样地打上阶级的烙印的。
    《老子》这部兵书，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的产物。列宁说过：“历史告诫我们，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任何一次革命，都只能用一系列的战争来解决。”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就是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绵延数百年的一系列战争来解决的。特别是在战国年代的战争，较之春秋时期不仅更加激烈和频繁，而且在规模上也更大得多了。当时出现了所谓“万乘之国”，每战往往“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战国策·赵策二》)，反映了争夺的激烈和反复。春秋时吴攻楚国，长驱直入楚都郢，前后不过十天左右；战国时齐联韩、魏以二十万之众攻楚，“五年乃罢”(《战国策·赵策三》)，可见战国时期的战争比起春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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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有很大的发展。随着战争的发展，兵器的改进，进攻和防御手段的进步，战争的形式更加错综复杂了。战争的指挥已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而战略问题尤居于突出的重要地位。孙武曾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战争问题的重视。研究战争，主要是研究战争的规律。而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也如同对其他事物规律的认识一样，要有一个过程。只有当着战争的实践丰富了，各种形式的战争反复出现了，战争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日益暴露了，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才可能达到较高一级的程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老子》，正是这一战火不息的时代的产物。它不但反映了当时师旅数发，战马不足，母马入阵，“我马生于郊”的战争实况，描绘了“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战乱图景，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汉书·艺文志》)，从战争的胜败引起的国家盛衰兴亡和阶级升沉浮降中总结了规律性的认识。因此，《老子》不是一般军辜家的军臺著作，而是哲学家论兵的军事哲学著作。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一书提出的战略思想的基本点。这种以弱胜强的思想，是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社会大变动的一个概括。在历史舞台上，原来是庞然大物的周王朝，被一个从土地不足五十里的西方小国所发展起来的秦国所灭；春秋时的吴国本来是所谓“文身断发”的“夷蛮”之国，到吴王阖间时用孙武、伍子胥之谋而“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史记·伍子胥列传》)，成了“显名诸侯”的强国。在王夫之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时期，“邦无定交，土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各个大国都想统一全中国，但又谁也一下子没有这个力量，形成各不相下的相持局面。在当时的频繁战争中，强者败北、以弱胜强的战例是屡见不鲜的。《孙子（武）兵法》就说过“弱生于强”。而《老子》则又进了一步，它从矛盾的对立和联系，辩证地讲强和弱的转化，认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是“天下莫不知”的普遍真理。
    《老子》很喜欢用“水”来说明“柔弱胜刚强”的战略思想。“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了，也是天下最能攻坚摧强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能敌得过水。由此可见，“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的东西能够控制最坚强的东西。古代兵家以水喻兵也是常见的。孙武说：“兵形象水”。孙膑也说：打仗和行水一样，要“得其理”，而不可“逆”。因为水之形是避高而趋下，遇到顽石它就转了弯，仍然要无可阻挡地向低处流。兵家以水喻兵的意思是，水是因地而制流，用兵也要因敌而制胜，强调作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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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水一样因敌变化，避实而击虚。在避实的时候看起来是柔弱，击虚的时候就
    十分刚强。所以兵法上讲兵没有固定的阵势，水没有固定的形体，“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可谓用兵如神。《老子》以水喻兵，一方面是概括了兵家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另一方面进一步说明了“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的政治斗争原则，从哲学上阐明了柔弱战胜刚强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可能性。从以弱胜强的战略原则出发，《老子》提出了一套克敌制胜的战术。它认为：“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与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就是说，对敌人如果将要削弱它，必先暂时使它强大：将要毁灭它，必先暂时使它兴起；将要夺取它，必先暂时使它有所得益。这种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策略，是因为弱者总是处于防御地位，为了保存军力，并迫使敌人从暂时的有利走向最终的失利，就需要后退一步，造成敌人的被动局面，寻找敌人的可乘之隙，从而待机破敌。这一策略思想的产生，来自当时的战争实践。春秋时晋、楚两国的城濮之战，就是这样一个有名的战例。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国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退避三舍”，让出九十里地盘，从而避开了楚军的锋芒。然后乘敌气浮心骄的时刻，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左右两翼，各个击破。欲取先与，这是以弱胜强的一个条件。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来是失去了一些地方，实际上却正是为了引敌出洞，张开口袋，关门打狗，最后达到了不失一寸土地的目的。《老子》总结这种打法说“是谓微明”。韩非在《喻老》篇中说：“起寧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所谓“要大功于天下”，就是所要达到的战略目的。看上去是“无为”，实际上是“有为”，这才是《老子》“守柔曰强”
    的本质。
    《老子》强调“以奇用兵”，把灵活地变换战术看作是达到战略目的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战争是一种奇诡的行为，必须制造种种假象迷惑敌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才能战胜敌人。孙武兵法说：“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老子》强调“以奇用兵”，与兵家的观点基本一致，而对儒家的“以礼治军”以及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则是一个深刻的批判。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列战争证明，“以礼治军”必败，“以奇用兵”方可取胜。春秋时楚、宋泓水之战和战国时齐、魏马陵之战就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扮演了蠢猪式的角色。当宋军已经列好阵势，楚军还没有渡完泓水时，这本来是以弱胜敌的极好时机。可宋襄公坚持讲“仁义”，认为楚军还没有渡完，不能发起攻击。等楚军渡河完毕尚未摆好阵势时，宋襄公坚持讲“仁义”，还是说不可攻击。直到楚军阵势摆好，宋襄公才击鼓以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身负重伤，几乎当了俘虏。这是“以礼治军”的下场。在马陵之战中，齐国军师孙膑采取了“因其势而利导之”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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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去调动敌人。他指挥行军，在途中每天减少灶头的数目，由十万减到五万，再减到二万，造成齐军逃亡大半的假象，迷惑了魏将庞涓。当庞涓丢下魏国的主力部队，带领轻兵追赶齐军至马陵时，齐军伏兵四出，万弩竞发，一举全歼，致使魏太子申被杀，魏将庞涓被俘。这是孙膑“以奇用兵”的胜利。
    《老子》一书从正反面的战争经验教训中，对“以奇用兵”的思想有深刻的发挥。它突出地表现在对“奇”和“正”的关系作出了辩证的解释，强调“正复为奇”。打仗时有时正面佯攻，吸引敌军主力，突然又以奇兵迁回，歼灭敌人，这就是所谓“以正合，以奇胜”。《老子》讲的“以奇用兵”和“正复为奇”，是对兵法上讲“战势不过奇正”的进一步发挥，其要点是，弱方要集中自己的兵力打强方的弱点，以自己的局部优势去战胜强者局部的劣势。而这往往是一般鲁莽的军事家所办不到的。所以，《老子》提出：“善为士者不武”，即善于做将帅的人，是不先凌武对方，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的。又说：“善胜敌者不与”，聪明的军事指挥员总是先退让一步，不计硬拼，而以出奇制胜的。在《老子》的作者看来，打仗不但斗力，而且斗智，因而要“大智若愚”。打仗行军，要做到“善行者无辙迹”，不使敌人看出你的行迹，要“行无行”。拿着兵器要象没有拿兵器一样，要“执无兵”。至于恃骄轻敌，则是用兵者的大忌。在《老子》中，就明确指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这是指的如果轻敌，就必定会丧失自己的生命。《老子》把这一套荫薇自己，保存实力，后发制人的战术原则归结为“道隐”的思想，这和《孙子（武）兵法》说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子》一书中提出的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规律本身的辩证法。但是，《老子》比起一般的兵法来，有它自己独特的地方。它已经超过了军事斗争这一具体领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猜测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的联系。《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事物的存在都是相互依存的，如美丑、高下、大小、难易、长短、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生死、胜败、进退等，都是对立统一的。它还指出了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要走向反面的转化思想。毛主席在谈到矛盾的转化时说过：“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对《老子》一书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高度评价。但是，《老子》的作者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下层的政治代表，是没落的“柔弱”者。他虽然从社会大变动中总结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战略思想，妄图按照这一战略思想原则改变自己的柔弱的社会地位，而实际上这
    一战略思想对他所代表的没落阶级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只有进步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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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才能以弱胜强，战胜一切貌似强大的反动的庞然大物。比如在对战争性质的认识上，“道”经中就有这样的话：“以道佐人主者，不
    以兵强天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象这样不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把战争通通说成是“不祥”的东西，是《老子》一书局限性的表现。列宁说过：“战争虽然会引起种种灾祸和苦难，但它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它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衰颓和垂死的东西。”《老子》只看到战争的“其事好还”，把它说成是“不祥之器”，主张回到“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中去。这是一种倒退的主张，是消极的保守的。在战火纷飞的战国年代产生这种害怕战争的思想，反映了道家所代表的阶级特征。在战国，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在政治舞台上欣欣向荣，声势日盛。整个奴隶主阶级衰落了，而道家所代表的奴隶主下层更是弱中之弱，它对社会大变动深入发展所必然产生的战争充满了无穷的忧虑，它日夜担心着战争给自己的阶级带来的可悲命运，怕在战乱的旋涡中彻底完蛋。
    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完全不同。孙膑认为，用“仁义”“礼乐”等“以禁争夺”是“不可得”，主张“战胜而强”，用革命的暴力解决问题；商鞅也认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商君书·画策》)；韩非更明确地提出了“当今争于气力”的战斗口号(《韩非子·五蠹》)，主张奖励耕战之士。法家对战争的积极态度，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对统一天下的封建事业的胜利前景充满了信心。拿法家和道家一比，两者在对待战争的看法上抱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态度。
    《老子》这部兵书，.同其他兵家的兵书在认识路线上也不一样。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都是以朴素唯物论的观点来总结战争经验的，讲的是唯物论的“用兵之道”，始终没有离开战争这一具体领域，停留在战争规律的认识范围内，停留在军事辩证法的范围内。《老子》着重于战略思想的探讨和研究，从用兵之道引伸出一般思想规律和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它较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高明的地方。但是，这种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最终却被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所室息了，这却是它比孙武、孙膑等兵家要退步的地方。从“兵法”到“德”经，再从“德”经到“道”经，可以看出由于《老子》一书作者的阶级性的限制，在认识论上是怎样一步步地陷进客观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的。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德”经和“道”经，很可能不是同出于一人，甚至也可能不是同一批人的作品。我们在批判地继承《老子》这份历史遗产的时侯，要特别重视“德”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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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从社会变乱中总结出来的一套战略战术，是精华和糟粕互见的。从《老子》出发，可以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不同的阶级，或者是同一阶级中不同集团的思想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老子》一书通过改造而利用它，分别作出很不相同的解释。
    我国历史上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政治家，都注意从《老子》一书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养料。早在战国末期的韩非，为了发挥新兴地主阶级“能御万物”、“战易胜敌”的战斗精神，就特别重视研究《老子》，写下了《解老》、《喻老》这两篇战斗的哲学论文。在汉初，吕后、汉文帝、晁错等法家代表人物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胜利成果，披上了“黄老”的外衣，搞道表法里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到宋代，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王安石作《道德经集义》，据王夫之的《宋论》称，王安石特别赞扬了《老子》的战略思想是“奇策”。至于王夫之本人，则撰作了《老子衍》一书，借以发挥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政治观点。
    我国历史上的一些反动思想家、政治家，同样注意研究《老子》。与韩非同时的吕不韦，就从“老耽（聃）贵柔”中汲取玩弄权术的伸屈之道(《吕氏春秋·不二篇》)。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曾指出：《老子》一书“以为后世阴谋者法”(《這书·儒道》)，最先是从吕不韦一类儒家政治骗子开始的。
    《老子》书中有句名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指挥战争是这样，推广到认识论领域也是这样。人们认识世界，总是包括“知人”和“知己”两个方面。但是，《老子》的作者虽然从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出发，对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战略策略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它毕竟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要真正认识人类社会和自己所属的阶级，又谈何容易！《老子》还说过：“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是至今还用得着的真理。所谓“自胜”，就是克服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能做到这点的人，是强大有力的。《老子》的作者这句话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无法战胜剥削阶级的偏见。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无产阶级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剥削阶级，它能够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完全能够科学地认识人类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正确地认识战争和战争的规律，并正确地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学派和思潮作出恰当的评价。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的许多光辉的军事著作中对此曾作了精湛的研究和分析。今天，我们在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的时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发，去总结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这必将推动我们去更好地研究军事上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进一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把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地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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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谈思想发展的源和流
    试论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关系
    方海
    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如何从“源”和“流”的关系中辩证地探讨一种思想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这是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和评价一种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思想发展的“源”和“流”呢？所谓“源”，这是指的社会实践，是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所渭“流”，这是指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发展总是离不开前人的思想资料。从“源”和“流”的辩证关系中来研究思想的发展，就是要把一种思想放到一定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去，从当时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发展的关系上去作具体的考察。
    一定的思想、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主席在谈到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时就曾深刻地指出，社会实践、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文学艺术如此。一个学派、一个思想家也同样如此。他们的思想都是一定时期社会实践的产物，无不打上了深刻的阶级烙印。拿儒法斗争的研究来说，就不能离开对整个阶级斗争背景的考察。儒法斗争贯串于封建社会的全过程，并一直影响到现在。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和没落，各个时期的儒法斗争又有其很不相同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是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时代。在当时，儒法的对立直接反映了落
    后的奴隶主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对立。在秦汉之际及西汉王朝，统一的封建王朝已经建立起来了，儒法的对立反映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从秦王朝建立，一直到西汉王朝灭亡，将近二百五十年中间，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那些奴隶主阶级残余分子，或者钻入中央政权机构的内部，对地主阶级政权进行“挖心战”，如赵高在秦始皇死后所发动的沙丘反革命政变；或者同地方割据势力即地主阶级中出现的保守派勾结一起，如西汉初期的各地大工商奴隶主和地方诸侯王的勾结。直到汉景帝时削平了吴楚“七国之乱”，再经过汉武帝时对奴隶主商人所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全面反击，以及抗击匈奴战争的胜利，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才算稳定下来。在这时期中，站在儒家方面的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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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残余分子和地主阶级中的保守派即地方割据势力，而站在法家方面的则是中央机构中那些坚持全国统一的法家领导集团。这整整一个时代的革命和反动、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包括公开的和隐蔽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斗争，提供了极其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
    汉武帝后，奴隶主阶级复辟的危险基本上过去了。但是，儒法斗争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汉朝的元、成、哀、平四代，一代不如一代，儒家的地位越拾越高。西汉末年的王莽篡政，以及他所实行的全面复古、倒退的政治措施，这是从汉元帝以来所开始的推崇儒家的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王莽的复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在赤眉、绿林军所燃起的农民起义熊熊烈火中摧垮了。东汉政权，是一个篡夺了农民起义果实而以豪族大地主为支柱所建立起来的政权。汉光武刘秀是一个很不象样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假借“天命”做了皇帝，并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图谶于天下”。因此，东汉王朝的终始，是以豪族地主的门阀统治为其特征的。在这时期以及此后的儒法斗争，反映为豪族地主及出身于寒族的中小地主的对立和斗争。当时的-一些著名的法家如桓谭、王充等，就都是中小地主的代言人。他们不满于豪族地主的把持政权，要求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权力的重新分配，表现了一定的尊法反儒的倾向。但由于西汉以后，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成为过去，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法家思想已经开始为地主阶级所厌恶，而经过适当加工改造的儒家思想则适应了他们的需要。这种转化，是一个剥削阶级所不可改变的历史命运。即使是桓谭、王充那样的法家代表人物，也已经不如先秦法家商鞅、韩非那样地旗帜鲜明了。在这种情况下，从东汉一直到有宋一代，儒法斗争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儒家学说成为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法家则失去了新兴阶级代表的资格，成为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儒法斗争表现为在
    一定程度上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学派和正统的儒家学派的斗争。法家在这一时期中，针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而提出了某些改革，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并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是，他们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的日益尖锐的基本矛盾，不可能为封建制度找到一条出路。特别在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儒家在封建社会中越来越占统治地位，而法家也越来越受到儒家的压制、打击和迫害，尊儒反法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即明清以来，封建社会已逐步地走完了它的行程，在它的内部孕育着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这种萌芽是微弱的，局限于东南沿海范围，并不时地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摧残和扼杀。在这时期中，儒家被捧到了吓人的高度，儒家的经典则被奉为神圣的教条，而这时的法家，则以儒家的叛逆者面目出现，李贽、曹雪芹、龚自珍就是这样一些代表人物。他们对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一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黑暗状况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揭露。但是尽管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批判了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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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道，但却不愿或不敢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甚至不敢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在斗争中也不象西汉以前的法家那样对前途充满信心，而是充满着哀怨和绝望。他们对封建社会的现状不满，但又找不到一条新的出路。但是，他们在历史上是起了一定作用和作出一定贡献的。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提不出新的出路，但他们对旧社会的揭露，推动着人们对这个社会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这就为新的时代的到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对旧世界的破坏而不是对新世界的建设，但这破坏本身为新世界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后来，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其中的不少思想家包括章太炎等就利用了这一时期法家所提供的思想资料。
    综观封建社会的全过程，儒法在各个时期不仅有着不同的阶级基础，而且表现出不同的斗争内容、形式和特点。归根到底，这是由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所决定的。其实，儒法斗争不仅在封建社会前期、中期、后期起着不同的作用，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就是同
    一时期的法家思想，在不同的代表人物身上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汉初的贾谊、晁错、桑弘羊，虽都属于法家的代表人物，但随着斗争的日趋尖锐、激烈，他们的尊法反儒的思想倾向也都很不相同。贾谊生活在汉文帝时期。这时西汉王朝处在“天下初定”阶段，汉王朝同地方诸侯割据势力处于势均力敌的对峙局面。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下，贾谊虽然主张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对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了充分的肯定，但却没有鲜明地打出法家的旗号。同时，由于他曾经蒙受儒家的影响，在《过秦论》中对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作出了错误的分析。晁错生活在文帝、景帝时期。这时正是汉王朝开始解决吴楚七国诸侯割据的时候，斗争十分尖锐。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晁错的法家观点是比较鲜明的。他认真研究了申不害和商鞅的法家学说，提倡和执行了一条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法家路线。桑弘羊的法家思想则比贾谊、晁错更为鲜明。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了几
    十年，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执行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反对匈奴侵略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他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中经历了严重的考验，对执行法家路线抱有坚定的信念。当汉武帝死后出现大地主保守派和地方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倒退逆流的时候，桑弘羊坚决地捍卫汉武帝的路线，尖锐地批判孔孟之道，同儒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们具体考察了贾谊、晁错、桑弘羊这些历史人物所处的不同的阶级斗争环境，可以看出他们虽同属法家人物，但他们的思想内容和在当时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都具有不同的特征的。鲁迅说得好：“我总以为徜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我们强调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考察“源”，并不是说对“流”的研究就不重要了。任何思想都必须从前人积累下来的思想资料出发。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法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流派。韩非的思想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产物，但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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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法后王”的历史观，批判地继承了法家前驱的思想成就，综合了商鞅一派的“法”，申不害一派的“术”，慎到一派的“势”，利用了前人的思想资料，并且加以改造发展，把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对于在它以后的法家思想来说，就是“流”。先秦法家思想中的坚持革新、反对保守，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统一、反对分裂，为封建社会时期的许多法家所吸收和继承。同样，儒家思想也有它的继承性。孔丘、孟轲、董仲舒、朱熹等人，就他们复辟倒退的思想体系来说，同样也是一脉相承的。
    研究“流”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思想发展的一脉相承关系，而且还可以看到为什么同
    一阶级的思想家中会有其各别的特点。人们的思想都是某一特定时代阶级斗争、社会实践的产物，这是思想意识的共性。但是，在同一阶级的思想家中，由于各人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到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不同，也有其不同的个别特点。
    研究“流”，认识了思想发展的继承性，认识了思想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对我们认识今天的不同学派、不同思潮，认识今天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是十分有益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光辉著作中指出：“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今天，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同思潮和学派的斗争，就是过去的思想斗争的继续。这种斗争也是有党性的，是紧密地同现实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证明：各个阶级都是从现实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需要出发而吸收前人的思想资料的，并根据本阶级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发展的。研究儒法斗争必须研究阶级斗争。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斗争从来是有紧密联系的。我们今天之所以需要研究儒法斗争史，就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修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的产生也是有它的“源”和“流”的。要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就必须认真研究它的“源”和“流”。在中国，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就是反动的孔孟之道。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为了反革命复辟的需要，总要利用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我们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
    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必须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历史领域的大海里航行的指南针。我们只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才能正确处理“源”和“流”之间的关系，才能科学的、正确的研究儒法斗争史，从中理出一些革命的规律性的东西，来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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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器的发展和战国秦汉的
    阶级斗争
    卫
    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因此，人类社会历史的每一次大变动，革命的阶级总是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解放后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从大量地下发掘工作中进一步揭示的中国古代铁器的发展过程，正是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考察并剖析这个过程，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认识改变旧的上层建筑和旧的生产关系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教导，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鼓吹的唯生产力论。
    (一)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用铁了。一九七二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
    一座奴隶主的墓葬里发现了一件铁刃铜钺。墓葬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的早期，即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纪。这件铁刃铜钺不象是实用的兵器，看来是一种仪仗。铁刃上的铁，经过科学考查，证明是经过热变形和锤打，但是否经冶炼而成，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这件铁器的发现，说明早在三千多年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开始使用铁来制造用具；同时也说明，这种金属当时还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贵重物品，数量不多，并为奴隶主贵族所占有。
    西周以至春秋早期的社会生产状况，从地下发掘来看，同商代没有明显的不同。西周时期陕西西安沣西遗址，发现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中，没有一件是铁器，也没有青铜制造的农具。在这里，发现得最多的挖掘工具是骨铲，收割工具是蚌镰、蚌刀和石刀，谷物加工工具有石杵和石白。据文献记载，当时还普遍使用木制的耒耜。沣西，正处于西周政治中心的丰镐地区。这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尚且这样原始，其它地区可以推想而知。使用这些木、石、骨、蚌制成的农业工具，要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和深耕细作，自然都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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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做到的。
    到了春秋晚期，铁器的制造和使用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那就是：在农业生产中开始运用了铁制的生产工具。在徐楚和三晋这两个地区范围内，已发掘出一些铁器，其中包括凹字形锄、削等。这些铁器多数是一些小型的农具和工具，形制已此较成熟。正是由于铁器在农业生产中开始运用，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劳动成为可能，使封建制的新生产关系代替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的条件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春秋战国间社会大变革的契机。但是，也要看到，这种铁制的生产工具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当时的分布面还不广。多数经过系统发掘的春秋遗址如山西侯马、陕西沣西客省庄、郑州碧沙岗等处，仍然没有发现铁制的生产工具或用具。这说明，当时铁器的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还没有在农业生产中取得支配的地位。
    从商代藁城遗址开始，到春秋晚期止，前后经历了将近一千年的历史，铁器的发展是
    十分缓慢的。铁是一种比青铜便宜得多的金属，铁刊矿的分布也远较铜、锡矿为广泛。从铁矿石提炼海绵铁，所需温度比治炼青铜高不了很多。根据沣西西周遗址所出的青釉陶瓷碎片的鉴定，当时已可以取得这种温度（同样质地的青釉陶瓷，在早于殷墟文化期的商代
    二里冈文化期中已经出现)。在我国殷商时期治铜业已达到较高技术水平的情况下，把铁矿石锻打成熟铁，在技术上并不是难以达到的。为什么铁器的发展偏偏却如此缓慢呢？历史上，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的过程。可是，决定铁器的发展速度的，不是技术，而是生产关系，是社会制度。
    我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发展到西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没落、腐朽、反动的社会制度。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者，这生产者便是奴隶主能够当作牲畜来买卖和屠杀的奴隶。'奴隶的劳动是奴隶主倚仗皮鞭和棍棒来维持的。奴隶本身对生产完全不感兴趣，没有一点主动性。奴隶主贵族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却根本不愿去改进生产工具，也不肯把比较贵重的工具交给奴隶们使用，只是采用强制的手段，强迫奴隶使用那种最粗糙、最笨重而又不易损坏的工具进行劳动。正是这种极端野蛮残酷的奴隶制，成为当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楷。特别当春秋晚期铁器开始在农业生产中运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奴隶制旧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更加尖锐。要是不改变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铁器的大规模使用和推广就不可能。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二)
    春秋战国之间的社会生活中充满着异常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奴隶们最初是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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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亡。公元前六四二年的梁国就是因“民溃”而灭亡的。随着，就发生声势浩大的奴隶暴动和起义。春秋末年的柳下跖起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奴隶和平民这种大规模的逃亡、暴动和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动摇并摧毁了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使新的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有了建立和发展的可能。
    在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适应生产关系变革的需要，新兴地主阶级在一些国家里陆续夺取了政权，积极推行法家路线，展开变法运动，改变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
    经过一百多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到战国中期，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在各国基本确立起来。
    这时，所有制的状况、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奴隶解放出来的农民，由于得到了某些人身自由，有的还有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生产工具，
    一部分产品也可以归自己享用，开始对生产有了一定的兴趣。劳动群众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得到真正的大发展，是和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密切相关的。正是这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封建的个体农业经济，要求有更多更好的铁器供它使用。而已经取得政权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它们统治的经济基础，也要求在经济上得到发展。
    恩格斯指出：“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
    中国历史上铁器的第一次大发展，铁制生产工具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取得主导地位，正是在战国中期开始的。
    从文物考古工作者地下发掘的情况来看，战国初期铁器的种类和数量虽比春秋时期有所增加，但出土地点仍然集中在三晋、徐楚两个地区，种类大多是小件铁器和小农具，在生产上也还没有代替石、蚌器和青铜器而取得支配的地位。这种情况，显然是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还不稳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残余和奴隶主贵族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旧势力还相当强大所造成的。到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确立的战国中期，一个崭新的局面就展现在我们面前。铁器的使用，以空前的规模在全国各地推广。解放以来，北起辽宁，南至广东，东自山东半岛，西到四川、陕西，包括当时七国的广大地区都有战国的铁器出土。铁器的种类，大大增加，包括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许多方面。属于农业工具的有犁铧、䦆、面、锄、铲、镰等。属于手工业工具的有斧、刀、凿等。属于兵器的有剑、匕首、镞、铤等。《管子》的一些篇章中详细记载了各部门使用的铁工具的名称，认为必须有这些铁工具，“然后成为农”，“然后成为车”，“然后成为女”(《轻重工篇》)，并且着重指出：“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篇》)，大致就是这个时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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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器的大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农业生产中代替木、石农具，取得了主导的地位。河北石家庄市庄村的赵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在全部农具中占百分之六十五。河北兴隆发现的一批铁质铸范，共有四十副、八十七件，其中属于农具的，计二十八副、五十二件，占百分之七十。辽宁抚顺莲花堡的燕国遗址，出土的铁农具在全部农具中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大致都是战国中期以后的遗址。它同西周和春秋时期相比，是一个多么重大的变化！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大规模的开垦土地和深耕细作成为可能。在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铁农具中，䦆（有的称斧或锛）占着很大的数量。这是当时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开垦荒地留下的历史见证，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法家提倡“耕战”政策的反映。铁制的犁铧代替木制的耒耜，为牛耕的发展和推广提供了物质条件。舌是一种深挖向前翻土的工具。锄和铲除了掘土和翻土以外，还是一种除草松土的工具。镰刀是收割的工具。这些铁农具的出现，说明当时农业生产过程中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具，在耕作技术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铁器的使用，又为大规模的开发水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战国初期，西门豹为邺令时，已经引漳水以灌溉民田。到战国中期以后，一些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秦国的都江堰和郑国渠，还有稍后的灵渠，都开始兴修。秦始皇时期开凿的郑国渠，从泾水至洛水三百余里，渠道纵横交带，灌溉咸阳以北的田地四万多顷，使关中地区变成“泾渭之沃”，农业产量大为增加。
    在手工业部门中，铁制工具也逐渐代替青铜工具。燕下都遗址制骨场所发现的工具，几乎全部是铁制的，种类复杂，并有了专用工具。
    冶铁业的兴起，更是战国时期一项最重要的新兴手工业。山东临淄齐故城内属于战国时期的治铁遗址有四处，其中最大的-一处面积约四十余万平方米。河北易县燕下都城址内发现治铁遗址三处，总面积也达三十万平方米。铁质铸范，在河北兴隆县燕国治遗址和河北磁县柏阳城赵国遗址都有发现。它不仅可以连续使用，节省做泥范的时间和工序，铸出来的俦件也比铰精细，可以保证质量。河北石家庄出土的赵国铁斧，经科学考查，证明是初期的可锻铸铁件。它把俦件经过柔化，改变其含炭量和金属组织，克服铸件性脆易断裂的弱点，把铁器的制造技术向前摧进了一步。这种技术的出现，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金属加工技术的高度水平。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分工，从而也促进了商业的发达，促进了城市的大规模兴起。战国中期起，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面貌都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巨大变化。在封建社会建立的初期，社会生产力确实有了巨大的发展。这种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并不是自然发生、自然到来的，也不是先有了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恰恰相反，是在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经过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积极推行法家路线，摧毁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封建制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才有了广阔的发展余地。而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脱出来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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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手工业者，是封建社会生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也是新的生产工具的实际创造者。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社会生产力真正的大发展完全是由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们的辛勤劳动来实现的。
    (三)
    封建制度基本确立以后，社会生产力在蓬勃发展的同时还遇到两种阻力：一是封建诸侯国家的割据状态，另一是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这两种势力一一封建割据势力和奴隶主复辟势力一又总是紧紧勾结在一起的。
    斯大林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莫斯科八百
    周年的贺词》)
    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秦始皇，顺应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在短时间内统一了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
    五
    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包括颁布促进农业发展的“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秦国的统治虽然只有十几年，社会经济仍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反映在铁器制造方面的，是大型铁农具的开始出现。辉县周围村战国中期大墓和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战国铁犁，都是
    一种铁口犁，就是在木犁的头上加套一个铁口，而秦始皇陵附近却出土了长二十五厘米的全铁犁铧，这证明犁耕用的铁农具又有了显著的发展。只是由于秦朝的时间太短了，所以中央集权统一国家这种政治形式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还来不及充分地显示
    出来。
    秦始皇死后，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赵高篡夺了政权。从这时起，又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严重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经历了陈胜、吴广发动的农民大起义。在汉初，政治上经济上又经过一段相对的稳定时期。到汉武帝刘彻时，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大体上得到了巩固，这种政治制度对发展社会生产的巨大推进作用也就进一步显示出来。汉武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历史人物。他任用了法家的桑弘羊等人，继续推行法家路线。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打败了匈奴奴隶主贵族。同时，实行盐铁官营，禁止郡国俦钱，进一步打击地方豪强的割据势力。那时，冶铁业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已成为极为重要的经济部门。武帝以前，盐铁听任私人经营。结果，一小撮地方诸侯王、大豪强、大地主等乘机操纵，役使大批贫苦农民，使用大量奴隶劳动，大发横财。吴楚七国以及一些大工商奴隶主就是凭借着他们掌握了治铁、煮盐、铸钱等雄厚的经济实力，发动叛乱，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祸根。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是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大大地削弱了封建割据势力和工商奴隶主势力，符合历史进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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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帝推行盐铁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在全国产铁地区设立起四十多处铁官。地下发掘表明：一处铁官管理的治铁作坊一般不止一处。这些官营的冶铁作坊为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大量铁制工具，其中包括犁铧一类大型农具，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并把铁器的使用和治铁技术推广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去。
    中国历史上铁器的第二次大发展，正是在西汉中期大力推行盐铁官营政策的武帝、昭帝、宣帝时出现的。
    从地下发掘来看，西汉武帝以后的铁器发现，比这以前要多得多。不仅中原地区，就是一些边远地区如两广、云贵等，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铁器也很多。铁器的种类，比战国时期大大增加了。辽宁辽阳三道壕发掘的八座西汉民居房址中，每个房址都出土一批铁农具，包括犁铧、耧足、镬、面、耙、锄、镰等。这里发现的大型铁犁铧，长四十厘米，上口宽四十二厘米，厚十二厘米。陕西陇县和礼泉县还发现以铁口犁套在大型犁铧头上作为铧冠，说明西汉中期以后在这些地区已经普遍地使用牛耕，这种大型犁铧的采用，自然又大大加深了牛耕的破土深度。而耧足的出现，说明当时还采用了耧车播种，既可以提高播种的速度，调节种子的数量，并有开沟覆土等功用。在武器制造方面，汉初铁兵器虽已逐渐增加，但青铜兵器仍居主要地位；武帝以后，铁制兵器就逐渐代替青铜兵器而取得主要地位。在日常生活方面，铁器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铁釜逐渐替代陶釜而被普遍采用。剪刀、家用刀等也都在这时开始出现。铁器的大发展，对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活习惯的变化，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治铁业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许多治铁作坊从开矿、治炼到制出成品，整套程序都结合在一起进行。河南巩县发掘的铁生沟西汉治铁遗址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在这所冶铁遗址附近有丰富的铁矿和煤刊矿。遗址中发现成排的炼铁炉。这些炼铁炉的形状因用途不同而异，有炼海绵铁的炉，有排炉和长方形炉，有直接可炼成熟铁的圆形炉，有炒成钢的低温炒钢炉，有炼低炭钢的反射炉。用途相同的炼炉集中地排在一起。矿石在入炉前要经过筛选。炼炉附近发现有木炭、原煤和煤饼，分别用于不同形制的炼炉。除炼炉外，还有熔炉和锻炉。在这处冶铁遗址中，冶炼工序集中，设备相当齐全，使用的工具大部分为铁制，生产的器具以农具为主。充分显示了西汉武帝后治铁作坊的巨大规模和它同发展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在治铁技术方面，一个重要的发展是经过淬火柔化处理俦铁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山东薛城出土的铁斧，经科学方法分析，证明是经过柔化处理的俦铁器，白口组织已全部消除，成为完善的铁素体基体的黑心可锻铸铁。三道壕的刀和长沙的剑是用质量很好的高炭钢、中炭钢和锻铁制作的。长沙的铁剑是将铁料经过反复锻打和淬火处理后制成的。这些，也都反映了当时治铁技术的高度成就。
    西汉武帝后铁器生产的这一次大发展，充分显示了经秦末衣民大起义对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大扫荡，在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取得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这种政治制度对发展社会生产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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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毛主席教导我们：“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中国古代铁器发展的过程，正是有力地说明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是多么正确，多么深刻，多么重要。
    随着铁器的发现和逐步使用，个体生产逐渐成为可能，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在奴隶制社会内部一步步孕育和发展起来，最终导致了激烈的社会变革，把社会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这种激烈的社会变革并不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地、和平地到来的。旧制度是在毁坏，在解体；但是，代表着垂死的旧制度的-一小撮腐朽没落的反动势力决不会自动放弃阵地，他们一定要进行拚死的反抗。在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的过程中，必然是充满着尖锐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要经过革命才能实现。
    中国古代铁器的第一次大发展，出现在战国中期。这正是新兴的封建制替代反动的奴隶制的结果。铁器的第二次大发展，出现在汉武帝时。这又正是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封建割据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得到巩固的结果。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只有革命，才能粉碎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解放社会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只有革命，才能推动历史不断前进。在革命和生产的相互关系上，革命不能不居于首位。离开革命，幻想生产能有真正的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是一部人类社会历史包括中国古代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这个历史真理，正是对刘少奇、林彪、陈伯达这些政治骗子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最有力的批判。这一小撮政治骗子出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竭力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闭着眼晴叫嚷：“技术可以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他们的反动目的，无非是要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无比锐利的思想武器认真地剖析一下，用客观的历史事实对照一下，就不难一眼看透他们这些花言巧语的实质所在。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目的正是为了提高我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使我们更加认清这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散布的种种谬论的反动实质，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前进。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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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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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生产巩固政权
    《盐铁论》读后
    景
    池
    西汉中期的盐铁会议，是儒法两家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一场大论战。这次会议是围绕着盐铁官营的利弊存废而展开的，它的实质是
    一场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还是颠覆这个政权的政治斗争。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摆在新兴的封建政权面前的，既有中原地区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又有边境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奴隶主贵族的进攻，再加上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粮食的生产和供应非常不足。特别在灾情严重的地区，“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各种反动势力无不利用这种严重的形势，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正象西汉大夫娄敬对刘邦所说的：“陛下虽破关中，实少人。地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旦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汉书·娄敬传》)因此，当时西汉政权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就是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加强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刘邦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一方面加强地主阶级专政，下令把齐楚贵族昭、屈、景、怀、田氏和燕、赵、韩、魏等国的国君后代以及所谓“豪杰名家”等奴隶主余孽等十余万人，强迫迁移到长安附近，严加控制；另一方面，利用秦末农民起义对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打击而创造的有利条件，加强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先后颁布法令，规定长期征戍的“军吏卒”，可“以有功劳行（给）田宅”，并“复（免徭役)其身及户”，明确实行“农本”政策，奖励垦荒，招回流散逃亡的劳动人民，固定十五税一的租赋，并宣布因穷困而卖身为奴隶的人，一律免除其奴隶身份，并可因耕战有功而授给
    一定的爵禄。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等执政期间，又连续发布文告，反复强调“农”是“天下之大本”，“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在当时的法家代表人物贾谊、晁错的赞助利参与下，推行了一系列“趋（促）劝农桑，减省租赋”的措施。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在封建生产关系不断壮大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力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终于逐步摆脱和扭转了经济困窘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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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粮食的生产和储备一年此一年有所增加，出现了“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的景象(《国疾》)。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了，西汉王朝才有可能在粉碎韩信、彭越、黥布、卢绾等诸侯王的叛乱以后，又粉碎以吴王刘濞为头子的吴楚七国之乱，使“未得安枕而卧”的西汉动荡政局，得到了初步的稳定。
    但是，同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巩固的过程一样，封建生产关系同样也有一个发生、发展和巩固的过程。西汉中期，封建生产关系虽然已经建立并有了发展，但还很不巩同。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治铁、煮盐等工商业，仍然由奴隶制或者变相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统治着。代表这种极其反动、黑暗的生产关系的工商奴隶主和地方割据势力，各霸山头，扩充实力，以经济力量作后盾，同西汉封建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当时的情形，就象桑弘羊所说的：“往若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俦，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复古》)。能不能同这股政治上、经济上的反动势力作斗争，是关系到西汉封建中央政权能不能巩固、社会生产力能不能进一步发展的大问题。
    汉武帝刘彻看到了这种形势，他采纳了法家代表人物桑弘羊等人的正确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盐铁官营等政策，改变盐铁等业中的奴隶主所有制，用中央集权的封建所有制来代替。盐铁官营等政策实行三十多年的结果，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西汉初期，岁饥缺粮，将相只能乘坐牛车；而在西汉中期，粮食存储十分充足，长安城内往来的乘马已多达数万匹。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陆续兴修起来，成千上万的民工“举香为云，决渠为雨”，显示了劳动人民能够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和力量。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汉武帝的中央政权，从“盐铁之利”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力量，“足军旅之费”，“绝并兼之路”，“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非鞅》、《复古》、《力耕》)；并且有力量及时地镇压了当时淮南王、衡山王的分裂叛乱活动，沉重地打击了工商奴隶主和地方割据势力，多次粉碎了匈奴等奴隶主贵族向中原的窜扰，巩固了西汉封建政权。新兴的封建统治者在这场斗争中，客观上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达到了发展生产、巩固政权的目的。
    三
    刘彻死后的第七年，公元前八十一年的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展开了一场剧烈的斗争。一帮子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之流，其势汹汹地跳了出来，攻击盐铁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造成了“厨有腐肉，国有饥民”的结果。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国富民穷”。那怎么办呢？他们叫嚷只有“进本退末，广利农业”，“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才能“匡（救）当世之失”(《本议》、《利议)。这里，儒家鲜明地提出了一条同法家相对立的发展生产的路线。
    所谓“本”、“末”关系，就是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如何处理“本”、“末”关系，总是同一定的所有制关系联系着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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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抑末”的主张，作为破坏奴隶制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的舆论准备和实践步骤。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商鞅的“农战”政策，韩非的“辟草生粟”，荀况的“富国”主张等等，都是对奴隶主土地所有制一井田制的直接否定，是在破坏井田制的前提下发展封建地主经济的有力措施。法家重的是发展封建经济的“本”，抑的是掌握在大工商业奴隶主手里的“末”。有的人以为，先秦法家“抑末”是反对工商业，这完全是误解。自从社会第
    三次大分工分离出商人这个寄生阶级开始，大商业（那时手工业基本上从属于商业）就一直控制在奴隶主贵族手中。新兴的封建阶级不“抑末”即不打击工商奴隶主势力，就无法抬起头来。历史是不断前进的，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工商业以及其他各业也都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这时刘彻、桑弘羊的“重本抑末”，就是不准工商奴隶主经营盐铁等操纵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而是规定盐铁必须由封建国家经营，即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可见盐铁官营，是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刘彻、桑弘羊按照“世殊而事异”(《国疾>)的原则，将先秦法家“重本抑末”的主张发展为“本末并利”的主张，以适应巩固新兴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至于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纷纷叫嚷什么“末盛而本亏”，与先秦法家所指的本、末恰正相反。这个“末”，不是指的工商奴隶主掌握的“末”，而是指的盐铁官营。他们颂古非今，称赞汉文帝刘恒时期没有实行盐铁宫营是如何如何的好，“无盐铁之利而民富”(《非鞅>)。如今实行盐铁官营，他们一下子“穷”下来了。这是他们不能忍受的，因而迫不及待地发出“罢盐铁、退权利”和实行“分土井田”的叫嚣。显然，他们要“进”的是奴隶制度下的“本”，要“退”的是封建经济的“末（权利）”，要“分（裂）”的是西汉的国土，要“广利”的是在井田制关系下的“农业”。“分土井田”为儒家的“进本退末”作了最贴切的注脚，在他们的屁股上盖上了清晰的奴隶制纹章。
    贤良、文学之流的“进本退末”，表面上看来好象说的只是生产问题，实质上却是为了恢复奴隶制度。生产总是一定所有制关系下的生产，离开一定所有制关系的生产是没有的。因此，在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就有什么样性质的生产。西汉中期，如果按照贤良、文学之流去搞什么“进本退末”，那就是让工商奴隶主和地方割据势力重新控制冶铁，煮盐等国家经济命脉，并有可能导致井田制死灰复燃。桑弘羊指出了儒家这条路线的严重危害性，说：如果“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奸形成也”(《禁耕>)。这样下去，必然导致“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他在盐铁会议上，坚决摒弃了“分土井田”的反动路线，指出新兴的封建国家一定要“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轻重>)，强调“足民何必井田”(《力耕)，从而提出了一条“除秽锄豪”、“本末并利”的发展封建经济的路线。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一条正确的路线。西汉政权正是实行了这样一条路线，才巩固了封建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巩固了西汉中央政权。盐铁会议以后，曾经一度改变了这条路线，取消盐铁官营。结果怎样呢？不到三年，工商奴隶主残余势力利用盐铁私营，迅速增强了实力，造成了“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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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列宁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西汉中期，汉王朝面临着汉族奴隶主和匈奴族奴隶主互相勾结起来进行叛乱的问题。这是一桩放在西汉政权面前的头等大事。汉武帝刘彻执政的初期，由于盐铁等生产和经营被汉族工商奴隶主和地方割据势力所控制，他们不但不支持中央政权平叛，而且为叛乱活动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力量。当时，边境战事频繁，“兵连不解，县官大空”，可是那帮子“富商大贾，治铁鬻盐，财或累万金”，却根本“不佐公家之急”(《汉书·食货志》)，甚至同边境的匈奴奴隶主贵族互相勾结，图谋颠覆西汉封建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要打退北方的进攻，就需要有浩大的军费开支。桑弘羊看到了这一点，他建议刘彻实行盐铁官营等政策，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军事上的需要。这样做的结果，“万物流通”，“县官富实”，国家在军事行动中，“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汉书，食货志>)，不需要加重百姓的税赋负担，而使军旅有足够的军需物资供应，“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都赖此而得到保证，从而迅速得以“定三垂（陲，边境）之难”，并“一举”而使“匈奴震惧”。
    但是，贤良、文学之流却在盐铁会议上恶意攻击西汉中央政权为了保卫中原农业地区、稳定农业生产而采取的军事行动，诬蔑战争“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轻重》)，并进而要挟西汉中央政府“罢盐铁均输”，鼓吹什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本议)这样做的结果，势必拱手让中原农业地区被蹂躏于匈奴奴隶主贵族的铁蹄之下，使地方割据势力得到恶性的膨胀和发展，从而使建立了一百多年的西汉这个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国家面临着覆亡和复辟的危险。这在当时是一条彻底反动的政治路线。
    西汉时期儒法两家围绕着盐铁问题的斗争，从客观上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新兴阶级只有建立和发展新型的生产关系，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从而壮大新兴阶级的经济基础，增强新兴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进一步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一切反动没落阶级如贤良、文学之流尽管也打着发展生产的旗号，但是他们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叫嚷发展生产，恰恰暴露了他们妄图破坏新兴的生产关系、复辟反动的生产关系的阴谋。叛徒、卖国贼林彪采取的也是这一类手法，他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目的是要无产阶级丢掉政治，丢掉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丢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的所谓发展生产，实际上完全是为他的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服务的。因此，我们在发展生产问题上，必须善于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做到自觉地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达到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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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儒李佳白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员伍歌
    有这么一个外国人，口里整天价唸着“尊孔”经，从一八八三年到一九二七年，在中国的官场和学界活跃了四五十年。此人是谁？就是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他的一生，为建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反动文化同盟而奔走卖命，妄图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使中国人民永远处于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今天，把李佳白这个洋儒家拿出来示众，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帝、修、反的尊孔真相。
    (一)
    李佳白，一八五七年生于纽约劳莱尔一个牧师家庭。他出生这一年，英、法侵略者正在俄国和美国的配合下，联合发动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中国进一步向殖民主义国家“开放”。各国基督教教会中一些在国内找不到飞黄腾达机会的野心家，在“东方遍地都是黄金”的引诱下，纷纷渡海来华，妄图在所谓“海外布道”运动中把中国“基督教化”，从而为自己开辟一条平步青云的大道。李佳白的父亲看中了这条“捷径”，从小便教李佳白学习华语、华文，并要求他熟悉和精通孔孟之道。他父亲对他说：“中国儒教天人之辨，析入秒忽”①，是侵略中国必不可少的法宝。就这样，一直受着伪善、欺诈教育的李佳白学会了套野心家、阴谋家、刽子手的骗术。
    一八八二年，李佳白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了，次年被派来中国。美国政府为了争霸太平洋，夺取主宰中国的霸权，全力支持传教士窜入中国，作为侵略中国的尖兵。一八四
    五年派来中国的美国传教士还只有二十人，一八七六年就增至二一○人，一八八九年更增至五一三人。李佳白正是乘着这股浪潮，来到了中国的山东，投身于推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贩卖奴化思想的肮脏事业，把他的前途和美帝的殖民利益紧紧地系在一起。
    李佳白踏上中国大陆后，便在发展“基督教事业”，传布“西方福音”的幌子下，开始了搜集情报、抢占民产、进行麻醉人民的说教等一系列罪恶活动。一八八七年，他在济南亲自出马，代表济南长老会向山东巡抚提出在中国置产购地的无理要求，并指定要强买市内民房。他在遭到拒绝后，竞耍出了无赖手段。十一月二十八日“九点至十一点之间，李佳
    ①李佳白：《美国教士显考约翰府君行述》，见<万国公报》第九卷(1897年)第104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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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挟着被包，冲入该地住宅，命令住户空出房间，由他占领，致令住户的老幼妇孺惊愕莫名，手足无措…。”①
    以李佳白为首的济南美教士这一强占中国人民地产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据当时的上海外籍报纸记载，这一案件曾使济南人民“发生两次暴动”和至少“三次暴动威胁”②。由于美国飞调军舰，进行恫吓，济南官僚的可耻投降，他们霸占地产的阴谋暂时得逞。但是，李佳白的假象也随之被拆穿了，原来这个满口“福音”的传教士，就是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海盗。
    怎样才能在中国站住脚，并迅速扩大影响呢？李佳白记起了他老子的话，那就是求助于孔孟之道这块“敲门砖”。李佳白这个办法不是新发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林乐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后来到中国的沙俄特务盖沙令，都走的这条途径。不管是哪个帝国主义，凡是要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都必然要看中和使用孔孟之道这个腐朽、没落的反动思想武器。
    李佳白一到中国，就风尘仆仆赶到曲阜去朝拜孔老二。他“登其堂而瞻仰圣容”，感到孔老二“巍然在上”，表示无限向往。“既而幸叨眷佑”，又会见了被封为祀圣官的孔老二后裔。孔家店对“洋鬼子”一向格外照顾，李佳白一条干肉未送，就不仅“获闻教绪”，还得到了“锦联之赐”③。
    为了得心应手地利用孔孟之道去欺骗中国人民，李佳白把儒家的书和其它书籍对比着进行了反复研究，他“甚觉孔教之精深博大，实汪汪无涯，而其理，又至中庸平实，浅浅易见”④，最适合做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精神侵略的武器。于是，李佳白脱下教士衣，换上儒生服，头上梳起了发辫，一手持《圣经》，一手捧《四书》，出现在山东各地。这个俨然儒家之徒的美帝传教士，妄图“双轮齐驶”，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既能通达中国之学，中国之礼，则能与中国儒士官绅接见，情谊交孚”⑤，这是李佳白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利用“敲门砖”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他通过当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介绍，认识了李鸿章、翁同龢等清朝政府的要人。从此，他便“巧操中语，服中服”，“日出入王公大人及翰林、御史等之门”⑥，专在“北京高级社会阶层里工作”⑦，成了买办官僚们的座上客。
    一八九六一一八九七年，在中国维新变法运动日益高涨的阶段，李佳白发表了一系列包藏祸心的文章，如《探本穷源论》、《改政急便条议》、《东三省边防论》、《新命论》等等。
    ①<美国外交部档案》1888年第292一293页。
    ②同上，1892年第73一74页。
    ③李佳白：《上中朝政府书》，见<筹华刍言》第6页。
    ④李佳白：《孔教大学圣诞节演说>，见国际公报》1924年第47期。
    ⑤李佳白：《民教相安议上》，见《筹华刍言》第34页。
    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时务报》。
    ⑦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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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出变法“宜用西国大有声名，中外推服之人”①，妄图借“变法”之名，进一步夺取中国的主权。在《中国能化旧为新乃能以新存旧论》这篇文章里，李佳白特别强调了孔孟之道不能丢，“环地球，五大洲，数十百国…秉历代贤圣师儒之教，民气驯良，惟上所命，问有如中国者乎？无有也”②。他积极吹捧孔老二是“中国之至圣”③，“中国之古学”是“教民之本”④，胡说什么孔孟之道非但不能丢，还要“力崇实学，以扶儒业”⑤，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用孔孟之道来巩固他们的殖民统治，从而进一步在中国获得更大的侵略权益。既要尊孔，必定反法。李佳白在极力为孔老二涂脂抹粉的同时，对秦始皇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骂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的秦王朝是“暴秦”，说“盖自伏羲至成周，中土文明，日盛以盛，学术亦日广一日，…迨赢秦焚诗书百家语，以愚黔首，当时明备之学术，寝以放失”⑥，把秦始皇焚儒书的革命行动，说成是毁灭了文化，重弹历代反动派攻击秦始皇的滥调。李佳白抛出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不许中国自强，不许中国革新，以便牢牢控制清朝政府作为他们的驯服工其，让他们为所欲为地对中国掠夺、奴役。
    为了训练一批爪牙和帮凶，即“研炼儒者之才能，使中智以上之人能日增，即资之以变化庸众”⑦，李佳白“决意设立‘尚贤堂’，实事求是，以期培养人才”⑧，为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服务。
    一八九七年秋，李佳白获得当时美帝驻华公使田贝和清朝反动政府的正式批准，在北京建立了“对中国上层阶级工作的差会一中国国际学会，即‘尚贤堂’”。外国的传教士、清朝政府的政客、官僚、牛鬼蛇神，济济一堂，臭味相投，煞是热闹。用李佳白的话说：“尚贤堂第一次成为东西人士会合之地”⑨。随后，李佳白回到了美国，并去欧洲各国活动，到处吹嘘设立尚贤堂的侵略计划。在他的鼓动下，这一计划得到了法国、德国、英国、俄国等各国政府中重要人物的支持。沙俄的一家报纸还把这个在中国推行殖民政策的侵略分子称为“中国之救星”⑩，为李佳白的阴谋计划喝采。
    帝国主义的无止境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洋鬼子”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李佳白惊呼从“极乐之山上”一下“落入绝望之泥坑中”①，他的侵略据点“尚贤堂”被烧毁了，他本人右腕也受
    ①李佳白：飞新命论》，见<万国公报》1896年第95期。
    ②李佳白：《中国能化旧为新乃能以新存旧论》，见《筹华刍言第12页。
    ③李佳白：《广新学以辅旧学说》，见万国公报>1897年第102期。
    ④李佳白：《上中朝政府书》，见《筹华刍言》与《戊戌变法Ⅲ，二书所收文字有较大出入。
    ⑤李佳白：《拟请创设总学堂议》，见筹华刍言》第52页。
    ⑥李佳白：《广新学以辅旧学说》，见《筹华刍言》第43页。
    ⑦李佳白：《尚贤堂章程>，见万国公报》第九卷1897年第101期第17一18页。
    ⑧李佳白：《尚贤堂文录》，见《万国公报》第九卷1897年第102期第3页。
    ⑨李佳白：《卅余年之纪述》，见<国际公报》1927年。
    ①同上。
    ①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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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伤。当八个帝国主义的侵略联军向中国人民杀来的时候，李佳白顿时又象一只从血槽里逃出来的疯狗，撕破伪装狂叫：“如果瓜分即将着手，…在新机会的分配中，应取得平等的一份”①。他多方接应侵略联军，并亲任英军的翻译，为虎作伥。满嘴“仁爱”、“博爱”的李佳白，就是这样一个口蜜腹剑的侵略者。
    (二)
    义和团运动捣毁了设在北京的“尚贤堂”，李佳白便将它迁到了“冒险家的乐园”上海。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李佳白的侵略野心并没因此而收敛。在上海，他上窜下跳，活动猖獗，气焰嚣张。他“与北京官员，继续联络”，窥测时机。他还到宁波、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到处演讲，用孔孟之道和基督教思想的混合物去毒害中国人民。他日不暇接地“拜访名人及过沪之官员”，为奄奄一息的清朝反动统治打强心针。他办学校，“学生不必基督徒，无须做宗教礼拜”，重在以“道德宗教”“训导之”②。他不仅在毒害中国的现在，而且在毒害中国的将来，好让帝国主义永远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但是，义和团运动再一次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这些披着传教士外衣的侵略者的真面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在日益高涨。一九○五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组织了同盟会，这一年上海等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美爱国运动。为了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李佳白把孔老二“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③的破烂货当做法宝，到处“申之以孝梯之义”④。李佳白鼓吹“孝悌”，无非是要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上下一心，镇压人民的革命，从而把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双手拱送给帝国主义。他妄图靠“孝悌”来防止“社会之骚动兴起”，扑灭革命运动的烈火，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俯首帖耳地过活。
    李佳白用孔孟之道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维护清朝反动政府荷延残喘，得到了美国垄断财阀集团和清朝反动统治阶级的垂青。他的“尚贤堂”先后获得了美帝国主义二万金傍和
    一万三千两银子的资助。清朝卖国政府也赐予他白银二干两和“通志同伦”匾额一方，以表彰他“侵略有功”。
    在中国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一九一○年春天，即辛亥革命的前夕，李佳白再次溜回美国找其主子商讨对策。
    李佳白在美国接连不断到处发表演说，叫喊“现在中国所酝酿的人民权力”，“有泛驾横流之患”⑤。向主子发出了告急的信号。同时，李佳白打着保护中国“古老文化”的幌
    ①李佳白：<The crisis in China>,第47页。
    ②李佳白：《州余年之纪述》。
    ③李佳白：《论调和新旧学界之法》，见万国公报》1906年1月。
    ④李佳白：《治疾篇》，见《筹华刍言第20一21页。
    ⑤见《尚贤堂纪事》第7期第1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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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大谈“中国应不失其国之纲常名教”，“不得弃其经传”①，诬蔑革命派传播西方进步学说，“有舍其长而用其短之害”②，把腐朽反动的孔孟之道捧上了天。李佳白死抱着孔孟之道这根稻草不放，只能证明，孔孟之道是一切反动派用以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破烂的思想武器。但是，这丝毫挽救不了清朝反动阶级和李佳白之流必定要灭亡的命运。
    (三)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但革命的果实却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鲁迅：《从胡须说到牙齿>，1925年《坟》，《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39一340页)。为了复辟帝制，袁世凯祭起了孔老二的亡灵，一群清朝王公遗老和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买办文人，对民主共和恨之入骨，一个个想卷土重来，恢复失去了的天堂。他们组织了“孔教会”，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相呼应。李佳白早就哀叹：“如将清朝政府完全推翻，则危难甚大，余信革命之精神，如流行病之不可遏”③。于是，他们积极地为尊孔逆流推波助浪，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这伙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50页)，中外反动派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都结成了更紧密的反革命同盟。
    适应这股逆流的需要，李佳白扩大了“尚贤堂”，增设了“国粹科”，还特地聘请了“孔教会”的发起人之一姚丙然作“国粹科”的教务长，在组织上为“孔教”与“耶稣教”“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④创造条件。李佳白还以“联合中外、灌输新识”为号召，广泛征集会员。丁韪良、林乐知等美国老牌侵华分子固然是“尚贤堂”的永久会友孔教会的首脑人物陈焕章，遗老沈曾植，江西龙虎山道士张天师，也都成了李佳白的座上客。李佳白的“尚贤堂”，“尚”的就是这样一些魑魅魍魉，这完全是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顽固势力狼狈为奸的黑窝，它不断地向四面八方刮起了复辟的妖风。
    随着袁世凯黄袍加身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李佳白加紧了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的步伐。他胡说，“今欲改良政治，必须尊重孔教”⑤，至于“君主民主，不过名目之分，无关宏旨，不论可也”。李佳白不但把孔孟之道拾到“人类共通之原理”⑥的吓人高度，并且无耻地盗用“民意”的名义，说：“中国数千年来安于帝制，乐于尊皇”，“今虽改皇帝为总统，易君主为民主，然人民安于习惯，其心理上仍望有天与人归，秉权出治之一人”⑦。他居然把
    ①见<李佳白博士西历1911年在美演说摘要汇泽》《尚贤堂纪事》第2期第6册，
    ②同上。
    ③李佳白：《卅余年之纪述》。
    ④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尚贤堂纪事》第5期第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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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复辟帝制说成是“受天明命”。不仅如此，他还吹嘘袁世凯的卖国和独裁，使得“今日乃有最古最大最巩固最文明之中国出现于世界”①。肆无忌惮地为袁世凯称帝张目。“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5页）在李佳白大肆煽动尊孔复辟时，沙俄特务盖沙令也狗颠屁股地窜来中国。这个“生平好哲学”的反动分子，在李佳白的“尚贤堂”发表了《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的演说，把孔孟之道说成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国家新命之所托”，卖力支持袁世凯复辟，以便使袁世凯充当沙俄的儿皇帝。群魔乱舞，一片狂吠，十分乌烟瘴气。
    一九一三年六月，袁世凯发布了“尊孔令”，李佳白赶忙出版《尊孔》一书配合，说“孔教与民国，民国与孔教，均有密切之关系，孔教昌则民国愈固”。并别出心裁地建议办《尊孔报》，设立“尊孔”总机关。陈焕章等一伙复古小丑也向袁世凯呈献《孔教会请愿书》，一时间，立“孔教为国教”，“明定孔教为国教”的叫声甚嚣尘上。李佳白趁机兴风作浪，发表了《读孔教会请愿书》，说不定“孔教为国教”“大非民国前途之福”②，并盼望中国成为“孔教之国”③，以便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
    李佳白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开道，博得了袁世凯的欢心和重视，他的“尚贤堂”一次就得到了袁世凯三万五千两银子的奖赏。李佳白在北京发起“万教联合大会”，袁世凯不但供给会场和派军警保护，并派内务部次长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会捧场。因此，当时的《尚贤堂纪事》称这次黑会是“中国各地未曾有之盛会”。它恰好表现了“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情景。袁世凯在登上儿皇帝宝座之前，不但做了“离奇的古衣冠”，一次又一次的“尊孔衫圣”，并且一再通令全国中小学恢复尊孔读经。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佳白立即起面配合，到处鼓吹：“见华人倡言废经，极用骇惶，幸有恢复读经之议，并自基本小学起”①。他还胡说：孔教为“中国最优美之教，故中国人万万不可废弃，鄙人虽耶稣教徒，亦甚盼孔教之发达”；“今孔教徒虽未布满世界，然孔教之理固有不能不通行于世界”⑤。他板起面孔教训中国人“不可舍本逐末，图夷国粹”⑥，即只有尊孔读经，才算是“中国强盛之法”⑦。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起劲地给孔老二脸上涂上一道道油彩，为今日袁世凯一林彪唱起了挽歌，这和盖沙令、李佳白之流是同样的险恶用心。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的宪攻》，《毛泽东选集》第695页）蜉蝣托命原朝暮，魑魅穷形杂异同。·无论是李佳白这个小丑，或者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都不能阻
    ①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②见《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8期。
    ③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④李佳白：《论小学读经》，见《国际公报》1925年。
    ⑤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⑥李佳白：《浦东私立中学校之演说>，见<尚贤堂纪事>第6期第7册。
    ⑦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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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得住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更拖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四)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尊孔与复辟、尊孔与卖国、尊孔与侵略的关系。五四运动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李佳白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他惊呼“余来华四十余年，中国之乱，无时蔑有，而尤以近十余年来为更甚”①。面临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李佳白多么盼望有“崇圣重儒之举”②呀！李佳白扛着“复礼”的破旗向革命洪流进行了猖狂的反扑，他大骂五四运动是“无法无天”，中国的青年竟“不知三畏之义”，胡说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是“不知天命”，“不畏天”；“打倒孔家店”是“非毁孔圣，是不畏大人”；“学校不读经书，且禁读经书，是不畏圣人之言”③。中国人民起来“打倒孔家店”，打倒封建势力，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这是极大的好事。李佳白这些侵略分子对此如此痛心疾首，如丧考妣。这就更加证明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是确定不移的革命真理。
    一九二二年冬天，李佳白把“尚贤堂”又迁回了北京，同时，出版了一种叫做《国际公报》的刊物，借此大造反革命舆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批遭到“五四”革命运动冲击而不甘心灭亡的反动人物，如林琴南之流，很快的和李佳白紧紧地拥抱在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黑旗下。一个专搞尊孔复古的小团体一“中外睦友会”出现了，从这里吹起-一股股反对汹涌澎湃的工农革命运动的黑风。
    李佳白以十倍的热情、百倍的疯狂要使中国“非归于孔教之礼教不可”。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中国进行了一番“克已复礼”的周游，先后在北京、济南、山西、河南、安徽以及天津、上海等地发表尊孔的演说，特别强调“仁义礼智信五者”，“尤以礼之一字为人所可行”。他胡说什么：“凡人类之亲爱，世界之和平，莫不与礼有关”，“盖以礼为一大键”④。啊呀呀！没想到孔老二所鼓吹的吃人的“礼”，竟关系到“人类之亲爱”，“世界之和平”呢！这就怪不得今天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以及林彪之流也都要一个个祭起“克己复礼”这面破旗了。原来，劳动人民被奴隶主、地主、资本家残酷的剥削，竟是“人类之亲爱”。那么，超级大国到处侵占别国的领土，掠夺别国的资财，当然是为了“世界之和平”了。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
    怎样才能“复礼”呢？李佳白在“孔教大学”向一小撮儒家之徒传授了经验。他说：第
    一，“礼之用，亦收敛心志，检束身体”。戳穿了，不过是要承袭孔老二的“克己”、“韬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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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佳白：《不平安的安慰法》，见《国际公报》1927年。
    ②李佳白：《读大总统修崇曲阜孔庙书此》，见《国际公报》1924年。
    ③李佳白；孔教大学圣诞节演说》，见<国际公报》1924年第47期。
    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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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王充的《问孔》《刺孟》
    翟廷晋
    在东汉初期孔孟儒学取得独尊地位的情况下，王充公开举起了“伐孔”、“刺孟”的战斗旗帜。他用几十年的心血写下了《论衡》一书，《问孔》、《刺孟》是其中最有光彩的篇章。王充以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为靶子，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对孔丘和孟轲进行了公开的批判，尖锐揭露了孔学的虚伪性和反动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一下《问孔》、《刺孟》的战斗性和局限性，总结一下王充批孔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开展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会有帮助的。
    王充（公元27年一97年）生活的东汉前期，儒家的气焰十分嚣张。自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天人感应”的鬼话来神化孔丘以后，曾被法家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儒家思想，又逐步行时起来。到了西汉末年，封建统治者为了摆脱自己因农民起义而陷入的困境，就一反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的尊法反儒的进步传统，转而乞灵于孔孟之道。东汉王朝建立后，封建统治者继续朝着神化孔丘的方向滑下去，竟“颁图谶于天下”，以致于谶纬神学泛滥成灾，儒学成了官方的统治哲学。讖纬神学在神化封建帝王的同时，把孔丘说成是洞察未来的“先知”，是传达上帝旨意的“通天教主”。有的纬书宣扬：刘邦奉天命建立汉王朝这件事，上帝老早就告诉过孔丘了；孔丘已经在自己的著作中把汉朝的规章法度制定好了，等等。尽管这些鬼话纯是拙劣的捏造，但在当时却具有无上的权威。到了王充时的汉章帝，竟亲自出马主持白虎观会议，炮制了一部《白虎通义》，用“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去解释儒家经典，把儒家经典系统地加以神化，以适应反动的封建豪强集团的需要。那时候，谁敢对孔丘说个“不”字，就可以判以“非圣无法”的罪名，任意加以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反孔，成了敢不敢坚持进步、要求革新的试金石。
    正当东汉最高统治者召开白虎观会议之际，唯物主义者王充为了反对封建豪强势力的腐败统治，提出了“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的战斗口号，对儒家的祖师爷孔丘及其忠实信徒孟轲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当时的儒家之徒“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把孔丘的屁话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王充则认为，言论的正确与否，不能看是否符合孔孟之道，要看是不是与事实相“效验”，即应当以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为标准。在王充看来，不管是上帝的“启示”，还是孔丘的“圣谕”，都要拿到“事实”的审判台前来判定它们的正确与否。如果“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言繁说，众不见信”。就是说，凡是违反事实的言论，你就是滔滔不绝地说得天花乱坠，最后人们也总会识破你的。这里立论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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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是与法家韩非提出的“参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一脉相承的。尽管王充所说的“事实”还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践，但他能用事实作为检验言论正确与否的标推，并以此去反对孔孟儒家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斯然言论的正确与否要靠事实来检验，那么就不可能有什么生面知之者了。玉充用唯物论的思想武器，撕下了披在孔丘身上的“先知”的袈裟。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孔老二决不可能是什么“先知”，因为他的眼腈和耳朵，生下来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根本元法微到“达视远见，洞听潜闻，与天地谈，与鬼神言”。王充除了在《问孔》篇中揭露孔丘之言“虚妄不实”以外，还在《实知》篇中列举了十六条事例，戳穿了“圣人”生下来什么都知道的神话。例如他说：“匡人围孔子，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以违其害”，为什么偏要自投罗网呢？历史确实喜欢嘲养那些号称“先知”、“天才”的人。孔老二号称“先知”，但一生到处磁壁，最后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吹嘘自己是脑袋“特剔灵”的“天才”，陈伯达则吹嘘他是“能灭千年愚”的“智者”，但结果呢？却落得个在仓惶逃奔苏修的途中摔死在蒙古沙丘的下场。
    王充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打掉了孔丘的“先知”的神圣光圈以后，就进一步题掉了孔孟及其徒子徒孙手中的另一张王牌，即“天命论”。神秘主义天俞论是孔孟搞“克已复礼”的理论纲领，也是王充时代的“天人感应”利和谶纬神学的核心问题。王充不仅在《问孔》、《刺孟》篇中，前且在《论衡》的其它许多篇章中，都抓住这个问题进行了批判。这事实上是把批判孔老二和批判董仲舒结合起来，把批判天命论和批判谶纬神学结合起来，因而有力地打击了当时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
    在《问孔》、《刺孟》篇中，王充一再揭露了孔孟宣扬天命论的虚伪性：
    有一次，孔丘批评子贡不接受天命的安排，偏要去做生意；但同时又说子贡由于盘算精确，发了大财。王充反问道：孔老二一会儿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会儿又说凭人的智薏可以发财致富，这不是自已在打自己的嘴巴吗？王充又说：孔老二一方面骂子贡不接受天命的安排，去追求富贵，面自己却又周游列国，一心想升官发财，这不是说的一套，橄的一套吗？
    又有一次，孔老二拜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老“马上对子路发誓说：我如果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天老爷会惩罚我。对此，王充以卑视的语气讥讽说：孔丘的行为引起子路的怀疑，但他摆不出事实来说明自己光明正大，却把天老爷搬了出来，这种腔调，“与俗人解嫌，引天祝诅，何以异乎？”王充当时竟把孔老二骂作无聊的“俗人”，这是有意要使这位大“圣人”威信扫地。但是，王充还没有能够从路线上抓住问题的实质。其实，孔老二这位俗人并不“俗”，他是为了从反革命的政治上考虑问题，陷入了雅言之苦。孔老二一向骂卫灵公“无道”、“好色”，并且对南子的为人也很不以为然。现在又去拜会自己平时所“卑视”的人，子路当然不满。而孔丘的目的，是想通过“内线”获得卫灵公的重用，以便凭借卫国的地盘来恢复周礼。所以骂归骂，磕头归髓头。这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孟轲进一步发挥了孔丘的神秘主义天命论，大力宣扬君权神授，叫嚷什么“五百年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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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王充在《刺孟》篇中指出了孟轲理论上的错误和逻辑上的混乱，说孟轲的话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由帝普到尧，由尧到舜，由舜到禹，是一个接一个地统治天下的，那里是相隔什么五百年呢？王充还说，成王与周公共治天下，从周初到孟轲的时候已经七百年了，如果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话，为什么在这段期间却一直不出现圣王呢？王充又说：“如孟子之言，是谓天故生圣人也。”照孟轲的说法，是上帝有目的地命圣人下凡了。王充明确地宣布孟轲的话是“浮淫之语”，说他讲话不根据客观事实，信口开河，和“俗儒”没有什么区别。所谓“俗儒”，就是王充当时所卑视的一些“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的信徒。王充把他们和孔孟挂起钩来，说明孔孟正是这伙“俗儒”的祖师爷。例如董仲钉，就继承和发挥了孔孟的神秘主义天命论，根据“天之道终而复始”的循环论，编遣了一套黑、白、赤三统相互交替的反动历史观，说夏朝为黑统，商朝为白统，周朝为赤统；汉朝是直接继承周朝的，应为黑统。各种纬书和《白虎道义》中所说的“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的话，和董仲舒是一个腔调。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把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秦王朝放在眼里。事实上“汉承秦制”，而他们却偏说汉承“周统”。这表现了他们对坚决执行法家路线而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功绩的秦始皇的仇视。他们不愧为孔孟儒门的正宗嫡系。“先知”也好，“天命”也好，都不过是孔孟儒家这伙政治骗子的画皮。孔丘科孟轲这两个复辟奴隶制的野心家，都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两面派、伪君子。例如在对待“义”和“利”的问题上，孔孟明明都是利欲熏心之徒，但口头上却都一再标榜“义”，而反对讲“利”。孔老二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知浮云。”从表面上看，似乎清高得要不食人间烟火了。他们实际上又是怎祥的呢？王充进行了无情渴露：有一次，鲁国的公山弗扰占据费城背叛了季氏，派人诣孔老二去帮忙。他跃跃欲试，马上准备要去。可是，遭到了子路的反对。孔丘说：“如累他能重用我的话，我能把西周盛世再在东方复兴起来。”又有-一次，晋国的佛骄据守中牟以叛赵简子，也请孔丘蒂忙，他又准备去，子路又反对，同时还指责孔丘说：称不是说过，凡亲自做坏事的人，君子不应当和他搞在一起吗？孔丘抵赖不过，只得示认，是有这话。但是，话锋一转又说：我难道能象葫芦一样，只挂在那里作摆设而不吃饭吗？可见，孔丘因急于做官求俸禄，就不管投靠的是什么人了。王充质问说：你孔丘既然吹嘘对于不义的富贵，要看得象浮云一样轻，为什么又违背自已的“信仰”，去吃叛臣的俸禄呢？王充虽然没有从路线上认清孔丘的反动本质，
    但却揭露了孔丘假清高真贪欲的伪善面目。
    又有一次，孔丘对子贡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乍一看，好象既讲利又讲义，并没有把两者对立起来。当子贡进一步追问的时候，他就露了马脚。子贡问，食、兵、信三者不能兼而有之的时候，放弃什么？他说，先放弃兵，再放弃食，信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王充问道：“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弃礼义，信安立？”当然，王充这种“饥寒起盗心”的社会历史观也是不可能正确地说明问题，不过他以形式逻辑的方法揭露了孔孟那种离开利去谈义，离开食去谈信的欺人之谈，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轲学的完全是孔老二那一套。他说什么“孳孳为义若，舜之徒也”；“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也是把义利作为划分贵贱等级的标准。他对梁惠王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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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一口咬定君子只好讲义，不好讲利。王充反驳说，你孟轲不是就接受过宋王送的七十镒（一镒等于二十四两）金子和薛君送的五十镒金子吗？事实无情地揭穿了孟轲的假仁假义不过是骗人的鬼话罢了。
    孔孟假清高真贪欲这一套伪君子的骗术，成为后世儒家欺世盗名的法宝。董仲舒为了谋求高官，甚至“三年不窥园”，专心一志地去钻研孔孟之道，希望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但他嘴巴上却叫嚷什么“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昭帝时的反动儒生，为了维护工商奴隶主和地方恶霸的私利，不惜破坏中央集权，搞投降卖国的勾当。但他们却打出了“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旗号来反对盐铁官营，反诬法家桑弘羊“与民争利”。他们的“民”，正是那一小撮奴隶主残余和封建割据势力。他们正是“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
    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一个孔老二式的伪君子。他为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一门心思要篡党夺权。他满脑子里塞的都是“权！权！权！”明明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大野心家，但他却又假惺惺地说，自已随时准备“让贤”。真是无耻透顶。他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诬蔑劳动群众只知道“怎样搞钱”，“怎样搞米”，并且说他的思想与工入农民有“天壤之别”。这实际上就是孔老二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翻版。他真的不讲什么“利”吗？没有的事，他连做梦都在想着“一本万利”。这个所谓“万利”，就是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封建法西斯的林家王朝。
    另外，王充在《问孔》、《刺孟》中，还列举了孔孟大量的言论和行事，运用形式逻辑的两难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他们言论自相抵触、言行互相违背的丑态，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形象地再现了所谓“至圣”和“亚圣”既是不学无术的草包、又是招摇撞骗的反动政客的真面目。
    王充公开激烈地反儒，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的。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王充反儒是不彻底的。他的《论衡》一·书中充满了矛盾。比如，一方面大胆肯定了法家商鞅、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一方面却又对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若韩非进行了指责；一方面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批判了唯心论的天命论和有神论，一方面又陷入了宿命论的泥坑。即使是象《问孔》、《刺孟》这样的篇章，在尖锐批判孔孟思想的时候，也还没有抓住路线问题的实质，不能把现象上升到本质。
    在唯物主义者、进步思想家王充身上的这种矛盾现象，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王充之所以敢于指名道姓地批判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这是东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反对封建豪强集团顽固派的斗争的需要。他伐孔刺孟，正是代表一种社会势力在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即代表当时的进步革新派反对顽固守旧的豪强势力的腐败统治。早在西汉后期，由于农民起义的冲击，地主阶级统治的危机就不断加深，迫使统治阶级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分化，使一部分人从封建宝塔的上层或中层被抛弃出来。王充的家庭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缩影。他的上代曾经几世为汉王朝立过军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在豪强们的排挤或打击下，不久就沦为“细族孤门”，后来只有靠“农桑”、“贾贩”为业。所以，王充既不满地主阶级上层的寡头统治，同时又有机会接近生活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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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层的广大群众。他所进行的反对豪强的斗争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群众的支持。这样一来，王充的腰杆子有时就显得比较硬，表现出比较尖锐大胆的批判精神。但是，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王充总是担心整个封建制度的垮台。…方面要反对地主阶级中的守相顽固派，另-一方面，身旁又站着要求推翻封建统治的农民阶级。因而，象王充这祥的法家人物在反对儒家的斗争中，思想上往往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矛唐现象，既对儒家的思想有所非难，又对他的法家前辈在反孔斗争中的不妥协精神表现得不很理解。所以，王充在写《问孔》、《刺孟》的同时，又写了一篇《非韩》，对韩非“贵耕战而贱儒生”，把儒家列为“五藏”之首，表示不同意。王充在对当时流行的神秘主义天命论进行斗争时，通过牝判孔孟的天命论打击了“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但他却不能坚持新兴地主阶级处于夺权阶段的人定雖天的思想，认为人在自然界安排的“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从而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宿命论。这同荀祝、韩非的进取革新精神比较起来，是后退了一步。因此，他对天命论的批判，也同样不能从路线斗争上着眼，而只能是从形式逻辑方面加以揭露。读-一读王充的《问孔》、《刺孟》，可以帮助我们懂得：'没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锐利武器，是不可能彻底战胜孔孟之道的。我们研究历史上法家和进步思想家的著作，是为了有助于我们汲取过去反孔斗争的历史经验。而要彻底战胜孔孟之道，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只有这样，才能古为今用，使儒法斗争史的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巩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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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骗术。第二，李佳白认为“礼之用，和为贵”，“不知礼，则不能和让爱敬”①。换言之，就是要象袁世凯这样“礼让为国”，为了当“儿皇帝”，不惜让中国人民当亡国奴。
    五四运动后，李佳白在中国的“显赫地位”逐渐被“新派人物杜威、司徒雷登”所代替，但他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就在他临死的前一段时间，李佳白仍是念念不忘“以礼约身，以仁克己”，深感孔孟之道“其精微广大处，更多为耶说所不能及”，“恨不能完全了解，翻译以教西人”②。一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对孔老二的“克已复礼”如此铭刻于心，念念不忘，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革命照旧在前进，李佳白则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结束了他的反动一生。
    解剖李佳白这只麻雀，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尊孔，正是为了利用孔孟之道来征服中国。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鲁迅：《报“奇哉所谓…少》，见《集外集拾遗》）今天，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它们带头地起劲攻击我们批林批孔运动，为孔老二唱赞歌，正是妄图再次拾起孔孟之道这块“蔽门砖”，以挽救他们在中国失败的命运。历史是不会倒退的。到头来，他们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其结果必定是失败得更惨。
    ①李佳白：飞孔教大学圣诞节演说》，见<国际公报》1924年第47期。
    ②李佳白：《论小学读经》，见《国际公报》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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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韩非的《定法》篇
    孙国弟孙友信过文珠
    生活在战国未期的韩非，是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研究了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经验，批判地吸收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成果，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法”“术”“势”有机结合的法治理论。
    在韩非十多万字的著作《韩非子》中，《定法》是比较集中地阐明法治理论的重要篇章。它着重强调了“法”的重要性和“法”“术”结合的必要性，具体分析了“法”“术”分家的弊病，为新兴地主阶级的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韩非讲的“法”，包括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政策、法令，实际上是指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术”刚包括任免、考察、赏罚各级官吏的办法和手段，实际上是指保证新兴地主阶级如何在组织上得到巩固的策略措施。韩非所谓“法”“术”两者“不可一无”的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无非是说只有依靠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才能战胜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巩固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
    韩非在韩国所亲身经历的儒法斗争，实质上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复擗与反复辟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定法》篇就是这种斗争的产物。《定法》篇首先分析了韩国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状况。在战国末期的七国之中，韩国是较早推行法家路线，实行进步变革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前五三六年，郑国（韩灭郑后，与郑合一)的子产首创刑鼎；子产之后，又有邓析，倡新刑法，号称“竹刑”；公元前四○三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基本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直到公元前三五五年，韩昭侯起用法家政治家申不害为相，地主阶级的变革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据《史记·申不害列传》记载：在申不害为相的十余年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曾一度初步实现了“国治兵强”。但是，由于当时的韩国刚刚从奴隶制的晋国中分化出来，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都相当激烈。这种情况正如韩非所说的那样：“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虽然对“晋之故法”和“先君之令”实行了一些改革，但他并没有抓住改革和反改革的路线斗争的实质，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法治措施来贯彻“韩之新法”和“后君之令”，而去专讲用人之“术”，着眼于识别和清洗儿个“奸臣”，致使改革失败。所以，申不害死后不久，复辟的逆流就如黑云翻滚，笼罩了韩国。在韩宣惠王、韩襄玉时，大权实际上是落到了宗室贵族公仲明、公叔之流手里。这批“重人”(当权的重臣)“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孤愤》)，专门谋取一小最灰隶主贵族的私利。正是双隶主贵族复辟活动的抬头得势，导致了韩国新兴地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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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的衰弱。韩非作为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目睹“韩之削弱”(《史记·韩非列传>)，必然要从理论上回答造成这个局面的真正原因。
    为什么申不害变法收效甚微并且使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丧失掉呢？韩非认为这是“徒术而无法”的结果。申不害帮助韩昭侯以“术”治国，虽经十几年的艰苦过程，“而不至于霸王者”，主要原因是“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就是说，仅仅靠单纯的组织措施，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贯彻到底，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防止反动势力复辟的问题的。
    在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在韩国实行变法的同时，秦孝公起用商鞅在秦国大刀阔斧地实行了变法。韩非对商鞅变法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对商鞅采取的每一项法治政策都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但是，商鞅变法过程中也有问题，“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就是说，由于忽视了“知奸”之“术”，让一些混进秦国政权内部的奴隶主贵族窃取了变法的胜利果实。商鞅死后的一百年间，秦国的法治路线并没有变(“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奸臣却能利用秦国的富强，假公济私，扩大封地，出现了“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的局面。
    为什么商鞅变法未成就帝王之业，反而被奸邪之臣利用秦国的富强而扩张了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呢？韩非认为这是“徒法面无术”的结果。商鞅主持变法态度是坚决的，镇压奴隶主贵族也是严厉的，但是由于没有一套保证法治路线贯彻到底的策略措施，“无术以知奸”，致使暗藏的奴隶主贵族有机可投，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韩国和素国的斗争实践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表明，“徒术而无法”不行，“徒法而无术”也不行。韩非对战国时期攻击地主阶级变法的孟轲、昌不韦之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他并不是盲目地肯定一切，而是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一方面充分肯定商鞅、申不害等前期法家的变法理论及其实践，另一方面又从他们变法的实践中找到了理论上的问题，看到了申、商“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在韩非看来，商鞅的不足之处在于“法虽勤布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申不害的不足之处则在于“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
    申不害、商鞅的变法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经过实践的检验又暴露了理论的不完善的弱点，这是不奇怪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历史上法家理论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也是这样。到了韩非所处的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实践，比起申不害、商鞅所处的战国中期，又要丰富得多了。这就决定了韩非有可能在理论上达到比申、商更为完善的地步。事实上，正是由于变法实践的深入越来越清楚地暴露了“法”“术”分离的弊病，才能使韩非认识到如同衣食“皆养生之具”而不可
    一无一样，“法”“术”也是“不可一无”的“帝王之具”，并从而立足于战国末期的斗争实践，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成果，总结出“法”“术”有机结合的理论来。
    韩非特别强调了“以法为本”(《饰邪》)，认为“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韩非在《定法》中明确指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又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意思是：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法令，使法治路线深入人心，由大家来贯彻执行，并且以遵守和违背法治路线为是非标淮，做到赏罚分明，一丝不苟。说到底，韩非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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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法”，就是地主阶级专政。它当然有残酷镇压农民的一面，这是地主阶级本性所决定了的。但从韩非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有度》)等来看，在当时主要矛头是针对搞复辟的奴隶主贵族的，在历史上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应该说，有了这样一条反对复辟倒退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才有可能制订出一套反复辟倒退的斗争策略和组织措施。
    正确路线的贯彻，要有相应的斗争策略和组织措施来为它服务。战国末期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严酷现实，使韩非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虽然对申不害“未尽于法”而专讲用人之“术”提出了批评，但并不是不要“术”。相反，韩非是很重视“术”的。《定法》篇指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若也，此人主之所执也。”认为“术”是万万不可忽视的。韩非的意思是说，要按照人的才能来派定官职，使各级官吏真正充职，这实际上是一条“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还要对群臣暗中进行考察，这具体指的就是识别儒家一类政治骗子，防止奴隶主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篡权。韩非强调这一点，是法家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拿韩非的故乡韩国来说吧，那时候钻进政权机关内部的“当涂之人”，对法家人物或“以公法而诛之”，或“以私剑而穷之”(《孤愤》)，杀人是不眨眼的。压制、打击、陷害总是伴随着法家的政治活动接踵而来，韩非自己就受到过“危于身而殆于躯”（问田》）的人身威胁。所以，韩非强调“术”为“法”服务，决不是偶然的。
    在阶级社会里，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反动的政治路线、革命的策略措施和反革命的策略措施总是相对立而存在的。韩非等法家的“法”是针对儒家的“礼”，“术”是针对儒家的“奸”提出来的。因此，法治理论本质上是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的理论。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一个完整地提出法、术、势有机结合的法治理论的代表，则是韩非。
    韩非的《定法》篇，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家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和《难势》篇结合一起，基本上完成了一套“以法为本”的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这套理论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革命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主要是依靠了一条正确的法治路线，有一个以李斯、尉缭等法家代表人物为核心的好的战斗集体。秦以后，桑弘羊、曹操、柳宗元等法家都大力推崇和肯定韩非《定法》篇中所阐明的“法”“术”思想。可以说，《定法》篇是法家手中的一把犀利的钢刀。
    《定法》篇作为地主阶级的理论著作，当然有它的阶级局限性。韩非在反奴隶制复辟的战斗中，是勇敢的理论斗土。但他毕竟是剥削阶级的一员，因而总是由于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反对奴隶制复辟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感到势孤力单。他在《定法》中说的“君无术则弊于上”“主无术以知奸”一类话，都是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地主阶级的头子身上，这就是其局限性的具体表现之一。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看，韩非在战国末期反复辟斗争中强调的“法”“术”思想，仍不失为一种进步的理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的阶级要战胜反革命的阶级，总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总要有一套正确的斗争策略和组织措施。韩非重视这一点，是正确的。毛主席说过：“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这就是毛主席总结了整个阶级斗争经验所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我们党战胜历次机会主义头子的经验，反复地证明了这是一条伟大的真理。我们有毛主席制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有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必将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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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毛主席军事著作批判韩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论莱芜战役
    史
    锋
    莱芜战役，是我华东野战军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九四七年初在山东省莱芜地区进行的一次著名的运动歼灭战。这次战役，是我军遵循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大踏步前进和后退，在运动中大量歼政的光辉战例。当时，蒋匪军分南北两路气势汹地向我山东獬放区大举进攻。我军弃强攻弱，避实捣虚，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以“个纵队零一个师阻击南线之敌八个整编师（军）的进攻，集中野战军主力八个纵队求歼北线之敌李仙洲集团三个军。战斗自二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三日结束，共歼敌五万六千余人。莱芜战役中我军南征北战，生动而具体地体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剖析这一战役，对于我们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很有意义的。
    主动诱敌深入，创造有利战机
    莱芜战役发生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现在先来介绍这次战役的背景。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战争
    一开始，敌人投入华东战场的兵力为其进攻獬放区兵力的三分之一，即六十二个旅（师）约
    五十万正规军，企图挟其军事上的暂时优势，迅速侵占我解放区，歼灭或驱逐我军。我军面对着这伙在军事上占暂时优势的敌人，根据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路方针，坚持战略上的内线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当时，华东我军全部兵力为四十二万人，其中野战军十三万人。我军首先分别在苏中、淮北、淮南、胶济路和鲁南诸方向上打击进犯之敌，使敌人进攻的兵锋受到了顿挫，并从中积累了一定的新的作战经验。接着，在宿北成役和鲁南战役中歼敌三个整编师，重创进犯之敌。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共歼敌近二十万人。在全国，敌人的全面进攻也已颜于被产。就在这时，毛主席、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的作战任务；指示华东我军，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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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半月至二个月内再歼敌十个旅左右。莱芜战役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根据毛主席的上述战略部署进行的次运动歼灭战。
    毛主席指出：“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在莱芜战役前夕，华东全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进行了统整编，正式组成华东野战军，直辖十一个步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共二十七万人。地方部队共约三十万人。部队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使野战军的领导机关集中和掌握了大量的主力，从而保证了大规模的运动战的组织和实施。一九四七年一月初鲁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主力全部集结于山东解放区中心城市临沂周围地区，抓紧两个战役的间隙进行了休整。全军结合战争实践学习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进行了作战训练，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和统一领争，进一步提高和加遐了作战能力。
    就在这时，蒋介石侦悉我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地区，沃为临沂是东解放区的首府，我军必将固守。为此，他急忙制订了所谓“鲁南会战”计划，集中了二十三个整编师（军），五
    十三个旅（师）的兵力，安图在临祈地区与我军“决战”。这些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且在第一线实施进攻的达全部兵力的半数以上。蒋匪军的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直接指挥这一进攻，狂叫“党国成败，全看鲁南…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蒋介石还亲飞徐州向陈诚面授机宜。敌采取以临沂、蒙阴为目标，南比对进，夹击我军的部署。南线以整编
    十九师师长欧震指挥的八个整编师、二十个旅为主要突击集团，自台儿庄、新安镇、城头一线分三路北犯临沂。北线以徐州绥署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的三个军九个师为辅助突击集团，由明水、淄川、博山经莱芜、新泰南犯，企图乘虚进占蒙阴，捣毁我后方基地，以配合其南线的进攻。一时间气势汹汹，张牙舞爪地扑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针对敌人进攻临沂的企图和部署，毛主席、中央军委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电示华东野战军：陈城直接指挥之进攻，将于不久时间发动，我军似以待其进攻再打为有利。这样做的结果，一可使我军获得充分休整时间，二可打敌立足未稳，三可连续作战歼灭多数之敌。三十一日又电示：落军日内即将进攻，似此甚有利于我在野战中大量歼敌，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宜行动过早。二月四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又电示我军：敌愈深入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不求急效，并淮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我必能胜利；目前澉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占领临沂，你们切不矿上当。毛主席的指示，体现了“诱敌深入”、“后发制人”这个重要的战略思想，是莱芜战役得以顺利实施的根本保证。
    从当时的战场惰况来看，南线政人鉴于宿北、鲁南战役的教训，采耍了“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缓慢地平推式地向前进犯。我军虽采用各种手段逼政突出-一路，但均未成功。且敌兵力集中，不易分割，因而缺乏良好的战机。但是我军主力集结于临沂周围，却起了诱使北线之敌孤军南进的作用。北线敌人因我主力南下，遂放胆南进我鲁中解放区腹地，其先头部队于二月四日到达菜芜。当时这支敌军孤军深入，态势突出，兵力分散。其中除·个军为蒋军嫡系外，其余两个军原为桂系和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如我军突然转兵北上，出敌不意，歼灭该集团，不仗可以打破南北夹击我军的计
    单县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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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而且还可以进击胶济线，打通鲁中、胶东、渤海三个根据地的联系，巩固我后方；然后休整部队，以逸待劳，从容打击南线之敌，使我军完全居于主动地位。
    正当战役发展的这一关键时刻，毛主席指示我军坚决实行北上歼敌的决策，并指示我军在-一星期至十天内在原地整训，对敌应摆出一副集中全力打南面之敌的模样，诱使北线之敌放手南进，深入莱芜、新泰，然后秘密移动全军，歼灭李仙洲集团，攻占胶济线。毛主席的这一指示，适时地抓住了有利的战机，为我军制定了举行莱芜战役的重要决策，并为实现这一战役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走是为了更好的打，为着打必须实行走
    华东野战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利用南线之敌急于寻求我军主力决战的心理，命令主力立即隐蔽北上，而布置我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在临沂南面采取宽正面的部署，摆开
    一副“决战”的架势，节节阻击以迷惑敌人，使敌人误认作是我军的全部主力，从而诱使北线之敌放手南进。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我军还安排了一个“声东击西”的妙计：在我军主力秘密向胶济线运动的同时，布置地方武装进逼津浦路上的兖州，并在山东西部运河上架桥，造成我军将西渡运河的假象，以隐蔽我军的意图。二月十日晚，我军主力分三路隐薇北上，日夜兼程，向莱芜地区前进，揭开了莱芜战役的序幕。
    我军根据毛主席的“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指导原侧，在主力北上的同时，决定主动放弃临沂。这一决策对于莱芜战役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主席指出：“有些时机，为着集中兵力歼击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我军暂时放弃临祈，是为了换取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的胜利。敌人以为我必固守临沂，而集中大量兵力于临祈地区，寻求我主力进行决战。我放弃临沂，主动避开不利的决战，置敌人重兵于无用之地；而我军则由于采取这一步骤得以迅速调动兵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菜芜地区，为全歼北线敌军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
    我军放弃临沂，挥师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的果断决策，是根据毛主席的运动战的思想而制定的。运动战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的流动性，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我军离开临祈地区，北上莱芜，南征北战，正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方针。打得赢不打是机会主义，打不赢硬打是冒险主义。我军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不在临沂地区打，却长途跋涉，向莱芜地区走，这个走正是为着更好地打。这种走，从形式上看是被动的利后退的，然而在实质上却是主动的和前进的，是歼灭敌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我军在北进途中，采取了边走、边布置、边动员、边准备的办法，抓紧时机召开干部和连队的各种会议，传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放弃临沂、北上歼敌的指示，进一步用毛主席的运动战思想教育全军。“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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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芜战役前敌我情况和作战企图要图
    1947年1月31日一2月19日
    23师h0纵
    图
    例
    张店
    我军租击
    齐南
    川
    7师
    齐河
    我军部暑
    敌人行动
    敌人企图
    泰安
    二十二二二9纵
    10纵
    欠(1)师
    十独立师
    羊流店0
    水
    8纵
    地武
    新10师
    庄
    16纵
    47纵
    2月10日
    费县
    莱芜战役经过图
    12.3.4.6.18纵…
    1947年2月20日-23y
    新36师-布庄
    博山
    有住
    2纷
    10织
    77
    欠く1>师
    华埠
    十独立师)
    新36师
    2月7日
    8纵
    2月3
    白塔埠
    11师
    了4原
    ⊙竹域
    —57师
    小官庄
    9纵
    59廓
    64师
    83师
    桃林⊙一2月3
    42集团军海州
    方下
    阿湖
    ©县
    新安
    军
    65师
    67师（龄
    1纵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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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但是，“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广大指战员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联系着过去多次的运动战的经验，更加懂得运动与歼敌、走路和打胜仗的辩证关系，个个心明眼亮，人人精神振奋。部队冒着严寒，日行百里，每天傍晚出发，黎明宿营，情绪十分饱满，斗志更加昂扬。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了适应我军南征北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需要，山东各地党、政和群众组织，依据我军作战部署，立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面指示鲁中各地政府就地支拔部队所需粮秣柴草，动员群众通宵达旦地替部队蘑面、碾米、烙煎饼、缝鞋袜；一面急调担架队、运输队、野战医院随军北进。鲁中地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地雷战，日夜袭扰敌人，积极为部队带路，侦察敌情，封锁消息，保障了野战军顺利地隐蔽北上。整个鲁中地区，山上山下、村村户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投入了支前热潮，我军到了哪里，人民的援助就跟到哪里，粮草和弹药就送到哪里。这是一幅多么雄伟壮丽的人民战争的图景呵！
    我军主力北上后，南线敌人于二月十五日爬进了临沂。此时，坐镇济南的敌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侦悉我军主力向北的行动。他既怕我军围歼孤军深入的李仙洲集团，又顾虑济南兵力空虚，乃于十六日命令李仙洲集团全线后缩，把四十六军由新泰撤回到颜庄，把七十三军及李仙洲总部从颜庄撤退到莱芜，又把第十二军之新三十六师由蒙阴寨撤回到吐丝口，该军主力则退到明水。但蒋介石和陈诚却根据部下捏造的战绩，大肆暄嚣“在临沂外围消灭共军十六个旅”；加上从航空侦察中得悉我军有部队西移，并在运河上架桥，即误认为我军放弃临沂是由于“伤亡巨大，不堪再战”，可能向黄河以北“窜逃”。因此，严令王耀武、李仙洲再度南进，确保新泰、莱芜。王耀武于十七日复令四十六军重占新泰，七
    十三军-一九三师进占颜庄。蒋介石的命令正好成了北线五、六万蒋军的催命符。他们刚想拔腿溜跑，蒋介石的这儿道命令又把他们给赶回到鬼门关来了。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已中了我军“声东击西”之计。这时，我军主力已经向李仙洲集团步步进逼，敌军北线集团已无法逃脱全军被歼的命运了。
    四面包围，力求全歼
    当李仙洲集团收缩时，我军坚持既定决心，在主力未到齐时不惊动敌人，命令各部队继续向预定地区隐蔽集结，以待主力集中，对敌形成四面包围的态势，力求全歼敌人。“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我军以最大的耐心，在主力未完成集结前不惊动敌人，不仓促发起攻击，这是使莱芜战役能金歼敌人的…个重要保证。
    当李仙湖集团再度南犯至新泰附近时，我军已完成了战役展开，并迅速向莱芜东西地区进逼。十九日，我主力已对敌形成包围态势。此时，陈诚、王耀武才最后判明我军的真实动向。为了摆脱李仙洲集团被歼灭命运，陈诚慌忙命令该集团向莱芜收缩，并令驻新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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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四十六军连夜北撤到颜庄，第一九三师由颜庄退到莱芜和七十三军靠拢，并令在博山的
    七十三军之七十七师迅速南下莱芜归建。但是，敌人想摆脱我军的合围为时已晚，我军已从四面八方辅天盖地地向莱芜城压上来了。针对敌人的收缩态势、我军确定了如下的战役部署：以第八、第九纵队主力埋伏于博山、菜芜间伏击敌七十七师；以第六纵队攻击吐丝口及其以北之新三十六师；以第十纵队并指挥独立师攻古锦阳关，阻击可能由明水南援之敌；以第一纵队（附第八纵队-一个师）攻击莱芜之李仙洲总部、第七十三军军部及其第十
    五师；以第四纵队攻歼颜庄的第…九三师，如该敌撤回莱芜，即协同第一纵队会攻莱芜；以第七纵队切断敌四十六军与莱芜的联系，并担任战役总颈备队，另调在南线牵制敢人的第
    二纵队主力迅速北上参战。一场围歼李仙洲集团的大规模的歼灭战即将开始了。
    在运动中各个歼敌
    著名的莱芜战役，是以我军围歼敌第七十七师面正式展开的。二月二十日拂晓前，我军第八、第九纵队进到和庄与不动（地名）两侧地区。和庄在博山城南三十多里，距莱芜城北六十多里，是博山到莱芜的必经之地。上午十时，由博山南下之敌七十七师全部进入我预伏地区。“打！”一声令下，各攻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发起冲锋。敌人猝不及防，仅-一天时间就被我军全部歼灭。这一仗，我军集中五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采取四面包围，打敌于运动之中，收到了全歼和速决的效果。我军首战告捷。
    我军主力亦于二十日晚对敌发起全线进攻。第一纵队经过物夜的战斗，攻占了莱芜城西、北郊外各要点。第十纵队改古了锦阳关，歼灭附近各据点之敌大部。第六纵队插到敌人背后，猛攻敌人粮草屯集点吐丝口。经过一夜的邀战，吐丝口外围的一团蒋军被我全歼。我军包围了吐丝口，李仙洲集团仅有的一条后路也被我军切断了。
    二十二日上午，敌四十六军退入莱芜城，连同七十三军，敌人共两个军猬集于莱芜城内。此时，我军估计敌两个军有固守或向北突围的两种可能，乃决定以第一、第二、第七共
    三个纵队组成西突击兵团，第四、第八两个纵队组成东突击兵团，以第六纵队攻歼吐丝口之敌，并担任堵敌北窜任务。同时确定如敌固守莱芜，则于十三日晚从东西两面对敌实施总攻；如敌向北突围，则在运动中聚歼敌于莱芜城和吐丝口之间地区。但是，我军根据毛主席的“打运动中之敌”和“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入”的指示，首先是力求把敌人引出城外，在运动中予以歼灭。运动中的敌人，脱离了原来设置的阵地，没有工事可以依托，它所拥有的优势的技术装备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加上敌人在逃审过程中士气必然低落，军无斗志，比较易于歼灭。同时，这样做的结果，还可以发挥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特长，在野战中迅速歼敌。为此，我军一方面在莱芜城下不断施加压力，造成对守敌的严重威胁，另
    一方面，在北边给李仙洲放开一条通路，引诱敌人向吐丝口方向突围，“调”敌到城外我额置的战场。
    李仙洲集团两个军猬缩莱芜城内后，王耀武深怕该集团被歼而威胁济南和胶济线，图
    而命令李仙洲率部迅速向北突围。二十三H清晨，李仙洲以其总部及全部辎重车辆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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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七十三军在左，四十六军在右，率队并列向北突围。我军决心放敌前进，等到李仙洲队伍的后尾脱离莱芜、矿山的既设阵地而进入我预设之袋形阵地时再行出击。十时许，敌先头部以在吐丝口以南遭到我正面堵击部队的顽强抗击。中午，敌后尾脱离了莱芜。我东、西突击兵团立刻派一部分部队迅速抢占莱芜、矿山，封住了袋口。李仙洲集团五、六万人被堵在北铺、芹庄、高家洼这一块东西只有八里、南北只有十五里的狭小地段上，真是前进无门，后退无路，到处都是天罗地网，插翅也难飞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于下午一对对敌发起总攻。各路大军以菲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钓之力，猛插政阵，采取了穿插分割的战法，迅速楔入敌之纵深，肢解被围之敌。霎时间，蒋军队伍被腰斩数段，撕裂成无数碎块。战场的这一角，我军猛烈的炮火压住了敌人的火力，打哑了敌人的大炮。领头的几辆蒋军汽车被我炮火击中起火，后边的汽车、炮车和吉普车立即被堵塞在公路上。蒋军人马你挤我撞，互相践踏，炮不能放，枪不能打，只有挨揍之份，没有招架之力了。在战场的另一角，蒋军上万人马被我军追歼于一块大沙滩上，旷野之中，无处躲藏，象被打伤的狼一样，到处乱窜。当我军战士们冲进沙滩时，只见蒋军有的如鸵鸟一般，头结在汽车底下，屁股镢在外面，有的举枪下跪，直喊“饶命”。整个战场到处都是“缴枪不杀”的喊杀声，没死的敌人都成了我军的俘虏。这一场围歼战，只打了四个小时，到下午五时，战斗就胜利结束。当月亮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战场上已听不见枪炮声，到处是一片片黑压压的俘虏群和一堆雅数不尽的战利品：枪炮、坦克、汽车…。
    莱芜一役，我军在短短三昼夜中，歼灭敌正规军一个绥靖区指挥所，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余人，连同阻击部队及地方武装歼敌数，总计为七万余人，活捉李仙潮以下蒋军将官十八人。这一胜利，粉碎了敌人南北夹击我军的计划，迫使山东当面之敌一个多月不敢出动；我军俘获了大量的人员、装备，补充了自己，增强了力量；控制了胶济路西段及其南、北广大地区，使鲁中、胶东、渤海三解放区重新连成一片，巩固了我军后方基地。莱芜战役最终结束了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为尔后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莱芜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战役中，我军坚决贯彻机行了毛主席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等各项作战原则，这是我军获胜的根本原因。在战役发起前，敌人依照一般的战争规律，判断我军必定固守临沂，因此集结重兵，企图诱我决战。我军毅然放弃临沂，大踏步进退，挥兵北上，置敌重兵于无用之地，从而保持了主动。在北上歼敌的过程中，又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持以最大的耐心，集中最大兵力在手，积极制造政人指挥上的错误，抓住敌人的弱点，选择有利战机和地点，将敌人四面包围，纵横穿插，各个歼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学习和研究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深刻领会和掌握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彻底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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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挥港口装御的一点体会
    上海港务局第三装卸区革命委员会
    我们海港工人，天天战斗在码头上，快装快卸抢时间，那个劲儿，可真象打仗！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货船越来越多，吞吐量日益增长，装卸工作更加紧张。但我区的场地、仓库还是原来的面积，泊位、人员没有增加，机械设备也没添多少。然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
    打有准备之仗，这是我们指挥装卸打胜仗的重要保证。港口装卸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复杂多变，来的船有的是上万吨的，有的只有一、二十吨；装卸的货物品种多样，重的有几十吨，轻的只有儿公斤；船的起重设备、舱口、放置货物的状况也不一样。以往，我们只根据对方港拍来的电报上所注明的货种及数量来配备“兵力”和机械。但因电报只告诉我们货船的大致情况，因此，当船一靠码头开舱卸货时，往往发现货物的堆放同电报上告诉的对不起号。在任务急，劳动力、设备紧张的情祝下，一时应付不了这种复杂的局面，结果造成被动。这个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不能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所谓“有准备”，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知己”，就是要了解各装御队的“兵力”和码头、场地、工具、设备的状况；“知彼”，就是要摸清作业的对象一一一船及其装卸货物的底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为了做到有准备，不仅进一步了解“己”的情况，而且深入了解“彼”方，在船未进港前，先去船上“摸底”，弄清船上货物布局、顺序、船吊起重能力、货物流向等情祝。然后，根据实地“侦察”的材料，编制具体的作业船图。这样，按照货物的布局，规定先御什么货，后卸什么货；依照卸货的顺序和货物的特点来确定“兵力”，准备好相适应的机械，安排合理的作业路线，根据货物的流向，及早作好安排。我们把经过周到的调查所制定的计划向每个装卸队的工人交底，让大家心中有数，使人力、场地、机械设备都用在刀口上。
    无准备和有淮备大不一样。无淮备，“兵”再多，机械设备条件再好，仓促应战，往往也要打败仗。相反，有准备，即使“兵”少，机械条件差，也是能打胜仗的。今年上半年，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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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远洋轮，其中载有卡车八十多舍，有十台是重达十吨的油罐车，而电报只告诉了我们卡车的总数和总吨位。如果我们不掌握这一情祝，没有雅备好相应的起重设备，这几台大家伙就不能及时拿下来。我们事前经过“侦察”，掌握了“敌情”，回来后就发动群众研究御载、接运酒罐车的方案。货重，没有专门设备，我们就预先准备好两台负荷五吨重的门吊联合起吊，船一到就有把握地拿下了油罐车。这就证实了毛主席所说的：“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县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
    我们要在原有的“兵力”，场地、设备条件下，“吃下”越来越多的任务，这确实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懂得了在指挥生产时，只要很好地运用毛主席这一作战原则，也同样能在人少、条件差的情况下，把日益增多的装卸任务一口一口地“吃下去”。
    集中优势兵力，一定要正确地确定重点，即“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这个重点，就是打歼灭战的目标。确定重点，就是抓主要矛盾，抓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环节。什么是重点，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定。就拿船与泊位这对常闹的矛盾来说吧，我们区只有固定的儿个泊位，而每天有许多船要靠泊，不及时解放泊位，就会直接影响其他船，不能完成预定的战斗任务。为此，我们经常根据具体任务的前后衔接，来确定重点船。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突击。一次，有一条船必须赶在第二天清晨四时离港，因为另-条装有急需物资的船提前赶来，要在第二天早上五时靠这个码头。这样，前一条船就成了我们集中兵力攻克的重点船。这条船第四舱还有钢板二百九十吨，费时长，而其他四拿舱数量少，费时短。如果五个舱平分兵力，必然因为完不成第四舱的任务而不能准时起锚开航。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攻下第四舱呢？我们按照突击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集中大部分兵力、设备在这条船上打歼灭战。经过努力奋战，终于保证了这条船在规定的封河内顺利离开。
    集中优势兵力，就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有了这种智慧和力量，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变困难为顺利，变被动为主动，达到胜利的目的。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来了一条载有二万多吨生铁的巨轮，上级要求我们在当月三十日十八点前抢卸完毕。当时，有人扳着手指头一算，说：这么多生铁，短短几天叫“神仙阿伯”也拿不下来！我们和广大工人一商量，那就主意多，力量大。工人们说：为支援翻铁生产，我们拼着命也要用最快速度把它拿下来！各个装御队抢接这个任务，科室和后方部门都主动抽出人力，已经退休的老工人也请战上火线。我们一部分“增援部队”放在其他一般的船只上，集中了战斗力强的几个小组来执行这个任务。时问紧，我们就调来三台门吊，使原来的三条作业线，变为六条作业线：机械设备差，机修队的同志主动上前线，机车出了故障就动手抢修；干部也投入现场，边战斗、边指挥，磁到河题开工人、于部“请葛亮”会议，及时解决。结果仅用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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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时，就拿下平时需要花七、八天才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了我区装卸史上的最高纪录。我们区就是在人少、仓库、场地紧、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依靠工人群众，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指挥装卸，做到了来多少货，吃多少货。
    灵活机动，这是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完成战斗任务的又一个作战方法。“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牲的东西。”有了这种灵活性就主动，没有这种灵活性就被动。一次，有
    一条两万多吨巨轮将抵达长江口，因这条船吃水深，而我们区的码头水位浅，靠不上。当时有人认为，人力是不能把大船推进码头的，还是把这条船交给码头水位深的兄弟区去完成吧！巨轮吃水深，码头水位浅，这是客观事实。但深与浅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是可以转化的。我们分析了这种状况，和工人们一起研究出一个办法：打破常规，派了-一支“小分队”乘两条驳船到长江口外，花了几小时先卸下一千多吨货物，这样船的吃水相对地浅了，乘着涨潮就靠上了码头。这说明无论是指导战争或领导生产，都要灵活机动地进行战斗。客观条件是死的，而办事情的人却是最活跃的因素。只要我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魂能动性，把一些看来办不到的事情办成功。
    灵活性所以能表现为主动性的东西，在于它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地挖掘潜力。吞吐量大，仓库、场地面积小，这是我区近年来碰到的最尖锐的矛盾，群众称为“嘴巴大，肚子小”。“嘴巴大”可以增加吞吐量，这是好事。但“肚子小”，又怎么把它吃下去呢？有人说：多大的“肚子”吃多少“食”。其实，“肚子小”并不是不能吃下大的堆存量。我们的仓库分为“进口库”与“出口库”。这样区分，是必要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指挥使用。例如，进口仓库暂时有空余的地方，可以把短时间内就要装船出口的货物放一放。又如，仓库的堆存量的周转也不是呆板的，“肚子小”，可以加速它的“消化”。我们主动派人同货主单位联系，请他们提早出货，及时地周转了仓库、场地。再如，货物他可以用“船过船”、“船过车”的办法，减轻对“肚子”的压力。我们预先把装货、卸货的时间通知货主单位，同他们共同准备好船与车，把载运外地的货直接装上船，把卸下的大量的货物疏运出去。这样就等于扩大仓库、场地，解决了“嘴巴大，肚子小”吃不下的劳盾，改变了过去“货压货”、“货围货”的现象。如果死守条条框框，是不能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场地上打胜仗的，只有“善用兵，巧安排”，灵活地作战，才能克服困难，挖掘潜力，办好事情。
    毛主席说：“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指挥战争的这-指导思想，懂得了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在我们这个港口的“舞台”上，导演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活剧”来，-一九七三年完成的吞吐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百分之二十六，今年三月又创造了历史上最高装卸纪录。但这还是序幕的开始，我们还要进-步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导演出更威武雄壮的“活蘭”来，夺瘕港口装御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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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胜利颂歌
    革命样板戏是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锐利武器
    范中柳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中诞生的革命样板戏，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战斗历程，展现了半个世纪来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壮丽历史画卷。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党的政治路线的建设，与武装斗争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革命样板戏在反映我国革俞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武装斗争时，既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深刻地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锐利武器。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究竟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历来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建军以来，这方面的斗争从未停止过。革命样板戏旗帜鲜明地体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在舞台上，不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红军，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解放军，都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都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我们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智取威虎山》中的这句话，简炼而明确地概括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特点及其克敌制胜的力量
    源泉。
    革命样板戏中塑造的人民军队指战员的英雄典型，为我们树立了自觉服从党的领导的光辉榜样。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对着艰难险阻，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党的事业，从党的教导中汲取战胜敌人的力量。“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军帽上象征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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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人民军队前进的征途。杨子荣，这个英雄的侦察排长，始终把“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作为自己的誓言，满怀豪情地确信：“党给我智慧给我胆，千难万险只等闲”，“党的话句句是胜利保障”，他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把一切成绩都归功于党。郭建光，这个年青的新四军连指导员和另外的战友虽然负伤离开了大部队，但仍然如“蓬勃旺盛，倔强峥嵘”的青松，巍然屹立。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们？郭建光的回答很清楚：“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在云遮雾障、浪激水淹的险恶环境中，他紧密依靠地方党组织，并鼓励战土“察全局，观敌情，坚守待命，紧握手中枪”！柯湘、洪常青、赵勇刚、大春等英雄形象中，都贯串着服从党的领导、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根红线。
    自觉服从党的领导，是为我军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军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自从六生阶级以来，才有了国家政权，才有了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军队。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军队都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工具，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无产阶级的军队一定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党和军队的关系，只能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二者不能并列，更不能颠倒。牢固树立党的领导的观念，正反映了我军指战员的高度政治觉悟。
    当然，这种觉悟不会自发地产生。这要靠长期的政治思想教育，靠同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红色娘子军》冲，洪常青曾向吴清华提出一个问题：“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吴清华是个满腔燃烧着阶级仇恨的女奴，但是在她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时候，对这个重要的问题并没有正确的认识。是党代表洪常青用党的纲领和路线对她进行了深入的教育，耐心启发她从自己的苦难身世认识到“天下的受苦人心心相连”，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真理。拿起枪杆子，是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枪杆子只有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挥下，才能打出革命的胜利来。洪常青说得好：“革命不但要靠勇敢，还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啊！”党的领导，最根本的就是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在我军建军初期，毛主席就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吴清华从一个苦大仇深的女奴成长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土的道路，典型地反映了成千上万革命战士在党的教育下，把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为政治觉悟的历程。我们的军队正因为懂得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所以无敌于天下。
    “共产主义真，党是引路人。”这句话中寄托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凝聚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在我国历史上，被压迫的奴隶和农民，曾经百折不挠地进行过无数次起义，反抗奴隶主贵族和地主阶级的统治，然而为什么最终都失败了？归根结蒂，是因为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引路人。而在《杜鹃山》中，为什么雷刚拉起的农民武装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根本的原因，是有了柯湘所体现的共产党的领导、柯湘所执行的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杜鹃山》通过这支农民武装结束了“三起三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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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旗倒，人聚人亡”的失败命运走上胜利道路，雄辩地说明，革命军队的胜败存亡，完全取决于它是否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究竟贯彻什么路线。路线正确，就可以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路线错了，有了枪也会丢掉。
    党指挥枪，是无产阶级军队区别于剥削阶级军队和其他一·闭军队的根本标志。历史上
    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都要掌握军队。《沙家浜》中的汉奸土匪司令湖传魁有句“名言”：“有枪就是草头王”。在他眼里，枪杆子是卖国投降、鱼肉人民、称王称霸的资本。一切反动派都信奉这个哲学。林彪也不例外。林彪鼓吹枪指挥党的谬论，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是为了篡夺党政军最高权力，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在苏修卵翼下当儿皇帝。然而，撼山易，撼人民军队难！我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当年隐藏在杜鹃山革命队伍中的内奸温其久反对党的领导，就受到广大战士抵制。在他阴谋诱骗部队投奔土匪刘二豹时，李石坚新钉截铁地回答：“军队归党领导，调动岂能由你！”林彪妄想“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任何阴谋家、野心家违背广大指战员的愿望企图调兵实现反革命目的，都只能是自取灭亡1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
    我们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战斗的。我军的阶级性质决定了不论何时何地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革命样板戏热情歌颂了我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歌颂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第命的群众”这一伟大真理。
    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试金石。林彪从历史曜心论出发，一贯轻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觉悟。在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之久的时候，他还别有用心地胡说什么东北人民有“盲目的正统观念”，“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大远”，并且妄图僭此来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革命样板戏对林彪的这些谬论作了生动的批驳。
    《智取威虎山》表现的是一九四六年冬季东北战场上的斗争。东北人民刚刚摆脱了日寇、汉奸的统治，又受到美蒋匪帮及座山雕之流的蹂躏。他们难道还希望和忍受所谓“正统”即国民党反动派的“德政”吗？常宝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李勇奇身上的条条伤痕、处处疮疤，都是对林彪的有力驳斥。他们迫切滟希望从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常宝“贽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李勇奇“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盼的是“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他们心中积蓄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一且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启发、引导，就会进发出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在椰林寨，在杨各庄，在沙家浜，…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受的深重苦雅，决定了他们必然拥护中国其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林彪对群众中蕴藏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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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根本看不见，恰恰暴露了他右倾机会主义的丑恶嘴脸。
    与林彪相反，革命样板戏中塑造的我军英雄人物，都是和广大群众血肉相连的。他们按照毛主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教导，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去打仗的。他们走到那里，就把那里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把党的路线和政策带到群众中去。杨子荣“深山问苦”，参谋长在夹皮沟“发动群众”，沙家浜的“军民鱼水情”，万泉河边“军爱民来民拥军”的热烈场面，赵勇刚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露宿在柴禾堆里…这些动人的情景深刻地揭示出：是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革命理想把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筑成了一道坚如磐石的钢铁长城。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时时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这正体现了我军的政治本色和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自觉性。
    我们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毛主席说：“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革命样板戏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描绘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深情厚意和全力支持。在《智取威虎山》中，常宝父女向杨子荣主动提供了联络图的线索和上威虎山的道路，李勇奇对解放军表示了“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粉身碎骨也心甘”的杀敌决心并带领民兵参加了攻打威虎山的战斗；《平原作战》中，张大娘向子弟兵倾吐了“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的心声，群众冒着枪林弹雨、忍受着熬煎为子弟兵带路、报信、送衣、送粮；《沙家浜》中，乡亲们冒着危险帮助和掩护新四军伤员，…在革命战争的历史上，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多少军民团结的篇章！尽管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由于有了人民的帮助和支持，我军便如鱼得水，在斗争中争取到主动权，把敌人的“优势”变成劣势，而自已则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化。广大人民群众站在我们一边，真正的优势就在我们-一边。军民一致，是宝贵的革命传统，是胜利的重要保证。林彪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则竭力破坏军民团结，妄图从根本上政变我军的阶级性质。今天，我们要向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学习，象爱护眼晴…样爱护军民团结，彻底粉碎林彪的罪恶阴谋。
    用唯物论和辩证洪指导战争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雌物论种辩斑法卓越地运用在战争问题上，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科学地总结了战争尤其是中国革命成争的规律，提出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革命样板戏在反映武装斗争时，正确体现了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与林彪炮制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这套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大杂烩鲜明地对立着。
    正确的战略战术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客观实践中来的。毛主席说：“指挥员的正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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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革命样板戏中塑造的我军指挥员，都是依据这个认识规律来拟定战斗方案的。《智取威虎山》中的“定计”一场，参谋长带着追剿队进入深山老林，他并没有从脑子里主观地事先定下一个作战方案，而是先派杨子荣去前站侦察敌情，向群众作调查研究，在得到“联络图”线索后，又通过提审栾平和野狼嚎，掌握了座山雕开“百鸡宴”的情报；接着再研究了敌人的特点和威虎山的地形，经过“细分析”、“反复推敲”方得出“欲制胜以智取为高”的结论。“定计”定得符合客观情沉，才引出后面
    一场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革命样板戏表现的每一场战斗，都是这样事先通过认真的侦察、调查、对敌我双方的分析订出作战方案，最后取得胜利的。
    战争本身是生动的，不断变化的。毛主席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革命样板戏反映的武装斗争，都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特点，打得灵活机动。《沙家浜》反映的是江南地区的抗日斗争。裉据江南水乡的特点，郭建光在河湖港汉之中及其近旁摆下了战场，充分利用了地形和群众基础等有利条件开展了敌后游击战。《平原作战》反映的是华北抗日时期战略相持阶段的斗争。赵勇刚根据平原地区的特点发动群众深挖洞，修地道，“鬼子多，和他转；鬼子少，和他干；鬼子驻下我扰乱”，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他善于分析瞬息万变的敌情，胸怀全局，始终把周密的侦察和冷静的思索结合起来。在智取炮楼的关键时刻，他从龟田突然传来的“紧急命令”看出敌人已起疑心，当机立断，作了夺取机枪、短兵歼敌的决定；在龟田假“清剿”真进山的严重关头，他识破敌人阴谋，迅速采取了扒火车、炸军火的决策。赵勇刚神出鬼没，成为敌人闻风丧胆的“神八路”，正是体现了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的
    无比威力。
    战斗是为了消灭敌人。通过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力量，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毛主席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就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避敌之长，击敌之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毛主席的歼灭战思想，体现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是唯物辩证法在军事上的具体运用。歼灭战的思想，始终贯串在表现武装斗争的革命样板戏里。消灭座山雕，打倒南霸天，聚歼黑田，埋葬龟田，一场场战斗，最后都以主力部队同地方部队及民兵互相配合全部、彻底、干净地歼灭
    敌人为结束。
    毛主席说：“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林彪的“战术原则”完全违背了战争发展的辩证法。他把这套黑货当成万古不变的教条到处兜售，就是为了用击溃战和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反对歼灭战，鼓吹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军事上的右倾保守主义。我们学习革命样板戏，可以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加深对毛主席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理獬，把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更深入地进行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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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问题究
    编者的说明：本刊曾经发表农村一个县和一个生产大队发展农盟生产的规划，以及他们制订和实施这些规划的经验。这一期继续发表一个工厂讨论制订和实施规划的经验。我们希望这些规划和经验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并且希望看到各行各业有更多的经过广大群众讨论、既有长远奋斗目标又有切实有效措施的远景规划。通过规划的制订，更好地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组织起来，促进当前各项工作。
    我们是怎样制订“万台”规划的？
    上海丰收拖拉机厂革命委员会
    全国农业战线年年传来丰收的喜讯，对我们直接支援农业生产的拖拉机厂工人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极大地焕发出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水旱田两用的“丰收35型”拖拉机产量连年上升：一九六九年突破一千台，
    一九七一年超过三千台，一九七三年生产能力达到了五千台，今年生产又有较大的增长。但是，要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战斗目标，全厂职工认为还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大家纷纷表示：“毛主席为农业机械化日夜操心，贫下中农为夺取农业丰收树下雄心，我们一定要有拿下万台拖拉机的决心。”去年，在上级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发动群众制订了一个“万台”规划，就是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五年内，把瓶拉机的生产能力再提高一倍，达到年产一万台整机和百分之二十五的配件。同时要把成本降低百分之三十；质量进一步提高，使出厂拖拉机在大修前的保用时间从目前的二千小时提高到二干五百小时。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制订好长远规划，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制订长远规划是立足于自力更生，还是只想“等、靠、要”，趁机捞一票？这是两条对立的建设路线在制订规划过程中的反映。一讲到制订规划，有些同志就以为是向国家伸手要东西的时候了。尤其象我们这样的厂，本来就是设备差，场地小，劳动力又紧，多要一点似乎也合情合理。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拿出来的一个方案，其内容概括起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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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国家年产一万台拖拉机，国家就得给我…千万元投资、一千个劳动力、一百亩土地，叫辙“三个一”换“一个一”。当这个方案拿到群众中去讨论时，工人们算了一笔账：我们广现有生产能力是五千台，全部固定资产不到一千万元，职工千一百多人，占地八十多亩，如果再增加五千台，就向国家要“三个一”，岂不是等于另造一个新？大家说：这种生产加倍，场地、劳动力、投资都要加倍的“加法”方案，就是躺在国家身上“等、靠、要”。我们要不做“加法”做“乘法”，少花钱，多办事，办大事。这个批评，击中要害，义有说服力。党委抓住这件事，深入发动群众，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重新讨论和制订“万台”规划。我们认真总结了我厂十年来发展生产的历史经验。过去，我们也先后制订过三千台和五千台的规划。当时，一开始也是眼睛向上，等条件，靠投资，缺啥要啥，很少眼晴向下，自己动手改变生产条件。这种向国家伸乎订出来的规划，由于脱离群众，不符合实际，因而往往规划落空，拿到的东西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对工人群众在生产上的许多革新创造，对发展生产的许多设想、建议，却没有深入了解，给予支持。正如工人们说：越等越慢，越靠越懒，越要志越短。用“等、靠、要”的思想来订规划，其结果必然使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职工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激发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自己动手大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造出了二百多台适合我们厂生产特点的各种设备，占金厂机床设备总数的半数以上。几年来，我们在国家投资不多、劳动力和厂房基本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显著地改变了全生产条件，迅速地扩大了生产能力。如第一金加工车间，在厂房没有扩大，人数减少百分之十一的情况下，由于自己动手制造了三十六台专用机床，使九十八种零部件的加工能力从原来的年产
    六百套扩大到六千套，猛增了九倍。现在，国家需要我们加快发展拖拉机的生产，我们一定要发扬过去好的经验，摒弃那些不好的做法，充分发扬工人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利用现有的物质条件，用较少的投资收到较多的效果。我们只有把经过努力能够办到的事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办，才能更好地组织起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使远景变为近景，加快实现伟大的革命目标。
    觉悟提高了，立足点转到依靠群众了，我们就提出了一个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技术改造来达到万台拖拉机生产能力的规划，力求做到投资少、增人少、征地少，产品质量高、劳动生亡率高，上马快。
    怎样做到“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呢？首先要对本厂实际生产能力的情况，认真调查分析，做到心中有数。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关键，把力量使用在刀日上。过去，我们所以没有能把规划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除了思想政治路线是主要的问题以外，还由于我们对自己厂里的实际情况缺少真正的了解，静有很大的盲目性。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以为，每天下车间、看报表，对拖拉机有多少零件、每种零件的加工工时定额、机床设备的性能和能力等等，闭着眼晴也说得出来，哪些零件的加工能力有富裕，是“长线”；哪些零件的加工能力不足，是“短线”，拍拍脑袋也算得出来。因此，在开始制订“万台”规划时，就关门算账，把全厂三百六十八种零部件的加工能力排了个队，认为按照当时的实际生产情况，有一百零二种零部件的排工能力已经达到厅台水平，有二百零九种零部件的加工能力，只要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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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设备上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或增加少量冲压、锻造设备，也可以达到万台水平，另外有
    五十七种零部件的加工能力都在五千台以下，是突出的“短线”，需要增加较多的设备，花费较大的投资才能达到万台生产能力。但实际的情况是否如此呢？经过党委发动群众，对各种零部件进行全面普查，特别对“短线”零部件进行分析，才发现这些零部件之所以成为“短线”，其原因并非都是设备的加工能力不足，有的是属于劳动组织上的问题，有的是废品率高，属于技术操作上的问题。这些，都只要通过加强生产管理和改进工艺，就可以进·步发挥生产能力；真正属于设备能力不足而造成“短线”的，是关键零部件中的三十六种，主要是一泵（油泵）、两壳（差速器壳、后桥壳体）、五轴（右短半轴、摇臂轴、十字轴、偏心轴、功率输出轴)，需要增添一定数量的设备，才能达到万台水平。
    依靠群众进行调查分析的结果说明，我们虽然对厂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但是对于迅速发展着的生产动态还不能说已经完全了解掌握了。我们只看到现象王的“短线”，而不了解造成“短线”的真正原因。而且，这种生产能力有长有短的不平衡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昨天的“短线”，经过群众的技术革新，已经成为今天的“长线”，而有些今天是“长线”的设备和工种，由于别的设备和工种生产能力提高了，又可能成为明天的“短线”。这种不断变化着的情况，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调查分析才能了解学握。只靠少数人凭老经验、老情况来制订规划，就必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其结果就往往出现盲目性，不必要地向国家多要投资，多要设备。而经过群众性的调查分析，对家底心中有了数的基础上制订的规划，才能明确主攻方向，缩短战线，用较少的建设资金，集中力量突破薄弱环节，达到多快好省的目的。
    发展生产的主要薄弱环节找出来了，用什么办法去克服它，以保证规划的实现呢？种做法是，认为既然是薄弱环节，潜力已经挖尽，缺多少就只有伸手向上要多少了。另一种做法是，坚持依靠群众，进一步挖掘生产潜力，力求少花一些钱。那么，在我们广里，生产技术上的主要薄弱环节，还有没有潜力可挖呢？铸工车间解决场地问题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这个车间现有生产面积三千平方米，按照年产五千台拖拉机的水平，已经感到场地很不够了，在这次制订“万台”规划时，我们也曾经把它作为需要重点解决的薄弱环节。开始，有的同志提出生产要翻一番，铸工车间的场地也要翻一番，即扩大三千平方米。当工人群众知道这个意见后，贴了一张大字报，责问领导：“近水楼台为什么不得月？”原来，和我们贴邻的上海马铁厂，因为技术改造搞得好，占地少而生产效率高，每平方米场地的浇铸吨位超过我们厂的一倍。可是，我们光喊场地不够，却不走出大门去学先进。差距就是潜力，固步自封就看不到差距，也就看不到潜力。后来，我们同俦工车间的职工群众一起学习了兄弟一的先进经验，立即自己动手，土法上马，争取在年内搞好型砂输送和造型浇俦两条流水线。这一技术改造项目实现后，只要适当增加一些场地，就能够达到万台生产能力。
    铸工车间的经验在全广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在发动群众讨论“万台”规划时，还收集了国内外一些拖拉机广的有关技术经济指标，此先进、找差距。许多车间的干部和群众，虚心向各兄弟拖拉机一学习先进经验。通过这样一比一学，生产潜力就进一步比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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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技术革新措施就很快学到了。例如“短线”零部件中的五种轴，过去用五台滚齿机加工，能力不到三千台，还需要外单位协作，在规划中我们准备增添滚齿机八台。后来千部、技术人员和工人走出门去学先进，回来就动手造冷轧机床。现在第一台已经造好使用，每根轴的加工时间由原来八十五分钟减少到六分钟。再造两台以后，就可以使轴的生产能力达到万台水平。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只要充分调动起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可以在现有物质条件基础上，挖掘出更大的生产潜力，为支援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
    找到了生产上的簿弱环节，也就看到了增产的潜力，大家的劲头更大了。依靠工人献计献策，向上级要的东西又减少了。但是，还有一些必不可少的机床设备，可不可以再节约一点？在讨论规划过程中，有些同志认为上级给你的当然都是通用机床，还能想什么办法？祝且，这种机床适应性强，哪里都可用得上，工艺成熟，增产保险。可是，工人群众的想法却不一样，他们提出，增添的一些通用机床主要应该是用来加强技术后方，而生产上的薄弱环节，应当主要靠自己动手造专用机床。专用机床占地少，用人少，生产效率高，只要上级给一点钢材，就能够做到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而且还可以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从根本上改变通用机床那种一个人操作一台机床，使用一把刀具，在一只零部件上完成一道工序的落后加工状况。例如拖拉机的液压升降机盖，每只重三十三公斤，过去由两个工人搬上搬下在摇臂钻床上加工，每班产量八只；后来造了一台三工位钻攻组合机床，只要一个人揿揿电钮操作，每班产量四十只。工人们说，我们制订“万台”规划，如果只想方便，伸手要通用机床，就只能做“加法”，做不了“乘法”。而且用什么样的设备来武装自己，也是在采用新技术上是守旧还是革新的表现。要使规划既先进又可靠，就要在采用新技术上下功夫。
    事实上，这几年广大工人群众根据我们厂成批生产的特点，已经创造了一批符合生产实际需要的不同类型的专用机床，摸索了一条用先进技术武装自己和进行技术改造的路子。我们已经拥有一次钻七十二个孔，或在一台机床上先后完成车、钻、镗、刮等几道工序的多刀多序专用机床；有多工位加工的组合机床；有转塔式组合机床，等等。这些专用机床的使用和逐步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显著地改变了我们厂的生产技术面貌，促进我们厂广在不断发挥潜力中较快地发展了生产。现在，要实现“万台”规划，就必须继续发扬工人群众这种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并通过规划，把群众的创造能力有效地组织起来，有步骤、有重点地采用先进技术，进一步发展高效率的专用设备，对全厂的生产技术进行全面的改革。因此，我们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在规划中大大压缩了向国家要通用机床的数量，提出在三年内自制各种专用机床一百五十台的任务。
    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专用机床，会不会和当前生产发生矛盾呢？过去，有些同志由于有这些顾虑，不仅不愿意抽出劳动力来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而且在生产任务比较紧的时候，把车间里原来在搞专用设备的技术后方力量调回到生产第一线来。这样，生产条件就长期不能得到改革，生产的被动局面也改变不了。第一金加工车间的做法则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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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支贫下中农自己的科研队伍
    一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的调查
    范仑卓
    (一)
    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有一支七百多人的农业科研队伍。这支队伍主要分布在各个生产队，形成了一个从公社、大队到生产队的三级科技研究网。他们结合生产斗争实践，开展活动，既是普通社员，又是农业科研人员，是实行科学种田的一批骨干力量。几年来，这支科研队伍的活动和成就主要表现在：
    、有力地批判了种田靠天的“天命论”，进一步帮助社员树立起人定胜天的思想。过去，中华二队种的麦子，抗病力弱，每当破肚抽穗时，遇上梅雨，害了赤霉病，就只见抽穗，不见结粒。社员中就产生了“虫吃一半，天灾全无，有收无收，全靠天老爷保佑”的靠天吃饭思想。后来，科研人员从“武麦一号”中选育出抗病力强的新品种，在破肚时，即使碰上连绵不断的梅雨，也不容易生赤霉菌，使小麦连年获得增产。今年又获得亩产六百多斤的好收成。这对大家是很好的教育：老天不可靠，鬼神不可信；农业要增产，就要破除迷信，搞科学种田。这个公社有些生产队，坑坑洼洼，高亢地久晴就干旱，低洼地多雨便成涝，抗旱防涝能力很弱。公社领导以科研队伍为骨千力量，发动群众搞规划，连续三个冬春平整土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铺设地下管道五十多公里，做到旱时能灌，涝时能排，大大提高了抗旱防涝能力。有个社员作诗称赞说：“七一”人民力量大，擒来“龙王”埋地下。拨开龙牙甘泉涌，丰收喜讯传万家。
    二、推广了科学种田，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九星二队多年来水稻产量提不高，社员口粮不能自给；一九七一年，棉花受了点灾，每亩只收到二十七斤。贫下中农说：科学种田嘴里叫，队里科研没人搞，种田仍靠老一套，收到多少算多少。自从建立了科研小组，积极开展科研活动，和社员一起，对棉田进行翻沟改畦，调整宽窄行布局，加强科学管理，一
    九七三年，棉花亩产达到一百五十六斤，粮食也自给有余。全公社大搞良种选育工作，改变了品种混杂现象，早稻种子的纯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八，棉花的衣份由百分之三十五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以上，等于每百斤籽棉多出五斤多皮棉。号上四队的科研小组，运用熟泥育苗等经验，创造了皮棉亩产二百四十六斤的高产纪录。宝北四队科研人员种的元麦，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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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五十三斤，大大打破了“三麦难超三百”的老框框。有六个生产队，依靠科研小组实行科学种田，一九七三年粮食常年平均亩产二千二百斤以上，比同年全公社粮食常年平均亩产高出百分之三十。由于大搞科学种田，一九七○年以来，全公社粮食亩产每年递增都在
    一百斤上下。广大贫下中农高兴地赞扬这支队伍：科研人员心开窍，打破种田老一套，闯出高产新套套。
    三、培养了一批贫下中农自已的科研骨干，使贫下中农更好地占领了农业科学技术阵地。过去，农业生产上的一些较大改革，往往是“专家”动口，农民动手。搞成了，是“专家”的功劳；失败了，怪农民配合不好。现在，许多农业科研项目，都由贫下中农自己出主意，自己动手搞。例如：经过多年培育的棉种，已经在全公社做到“一代更新”；植棉合理使用激素，减少落铃百分之十。通过科研活动还锻炼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在科研队伍中，已有四人分别担任县和公社的农业生产领导工作，有三十九人分别担任大队和生产队队长。此外，还有四名科研人员分别担任了小学、政治夜校和中学的业余农科教獅；有四人被输送上了大学，其中人留校当了生物系的教师；还有四人被选派到兄弟省传授水稻种植技术。
    (二)
    七一公社农业科研队伍的建立和发展，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早在
    一九六○年，这个公社就已经办起了农业科学研究所，但是，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公社农科所只是组织了几个下放干部利和大学生，并请“洋专家”作指导，研究的课题也是脱离实际。几个“专家”到了这个公社，着手搞的第一个试验课题，就是什么“两年生的棉花”，而且盖玻璃房，添设备，整天关在暖室里搞标本，做试验。结果，搞了几年，花了儿万元钱，什么名堂也没有搞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社党委学习了毛主席“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指示，开始认识到农村也应该走从贫下中农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一九六九年，他们把有实践经验的贫下中农和热心搞科研的回乡知识青年组织起来，以生产队为基地，成立科研小组，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参加科研小组的人员，既要关心集体生产，又要种好试验田，摸索新技术，总结高产经验。这样，把科研活动同生产紧密结合，一年四季都可以搞试验，稻、棉、麦、蔬菜多种作物都能供研究，活动的时间长、内容广，科研人员的锻炼机会多，进步也快。例如号上四队有个青年，只读过三年书，种了十年田，实际经验丰富，一进科研组，就带动全组同志，对水稻、棉花两种作物同时进行密植和培育新品种等多种项目的试验。，他虚心向老农学习，又亲自动手作科学实验，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掌握了稻、棉生长规律，然后在此基础上合理施肥，使用激素，做到既能控，又能促，使试验田的粮食亩产达到二千三百多斤。而且，由于科研小组建在生产队，试验田与大田在一起，条件和一般田块相同，实验项目成功了，社员看在跟里，没等总结推广，就学着做了。所以，科研小组高产试验成功后的当年，全生产队的粮食平均亩产也从两年前的一千五百多斤上升到二千二百斤以上。去年，在社员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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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支特下，又对试验田里的稻、棉建立了田块档案，进一步做到种田科学化。现在，这位青年已被推选参加大队的领导班子，负责大队科研工作。
    从贫下中农中培养农业科研人员，也有-一个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这还可以从一个青年社员参加农业科研工作以来前后不同的表现中得到证明。
    一九五六年，领导上把这个青年输送到某省农业科学试验站学习。这个青年在学习中受了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毒害，回来后，单枪匹马搞科研，一本书，一张椅子，一把伞，每天礴在三分田上作水稻两熟生的试验。由于脱离实际，得不到群众支特，搞了两年失效了。文化大革命中，他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同贫下中农一起，平整士地，开沟筑渠，又同科研小组打成一片，从实际出发，在改革耕作制度，改良土壤，培育良种等方面作出了贡献。这个队的早稻连年大幅度增产，…九六九年时亩产为五百斤，去年超过了千斤，今年在遇到低温、多雨的情视下，亩产又获得一千零二十三斤的好收成，成为公社高产队之一。
    以贫下中农为主的科研伍形成后，是不是就没有斗争了呢？不。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这支队伍每前进一步，都遇到新的斗争。红明一队一位植保员敢想敢干、试制土农药，却遭到了某些人的讽刺，就是一个例子。这位植保员参加科研小组后，见到蔬菜受蚜虫伤害严重，决心自已试制土农药。当他发现用洋葱茎的汁制成药剂，杀虫效果好，就自己进行试制。在制药时，他多次被洋葱汁熏得眼泪鼻涕直流，也不歇手。有人劝他说：“何苦呢，又不多给钱！”他回答：搞实验是为了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又不是为了个人多挣几个钱。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终于自制成功了洋葱汁土农药，能有效杀死蚜虫，用上这种土农药，蔬菜无残毒，还降低了农本。
    斗争还来自有些人要求科学实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形而上学思想。有一年，九星
    八队的科研小组，种了一块亩产定为二百斤的棉花试验田，由于治虫打错了药水，棉苗受了伤。这时，有人就冷言讽刺，说：“试验田成了减产田”，“青年人成不了大业”。有的干部不分是非，也主张把科研小组解散了事。科研组长一气之下，把试验田的牌子扛了回来。后来，党支部书记耐心做他工作，帮助他分析：你把牌子拔掉了，但是，在垫折面前泄气的思想根子并没有拔掉，科学实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本身就不科学。科研小组围绕这个问题开展了一场辩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把试验田的牌子重新竖出去，并且把解救棉株药害当成科研的新项目。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的战斗，这一年，皮棉亩产继续获得二百十
    一斤的好收成。这说明：挫折并不就是失败，却往往是成功的先兆。要做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就要努力学会用马克恩主义辩证法对待新生事物在前进道路上的园难，热情支持，毫不动摇。
    (三)
    最近，七一公社在制订农递远景发展规划时，回顾了农业科研队伍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对这支队伍在实现规划中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等问题，提出了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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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要为实现远景规划确定科研项目。七一公社的远景规划要求到一九八○年粮食平均亩产二千二百斤，皮棉平均亩产二百五十斤，油菜籽平均亩产四百斤。要达到这个指标，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其中有不少需要通过科研活动来解决，特别要针对郊区复种指数高、套种作物多的特点，重点培育生育期短、成熟期早的稻、棉新品种。例如：棉花的生长期长达七个月，尽管采取了育苗移栽等背施，对上、下茬作物的种植和生长，存在的矛盾还很大，因此需要尽快培育出生长期短、产量高、质量好的棉花新品种来。
    二、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抓提高。公社党委已决定办科研人员学习班，建立业余农业科学技术学校，帮助科研人员不断提高。专业农亚科研机构要更好地面向农村，组织专业科研人员和农村科研队伍相结合；同时也要求他们、特别希望象上海市农校这类学校，能为培养和提高这支队伍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要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过去，许多生产队由于劳动力比较紧张，一到大忙季节，抢收抢种，往往把科研人员抽走，科研工作就只得停下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善。因此，开展科研活动和实现农业机械化是相互促进的：科研工作可以推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同时，也只有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把更多的劳动力解放出来，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业科研队伍，更加深入广泛地实行科学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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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年来，他们坚持加强技术后方，不断试制专用设备以武装前方：前方生产效率提高后，又把节省下来的劳动力充实后方。到目前为止，这个车间第一线生产工人已经从原来九十
    五人减少到八十人，制造专用机床的后方力量则从五人增加到十六人，平均每月可以造出
    一台专用机床支援前方，使车间的面貌发生显著变化。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只要领导上下定决心，肯花力气，正确处理长远规划和当前生产的关系，妥善组织方量，就可以在保证完成当前生产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技术改造，逐步改革生产条件，变被动为主动。这几年来，各车间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提高了认识，比较注意加强技术后方的建设，全厂五个前方车间的技术后方人员增加了近一倍，其人数约占厂部机修、动力车间技术后方人员的一半。我们依靠工厂和车间这两支技术后方力量，计划在今年内完成五十台专用机床的制造任务，为“万台”规划规定的一百五十台专用机床制造任务的三分之一。毛主席说过：“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我们这次制订“万台”规划，由于发动全厂职工群众进行讨论，不仅使原来提出的投资、征地和增人的数字，分别减少百分之二十到五十，而且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全厂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广大群众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预计全年拖拉机的产量可达到五千五百台，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我们和全厂群众一起，完全有决心和信心，力争提前完成“万台”规划，并且要积极创造条件，为争取一九八○年把全厂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到年产一万五千台，一九八五年达到三万台的目标。我们一定要为加快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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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订和实施规划是深刻的思想革命
    中共嘉定县委员会书记李钩
    一九七三年，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为了把我县农业生产进一步搞上去，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由县委领导，做出一个全面规划”的指示，制订了全县1974一1980年农业发展远景规划。安亭公社新泾大队制订和实施规划的经验发表以后，我们县、社、大队三级，又上下结合，分别制订和修订了农业发展远景规划。现在，在我们全县，远景规划已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激励了人心，鼓舞了斗志，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进一步发展了我县的大好形势。
    年来，制订和实施规划的实践，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加深了对毛主席关于制订远景规划一系列指示的理解。制订和实施规划，决不是什么“算算数字，填填表格，写写条文”的业务工作，也不仅是一场改天换地的战斗，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继续革命、继续前进的大问题。要革旧山河的命，首先要革我们头脑中旧思想、旧意识的命。只有以批林批孔为纲，不断开展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使制订和实施规划的过程，成为对广大干部、社员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过程，才能不断提高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规划才订得好，实现规划也才有可靠的保证。要不要制订规划，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制订规划？这是我们在制订远景规划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我县地处近郊，生产条件较好。但是近儿年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一九七○年，《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的社论中指出：“背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背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当时，我们提出要在二、三年内建成大寨式的县，实现粮食翻《纲要》。可是这三年中，常年亩产-一直徘徊在一千三、四百斤。原因在那里呢？一九七三年，在市委领导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召开县委常委会、县委扩大会和三级干部会，以批林整风为纲，以昔阳为榜样，发动千部、群众对我县近年来农业上不去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揭矛盾，使我们认识到，农业所以上不去，主要是县委领导班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淡薄了，盲目自满，右倾保守，缺乏改天换地的革命气概。不是象大寨贫下中农那样，站得高，看得远，敢于革命，敢于创新，大干大变，而是满足于按常规办事，怕担风险，修修补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嘴上也说要两、三年内建成大寨式的县，实际上行动缓慢，决心不大。这说明，想不想大干，敢不敢大千，是不是大干，对我们县委和各级领导班子都是一场严重的考验。只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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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革掉我们头脑中得过且过思想的命，才能带领群众继续前进。原因找到了，认识统一了，在揭矛盾促转化中，我们订出了一个全县的远景规划，大批停止的观点、悲观的观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鸡点，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一九七三年就现效果。这一年上半年，因遇到历史上少有的自然灾害，全县夏粮减产一千八百多万斤。在灾害面前，大家不是悲观泄气，而是豪迈地提出：“夏粮减产早秋翻，后季来个大增产”。思想一解放，坏事变成好事，口号变成了现实。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二年增产三千七百万斤，常年亩产一下子提高了一百八十六斤，达到一千五百九十三斤，总产和单产-一年的增产数，都大大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并有十-一个公社实现了翻《钢要》。
    毛主席在合作化高潮时曾经指出：“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重温毛主席的这段教导，感到十分亲切。从我们开始制订远景规划的一九七
    三年和前三年的鲜明对比中，使我们体会到，现在的问题，也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可以办到的事情办不到，许多应该力争的事情不是全力争之，结果高产高不了，稳产稳不住，还会走下坡路。反之，打破了右倾保守思想，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步子就大，干劲就足，产量就能高了更高。右倾保守思想，是继续革命的障碍，是制订和实施规划的阻力。只有不断同右倾保守思想斗，同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习惯势力斗，才能不断增强继续革命的决心，把规划订得先进而又切实可行，取得显著的成效。
    制订和实施农业发展规划，在贯彻现阶段农村各项政策的同时，还要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思想，即放大了的小农思想，不断发扬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正确处理局部和整体、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农村人民公社经济，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从根本上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碰到某些具体问题时，有时也有矛盾。比如，在兴修水利、筑路造桥、搞园田化时，有些集体单位受流大，要求大搞快搞；有些集体单位受益小，要求小搞慢搞；有的没有受益甚至暂时还要受到一一些损失，就不想搞。由于思想不一致，往往使一些急需进行的工程，不能很快办起来，影响了大上侠上。娄塘公社娄北大队有一段只有两百米长的河道，由于有三个生产队只考虑小集体的利益，直到这次制订远景规划之前，拖了八年，始终没有开成。毛主席指出：“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盏，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这种只考虑小团体利益的思想，实质上就是放大了的小农思想，这是于百年来私有制对农村的长期统治和剥削阶级旧思想所留下的影响。如果让这种思想占了上风，规划中牵涉面较大的工程就无法实现。但是，由于人民公社现阶段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对于个别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利益又必须照顾到。因此，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一方面要坚决贯彻现行的农村各项政策，同时又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向千部、群众不断灌输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克服各种放大了的小农思想，使制订和实施规划的过程，威为向广大千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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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员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进行远景前途教育的过程，从而自觉地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一年来我县制订和实施规划的实践说明，那里思想教育工作抓得好，那里问题就能处理得好，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就提得高。安亭公社新泾大队各生产队之间原有一部分插花田。过去由于存在着小农经济思想，都把自己的田看成一枝花，把人家的田看成豆腐渣，结果多年来没有调整，影响茬口安排和收种管理。去年制订规划时，大队党支部以批林整风为纲，加强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贫下中农说：林彪恶毒攻击人民公社，污蔑农民“缺吃少穿”，我们就要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壮大集体经济。不调整插花地，怎能适应农业机械化，不革掉放大了的小农思想，怎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农业。干部、群众既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政策，又发扬龙江风格，去冬以来先后调整了三
    十多亩插花地，大大便利了园田化建设。桃浦公社李子园大队，为了改善水利条件，规划开一段六百米的河道。有个生产队因为要挖掉一些土地，影响一些收成，不同意开。大队党支部就首先从解决这个队的干部思想入手，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制订规划的教导，使他们既看到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又看到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进一步认识到制订和实现规划，不仅是为了一熟，而是为了千熟万熟，不仅是为了我们这一代，而是为了子孙万代。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开河挖掉四、五亩，但只要在其余一百多亩耕地上狠下功夫，可以做到五亩损失百亩补，到开好新河填好老河时，土地还可多出五、六亩，生产潜力就更大。这样一对比，一算账，很快统一了思想，马上行动起来。这些事例使我们体会到，树立全局观点，发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对于制订和实现远景规划，关系极大。要不断教育干部、社员从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出发，站得高，看得远，通观全局，把本县、本社、本队的局部需要，同国家的全局的需要恰当地统一起来；对于应当照顾的，则坚决照顾到。这样，上下左右才能有共同的出发点，才能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步调一致。
    向干部、社员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能片面照顾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否则就要走偏方向。去年我们开始制订规划时，思想上认为近年来农村住房较紧，想多造点社员新村，以改善农村居住条件。由于我们对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胸怀全局的思想觉悟估计不足，没能恰当地摆正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关系，规划提出去冬今春建造社员新村十五万平方米，将近每个大队一幢。当规划交给群众讨论时，许多贫下中农说，我们要学习大寨大队“先治坡、后治窝”的精神，先改变集体生产条件，再改变个人生活条件，县里这样规划主次不分，不符合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贫下中农对实现插秧不弯腰的愿望却十分迫切，要求加速推广机动插秧机。后来，我们对规划作了修改，放慢了建造社员新村的步伐，加快了生产插秧机的进度，使全县今年后季稻机插面积达到百分之四十三，保证了后季稻及时移栽。从这两件事情中使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光想用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其实是在腐蚀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挫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制订农业发展远景规划，“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激发了我县广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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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群众、千部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普遍要求大上快上。但是，也有同志担心，抓了长远规划，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会不会影响当前生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曾有一个认识过程。前几年，我县许多地区的贫下中农为了改变生产条件，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由于我们怕影响当前生产，对群众的这种积极性不仅不支持，甚至有的还加以批评，造成我县农田水利建设搞搞停停，生产上去不快。最近，我们对这几年来我县农业发展情况作了回顾。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三年冬季，是近年来我县农田水利建设搞得最多的两年，而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四年的夏熟都是大增产；一九七二年冬是我县近年来农田水利建设搞得最少的一年，而一九七三年夏熟却是减产最多的-一年。同样，朱桥公社灯塔
    二队，是我县粮食亩产连续三年超过两于斤的高产单位，他们在制订规划，总结回顾十年学大寨的战斗历程时也发现，十年来，他们先后进行了改土、改制、攻单产三项大变革，而产量也出现了三次大跃进。这些事实都说明，只有使农业生产条件有大的变革，生产才能有大的跃进。因此，抓长远规划，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不仅不会影响当前生产，而且只会促进当前生产。相反，如果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怕影响当前生产而不敢大干大变，思想被束缚住，这也不敢想，那也不敢动，那样农业生产就永远上不去。长远和当前，是一对矛盾。在具体工作中，如果安排不好，也会出现问题。比如在农田水利建设上，群众积极性起来后，县、社、大队三级都要搞，而且都想在今冬明春多搞
    一点，如果放松正常的田间管理，确实会影响当前生产。这就需要很好统筹安排。毛主席指出：我们不仅“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在制订和实施规划中认真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众会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来。封浜公社高家大队金家弄生产队，一九七三年“三秋”制订农业发展规划时，提出“大地重安排、蓝图自己画，三年实现园田化”的口号，当时有人认为工程大，用工多，担心搞了园田化，会影响田间管理；许多田块平整后，熟土变生土，会影响当年产量。这个队的干部和群众一起商量，研究解决矛盾的办法，既抓紧了越冬作物的田间管理，又加速了园田化建设的进度，使全队百分之四十七的耕地实现了园田化。他们还根据平整土地后熟土变生土、吃肥量大的特点，发动社员大积自然肥料，下足基肥，做到当年增产增收。这些事实也教育我们，制订和实施规划，要把大干大变的雄心壮志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这两者要结合得好，归根到底，还是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只要群众起来了，把制订和实施规划看成是自己的事业，就一定会把长远规划和当前生产密切结合起来。现在，我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想长远，促当前，千方百计抓兑现”的口号下，一面大力加强当前田间管理，夺取今年秋熟丰收；一面大积肥料，有计划地开展治水改土工作，为夺取明年夏熟丰收打下
    基础。
    制订和实施远景规划的工作，我们还仅仅是开始，工作做得很不够，离开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远。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批林批孔，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和干部，誓把我县建成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嘉定。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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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革新能手谈革新规划
    为了更好地制订和实现上海工业生产发展规划，最近，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邀请部分技术革新能手进行座谈。在这个座谈会上，他们畅谈了制订远景规划、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迫切愿望，同时，也谈了他们对进一步开展技术革新的设想和要求。
    他们的发言记要如下：
    技术革新首先思想上要不断创新
    刘金堂（上海锅炉厂工人、厂革会副主任）：
    生产，不肯花力气。这样，就只能伸手向国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制订工业发晨规
    家要人要设备来发展生产了！在制订和实
    划，这是把大家的积板性组织起来赶超世
    现规划的过程中，这种思想不解决，怎么可
    界先进水平的好办法。但是，要实现规划
    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自力更生、奋发
    还得提倡自力更生，开展技术革新，而首先
    图强？又怎么谈得上“赶超”？
    又得有不断创新的思想。我们厂里生产高
    杨新富（上海人民电器厂工人，厂革会技术
    压锅炉的一种材料，过去长期依靠进口。后
    组组长)：
    来，上海异型钢管厂工人知道了，就奋发图
    赶超世界先迸进水平，玫变我国技术落
    强，把这种材料搞出来了。但是，我们工人
    后面貌，是我们工人的迫切愿望。工人的
    想，不能满足于用过去的工艺技术。最近，
    革命劲头就象一堆干柴，只要有什么任务
    我们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经过研究，认为
    来点上一把火，马上就会烧得火旺。记得
    可以采用新工艺生产这种材料。现在我们
    去年，一座大型电站的化学水处理系统需
    正在试制。如果成功，不仅简化工艺，降低
    要配套试制程序控制和送控设备。有关单
    成本，而且可以自己制造。在试制过程中，
    位来同我们厂商量，有些同志却强调“我们
    虽然增加了一点“麻烦”，但试制成功以后，
    搞低压，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想一推了之。
    对钢厂、对国家却带来了方便。
    后来，工人知道了，说：“国家的急需，就是
    在技术革新中，一直存在两条路线、两
    我们的任务。”向领导请战，把任务追回来
    种思想的斗争。我们有些同志，因循守旧，
    了。
    习惯于慢吞吞地在老路上走，或者怕艰苦，
    我们许多工人到电厂去看过一套进口
    图省事，遇着困难就绕道。说起来他们似
    的水处理自控装置，认为并不那么先进。大
    乎生产抓得很紧，但一听说要搞革新，就前
    家说，我们要搞就得搞成先进的，一定要在
    怕狼后怕虎，担心会多花劳动力，影响当前技术上超过外国贷。当时，厂里场地挤，经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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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挖潜力，挤出了一间试制室。人员不够，
    多数零件的生产自动化和半自动化。但是，
    科研单位和安装、使用单位都来支援了。福
    即使是实现了自动化的机床，也是单机自
    建南平一家刻字厂的工人还为我们突击刻
    动的多，成线的少，更何况装配、包装等辅
    制有机玻璃上的线和字。在兄弟单位的支
    助部门操作技术还相当落后。这说明我们
    援下，这套自控设备终于试制出来了，技术
    还有许多生产潜力可挖，还必须把技术革
    指标超过了进口贷。这件事告诉我们：要
    新进一步开展起来。所以，我们在讨论制
    实现工业发展规划，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没
    订生产发展规划时，既要看到过去的成绩，
    有那种敢于担风险的革命精神是不行的；
    坚定技术革新的决心和信心，又要看到生
    而墨守成规、得过且过，想过太平日子的精
    产技术上还比较落后的地方，批判和克服
    神状态不破掉，新技术就不能发展，更不用
    那种只顾眼前生产，不考虑远景规划，不问
    说什么“赶超”了。
    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保守思想。
    顾和林（上海自行车三厂工人）：
    陈建中（上海灯泡厂玻璃小组工人）：
    我们的体会也是这样，实现规划，搞技
    我们工人搞技术革新和科学实验，遇
    术革新，不但要同枝术上的困难斗，而且更
    到的思想阻力确实不少。我们小组在
    要同因循守旧思想斗。回顾一下二十五年
    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得到党委的支持，
    来我们生产技术发展的历史，证明因循守
    搞了九年的科研，同时也同错误思想斗了
    旧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而自力更生搞技
    九年，终于试制成功十八项具有竞进水平
    术革新是大有可为的。拿我们厂来说，一
    的超高真空管子和泵。九年前，我们小组
    九五八年时，自行车年产量只有八万辆，
    刚开始搞科研时，有的同志泼冷水，说：“工
    今年计划则要超过一百万辆。这主要是靠
    厂不是研究机关，工厂设备条件差，工人没
    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
    有理论，没有条件搞科研。”还有些人甚至
    的结果。例如：车管车间，一九五八年时，
    说我们搞科研是“出风头”、“想济进技术人
    全车间工人二百人，年产车管八万套，现在
    员的队伍”。我们要彻底批判这种错误论
    实行了生产自动化，人数减少到十八人，产
    调，一定要坚定不移，做出实际成绩来。通
    量增加到一百万套。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
    过批林批孔，我们更加强了不断革命的决
    因此而自满起来了呢？十多年来，我们虽
    心，要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实现生
    然从手工操作到实现了机械化，又发展到
    产发展的规划。
    对革新成果要热情关心，不断提高
    梅卞顺（上海染化十厂工人）：
    要抓，上级领导机关更要抓，否则，许多好
    我还认为，工人初步搞成了一项技术
    东西就会自生自灭。例如：我们化工生产
    革新项目，如果不认真做好巩固提高工作，
    中经常要用干燥工艺，但是，这种工艺陈旧
    革新项目仅仅用作“展览品”、“献礼品”，这
    落后，不仅产量低，而且耗电耗煤多。一九
    对于实现工业发展规划也不能发挥应有的
    六七年，我们搞成膏糊状物料干燥的新技
    作用。推广技术革新成就，不仅工厂领导
    术，使用两年，效果很好。（后来，由于厂里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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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上不需要干燥这道工序，这项新技术
    这不能算是真正想把生产搞好。特别是，
    就暂时没用。)但是，我对许多化工厂至今
    群众革新项目有点缺点、不完善，就采取冷
    还是沿用干燥老工艺，大量浪费燃料，甚
    淡甚至否定的态度，那就是不要工人搞草
    至一个新建工程，也是按照干燥老工艺进
    新。我总觉得，领导千部要真正抓好生产，
    行设计，听了心里很不安。于是，我就利
    实现规划，就要抓好技术革新，首先就要端
    用业余时间继续研究试验各种物料的干燥
    正对新生事物的态度。
    方法。我把初步试验成果送给上海氧化铁
    顾和林：
    厂试用，结果，产量提高一倍，煤气节省三
    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不仅工厂领
    分之二。我今天参加座谈很高兴，这是领
    导要认真抓，而且上级领导部门也要做许
    导部门对我们工人技术革新的有力支持。
    多组织工作。例如：要搞机械化、自动化，
    我们希望领导部门进一步重视技术革新的
    就需要很多液压设备。要搞组合机床，就
    推广巩固，让工人创造的新技术，更加迅速
    需要很多动力头。这些东西要一个一个工
    广泛地在有关工厂推广，真正成为国家的
    厂自已去搞，花的力气多，成本高，有些工
    财富。
    厂还有困难。现在，全市虽然已经有了几
    刘金堂：
    个专门制造动力头的，点。但是，还要更多
    做好技术革新的巩固提高确实是对工
    一些。还有，要赶超先进水平，就需要了解
    人革新创造的极大支持。我们厂搞连续弯
    国内外有关技术资料。在这方面我们感到
    管省煤器的生产自动线就是一个例子。无
    工厂之间交流情况还不够，有的互不通气，
    产阶级文化大苹命以前，厂里搞了一个洋
    这种情况不利于整个规划的实现，不利于
    的，花了很多钱，没有成功。文化大革命中，
    新技术的发展，因此，也希望有关领导部门
    我们土法上马，六个月就搞成了。从落料、
    能够采取一些有力措施。
    倒角、弯管到装配、焊接、矫正等工序连成
    梅卞顺：
    一线，实行了自动化，生产工人从二十多
    现在我们工人搞出了一点革新创造，
    人减少到六、七人，场地缩小三分之二。但
    领导部门发简报，报纸、电台、电视台发消
    是，由于我们厂当时对巩固提高工作不够
    息，确实是对我们工人很大支持。但是，我
    重视，自动线上某些不完善部分没有很好
    们在技术革新中，特别是当一项新的工艺、
    解决，在生产上也就不能发挥作用。相反，
    技术创造出来以后，很需要领导部门提供
    哈尔滨、北京等兄弟厂由于重视技术革新必要的物质条件，给我们支持。例如：我们的推广工作，在我们革新的基础上进一步
    前一段搞的一项革新：用管道高压反应新
    充实、提高，自动线真正发挥了作用。有了
    工艺代替高压釜生产新农药中间体“邻硝
    这一正一反的经验，同时，工人贴大字报进
    基苯胺”，刚搞成时，为了求得可靠的数据，
    行批评、帮助，使我们厂有些领导同志逐步
    迫切需要作连续一千小时的运转试验。那
    认识了技术革新巩固、提高的重要，开始抓
    时候，领导上给了我们一，点原料进行试生
    这项工作。现在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
    产，有了这样的支持，这项新工艺很快就搞
    些同志只会空喊“生产”、“生产”，却不肯在
    成了。
    技术革新上扎扎实实花工夫，严格地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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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脚”，还是相信“尺码”？
    许国良奚启新
    这是一件真人实事：某设计院关门设计了一套图纸，施工单位的工人同志看了之后，认为严重脱离实际并提出修改意见，而一些设计人员不服气，由此展开了一场辩论一
    设计人员：…设计不是靠随便讲讲的，不是靠自己的想法，而是靠科学，靠依据。工人：你们的依据是什么？你们讲的科学是什么样的科学？设计人员：我们讲的科学依据是国际建筑设计的规范，这是有公式的。工人：不立足于我们自已的实践，自己闯，硬搬别人的规范、公式，行吗？
    辩论没有结果，最后由事实作了结论。这一次是设计人员输了。原因在于他们所信奉的“规范”和“公式”，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老黄历了。拿着这些东西来束缚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哪能不洋相百出呢？
    这使我们想起了韩非讲的一则故事。有个郑国人想买一双鞋子，事先用一根稻草量了量自己的脚，作为尺码。但跑到店里，一摸口袋，尺码忘了带，又跑回去拿。这样一来一往，等他从家里拿了尺码再来，店已打烊了。事后有人提醒他：“你为自己买鞋子，就该用脚试穿，还要什么尺码呢？”买鞋人回答：“我是宁肯相信尺码，不相信自己的脚的1”
    这两件事，内容各不相同，时间也相隔二千来年。但仔细想想，却颇有某些共同之处。
    “尺码”是哪里来的？还不是从脚上量出来的！当然，用量好的“尺码”去买鞋也未尝不可，买鞋人的错误并不在于用“尺码”买鞋，而是在于有了“尺码”就连自己的脚都不相信了。在设计中，我们也并不反对用“公式”，就如我们并不反对用“尺码”买鞋一样。但同样，任何一个“公式”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而只能来自于实践，并且要靠实践来检验。忘记了这一点，就必然会闹出买鞋人的笑话。
    “尺码”的正确性只有和脚的实际尺寸一致的时候才体现出来。换言之，当脚的大小发生变化时，原来的“尺码”就成了废物。如果一个三十岁的成年人，用自己十岁时脚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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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码”去买鞋，那岂不是要闹出大笑话吗？可是，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我们有些设计人员却不甚明白。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往往只是书本上那些现成的规范、公式。他们看不到，或不愿去看不断发展着的生产实践。他们不相信广大工人群众有无穷无尽的智慧，看不到工人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许多事情往往由于工人群众的实践早已冲破了前人的那些规范、公式，出现了新的创造发明，而他们却对多少年以前的那些东西津津乐道，似乎那些东西空前绝后，规定了事物发展的极限。某设计部门有少数人把过时二十年的“公式”捧为金科玉律，把工人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说成是不尊重科学，就反映出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工人群众同这些同志的一场大辩论的确很有必要。真理愈辩愈明。正是通过这样的辩论，可以使我们那些只相信书本而不相信实践的同志大大开阔眼界，得到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有书本知识的人只有眼光向着实际，到工农群众中去，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真知，才能使自已的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才能少一些片面性。否则，尽管你打了很多主意，想了很多办法，提出了自以为很好的计划、方案，也不免是理论脱离实际，闭门造车，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只相信“尺码”，而不相信自己的“脚”，只相信二十多年前的老规矩，而不相信今天的实践，这样的思想是颇具儒家特征的。韩非当年讲的这个买鞋人的故事，其本意也就是要讽刺那些只相信孔老二那些僵死不变的教条的腐儒们。今天我们在批判儒家的时候，要看到这种复古守旧的儒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和危害。当然，那些只相信二十多年前“公式”的人，他们可能并没有读过孔老二的“经书”。但就他们只相信过时的“公式”，而不相信实践、不相信工人群众的创造这一点来说，不是很可以看到儒家的幽灵至今仍在缠绕着人们的头脑么！我们并不想简单地一律否定过时的规范或公式，它们多半是前人的先进经验，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工作中的借鉴。但是，如果我们匐伏在这些经验面前，不能做到后来居上，甚至以为人们的思想、行动都只能以它作为最后的根据，那末，事物就不会向前发展，人们就不能前进，而只能倒退。
    其实，类似郑人买鞋和只相信二十年前“公式”的事，不独设计部门有，就是在别的工作中也常常会有所反映。比如，工厂企业里，随着生产的发展，明明有些规章制度已不适应甚至阻碍生产的发展，而有些人却死抱住它们不放；又如培养革命接班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使一大批革命青年受到了锻炼，而就有那么一些人死抱“论资排辈”的老黄历，反对提拔优秀的青年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所有这些无视客观现实，抱着老黄历不放的人，难道不都正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毒害吗？
    究竟是相信“尺码”，还是相信变化着的实践？究竞是前进，还是倒退？这些问题各条战线都存在着。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买鞋人”的哲学，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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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平甲论
    军民团结，情深意长
    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观后感
    杜华章
    在我国长期的人民革命战争中，从井冈山到延河边，从长白山到大江南北，人民群众同子弟兵的鱼水深情凝结了多少动人的诗章！现在，在京剧舞台上，我们又听到一曲军民团结的胜利凯歌，这就是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
    “军民团结，消灭蒋匪！”这八个大字，幕布一拉开，就醒目地映入我们的眼帘。这八个字正是戏的主题所在。《红》剧以十分动人的艺术力量，深刻地表现了军民关系，热情地歌颂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人民群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救护我军伤员的故事，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是到处都有的。它典型地反映出军民关系的阶级内容。军民关系本质上就是阶级关系。军队是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旧世界，反动军队从来就是欺压百姓的，人民对之也是深恶痛绝。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军队，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军民关系的阶级性质，第一次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崭新的军民关系。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它来自人民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
    一的宗旨”。我们党领导下的军民关系的阶级本质就在于此。反动派永远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反动宣传把我们党、我们的人民军队描绘成青面獠牙，可怕得很，可是人民群众仍然心向着我们党，拥护和热爱人民解放军？其实道理很简单：人民拥护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利益的保卫者，我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人民军队本来就是穿了军装的工农群众，人民群众怎能不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亲人，看成是“最可爱的人”呢！
    看了《红云岗》，我们不禁想起当年列宁所讲的一个故事。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对军事训练班的学员说起他在火车上亲眼看到的一件事情。一群人在笑容满面地听一个老太婆说话。这个老太婆把旧士兵和革命士兵做了一个对比，说旧士兵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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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资本家的利益的，革命土兵是维护穷人利益的。她说：“在从前，穷人随便捡块劈柴也要挨顿毒打。现在呢，要是你在林子里遇见一个士兵，他还会帮你背柴哩。”“再用不着害怕带枪的人了。”这是十月革命后，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对伟大列宁缔造的革命军队的出自内心的深切感受。在《红》刷中，就有两种军队的鲜明对此：一种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匪军。他们一到沂蒙山区，地主还乡团就跟着回来，疯狂地向人民群众反攻倒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听听匪兵的嚎叫吧：“中央军来了，刁队长回了村。当初，谁分过财主家的东西，立即归还；如若不交，格杀勿论呐！”与这种“遭殃军”势不两立地对立着的，则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他们肩负着革命的重担，人民的希望，转战南北，流血牺牲。这种对比，沂蒙山的人民群众都很清楚，他们懂得，伤员方排长是为谁负伤的。“若不是同志们浴血奋战，象俺这受苦人怎把身翻？”英嫂这句唱词就说出了乡亲们的心里话。
    《红》剧以饱蘸革命激情的笔墨，描写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无限热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自己吃的是野菜，给亲人送来的是煎饼和鸡汤；为了救护伤员，他们舍生忘死，赴汤蹈火，赵大爷就为此英勇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正如英嫂所说的，“他们对待亲人解放军，比自己的家，比自已的命都贵重”。英嫂的形象，就集中体现着这种比山高比海深的阶级深情。她是解放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光辉典型。
    我们在第二场《珍藏军鞋》中，就开始深切地感受到英嫂对解放军的一颗火热的心。还乡团进了村，叫器：“哪家藏着八路的东西，一律交出，谁敢违抗，格杀勿论呐！”英嫂家中就珍藏着一双军鞋，上面就绣着“军民团结，消灭蒋匪”这八个大字。英嫂的丈夫由于害怕被敌人搜出，想要把它拆了。英嫂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正因为这是一双拥军鞋，正因为上面绣着那八个大字，就不能拆！军鞋虽小，但它所负载的阶级情意却重于泰山。郑英田还并不理解他的妻子、一个贫农女儿的心意啊
    心头凝聚恨和爱，手拨灯花做军鞋。军民情意深似海
    针连线线连心怎能剪拆！
    剧作者在这里，给英嫂设计了成套唱段，让英嫂激情满怀地回忆她的苦难的家史。英嫂正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八路军进沂蒙雾散云开”！正因为有了人民的军队，有了党的领导，她，一个被逼去抵债的贫农的女儿，才能够同广大的工农大众一道，斗倒地主和一切剥削若、压迫者，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翻了身，当了家，做了主人。她能不热爱党热爱自己的子弟兵吗！
    从“珍藏军鞋”，到“抢救亲人”，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这场戏真是沁人肺腑，感人至深。剧作者用细致的笔触，富有层次地表现英嫂救护伤员的过程和她对子弟兵的爱。她在野菜上和草地上发现血迹，立即细心寻找，发现伤员，先是又惊又喜，再环顾四周，断定未被敌人发现，就急急上前低唤。这是第一层。而后，她看到伤员血透衣衫，为他包伤时，又发觉他头发烧唇焦裂嘘嘘气短，心中十分焦急。这是第二层。接着，她听到伤员轻微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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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水！”她才想起他要水喝。她先取水壶，见壶中无水；立即想到河边取水去，但又想到冷水不能救伤员；再想回家烧水，可路程太远，又怕碰见还乡团，而且伤势严重刻不容缓。那时，哪怕只有一滴水也好啊！可又哪里来这点滴温水呢？《红》剧深刻入微地表现英嫂内心的焦急。这是第三层。英嫂在焦急中忽然意识到自己的乳汁可以抢教伤员，到此时，作者又合情合理地让英嫂略事迟疑，感到为难，再用快板让英嫂断然唱出：“同志他为我们生死不顾，救亲人，还顾得什么羞羞惭惭！”这是第四层。当她用乳汁把伤员救醒过来，禁不住满心的喜悦，恰如春风吹散了满天的乌云。这一救护的过程和英嫂思想感情的层次，一层深入一层，紧紧扣住观众的心弦，表现得是何等饱满、深刻而又动人啊！通过这场戏，英嫂的形象已经在观众心目中高高地树立起来。
    英嫂用乳汁救护伤员，这一细节是含意深长的。人民的子弟兵，不正是由人民的乳汁哺育成长的吗？人民的乳汁，是人民军队的生命和力量的源泉。没有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党我军的一切工作，哪一项离得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伤员方排长是深深懂得这一点的：
    战士身上衣，人民手中线，战士囊中粮，人民滴滴汗，解放军步步胜利征程远，哪一步也离不开人民支援。
    方排长这段唱词，出自他内心的深切感受，也是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实了的。他负伤离开队伍，离开了部队战斗的集体，但他一刻也没有感到孤立无援。他很快就回到了人民群众之中，犹如鱼归大海，敌人就休想再找到他的踪影。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克敌制胜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试看沂蒙山区，不管蒋匪军和还乡团多么凶狂，军民始终紧密团结，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即使连原先胆小怕事，顾虑重重的郑英田，也在英嫂的英雄行为的感召和教育下，挺身而出，投入战斗。敌人妄想在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面前，从英田身上打开缺口，这一阴谋只能以彻底破产而告终。
    作为人民战士的光辉形象，在方排长身上体现着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他从一个黄连水里泡大的放牛娃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最懂得子弟兵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他的头脑里有着深刻的群众观念，并且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深深体会到，坚持军民团结，热爱人民群众及其一草一木，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我党我军的这一宝贵的革命传统，任何时候也不能丢掉。丢掉了这一传统，就会寸步难行，就意味着对人民的背叛，对革命的背叛。当他负伤离开队伍，不得不在英嫂他们救护下隐蔽起来养伤的时候，他仍然处处想到群众的疾苦，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力求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五场《军民相依》有一段十分动人的情节：英嫂给方排长送去鸡汤，方排长激情难抑，请求英嫂把汤饭带回去。他特意解释说，昨天送来的干粮还有呐。实际情祝又是怎样呢？英嫂拿过他的挎包一看，发现里面是野菜。原来他为了减轻乡亲们的负担，自己带着伤挖野菜充饥。这是人民战士的多么可贵的革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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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上海短篇小说集》序
    方泽生
    这本集子里的二十四篇小说，选自近几年来上海报刊和文艺出版物。它们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些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色彩绚丽的斗争生活的画卷，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又各具思想性格色彩的英雄形象。跟以往任何革命阶段的文艺作品相比，跟那些作品塑造的英雄形象相比，这本集子自有它的“特别”之处。“特别”在哪里？还是从《特别观众》说起吧。
    剧场里翻滚着乐声的浪涛…谁也没有注意到，场子里有一名特别的观众，他象是没有座位而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立脚似的，一会儿猫着腰走到近台，一会儿又贴着墙根走到最后排的角落里。…
    这个“特别观众”叫季长春。因为他是搞“音频技术”的，特别注意“剧场的音响效果有点失真”，因而主动提出“要在短时间里完成一台高传真调音控制桌”的设计制造任务。他跟剧团订的合同也有点“特别”，叫做“以需方满意为准”。“需方满意”，这在副组长、老技术员苏琪看来，是“活络生意”，一点不“留有余地”，因此发生了冲突。试制任务完成，需方也表示满意了，但还有一点“丝丝”声，“轻微得象晴朗的天空中飘过一缕云丝”，季长春还准备返工，这就更显得“特别”了。作品通过富有特色的情节，表现了季长春的一丝不荀的高度责任感。但是，如果仅止于此，那么，这个形象的时代特点就不会那么强烈了，因为自从中国工人阶级当了国家的主人以后，他们在生产斗争中就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了这种责任感。可贵的是，作者进一步挖掘了季长春的责任感的由来：季长春的主动进攻精神，是出于对革命样板戏的热爱，他知道，革命样板戏是无产阶级的艺术珍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不能走样。声音的“失真”，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职”，因为“每一个工农兵观众都是特别观众，在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进攻的战斗中，我们都一样是战士”。这个思想点燃了季长春的英雄行动，使之闪闪发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季长春的这种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主动进攻的革命精神，提出并回答了革命发展到现阶段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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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面临的新课题，给工人阶级的责任感赋予了新的历史内容。这种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就是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觉悟的集中表现，就是季长春这个英雄形象的“特别”之处。季长春说：“我们应该按七十年代的先进标准要求自己。”对于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我们也要“按七十年代的先进标准”一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和继续革命觉
    悟来衡量。
    季长春和他的伙伴们一所有这些作品塑造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都具有这样的“特别”之处。这正是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中国工人阶级普遍的阶级品格。但是作者在表现这些形象时，选取题材的角度、表现矛盾冲突的面又是各不相同的。象《特别观众》这样，它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所引起的革命性变化，来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特点，表现英雄形象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和继续革命觉悟的。还有一些作品，如《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等，则是直接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的。这类作品不多，但特别引人注目。这是因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规模最大、意义最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艺作品截取这一斗争的某一侧面，通过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更能集中反映英雄人物的高度路线斗争觉悟，高度概括地写出工人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作品也就更具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鲜明的时代特点。郭子坤“紧紧地握着方向盘”的思想性格，凝聚着无产阶级始终坚持革命斗争大方向，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和革命气魄。乔巧姑的“按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办事”的思想性格，正是一代新人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深刻理解的结晶。一句话，它们表现出了今天工人阶级继续革命的高度自觉性，成为人们继续革命的榜样，因而人们喜爱它。而且，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赞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生事物，正是对现实斗争中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批判，跟现实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文学创作要特别提倡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象季长春、郭子坤、乔巧姑这样的英雄形象，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可能出现。这是因为英雄是时代的产物；英雄形象的特点，是由时代的特点决定的。特定的革命发展阶段，特定的斗争环境，必然会产生具有特定的思想风貌的英雄人物。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正是文艺创作典型化的根本要求。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发展推上了一个新阶段。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来没有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他们在走着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们真正意识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更紧密地把现实斗争与远大理想结合在
    一起，更自觉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更主动地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发动进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文艺作品就应该根据这样的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因此，象季长春这些英雄形象的高度的革命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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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进攻性，正是现实生活中无产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的艺术概括，也就是时代的特点，是区别于其他革命时期的英雄形象的“特别”之处。同时，文艺作品又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革命文艺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也象他们笔下的英雄人物一样，努力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创作，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切、分析一切，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握时代的特点，揭示英雄人物的精神境界。很难设想，没有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切身感受，没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能塑造出象郭子坤这样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来。再如革命样板戏，由于作者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高屋建瓴地反映我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因此英雄人物在完成他那个历史时期所提出的特定的斗争任务时，迸发出来的思想光辉跟今天的时代精神是完全一一致的，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教育作用。那些高大、完美的英雄典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是以往任何革命阶段的文艺作品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不可比拟的。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特别观众》这类作品，题材新颖，有些情节象演出革命样板戏等等，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可能出现，因此容易具有时代特点，也容易反映英雄人物的继续革命觉悟。诚然，革命斗争的发展，不断为文艺创作开拓出新的题材内容，反映这些新的题材，是比较易于表现出英雄人物的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的。但是象《区委副书记》这样的小说，它所表现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思想：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思想也许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被许多作品表现过。但是这篇小说却又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提炼主题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代表进入领导岗位的新干部，如何才能永远扎根于群众之中？这个问题就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小说的主人公、区委副书记苗俊敏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这位从普通工人提拔到区委领导岗位的新干部，“有着一种特殊的性格”：她从一张群众写的问为什么最近不容易看到她的普通来条上，发现了“会议桌上听不到，文件报告里看不到的”东西，并把“对群众的态度”提高到“路线问题”上来认识，因而亲自赶到青松新村去参加群众座谈会，听取群众的意见，并把意见提交区委常委，作出了领导干部亲自到信访室值班的新规定。她的工作方法也很“特殊”：她看见办公室里的沙发，提醒自己和同志不要“让沙发埋没了手脚”，“应该多使用那个设在群众中的流动办公室”一“随身背的那只黄帆布包”，她要做什么报告、总结，不是请人代笔，或者闭门造车，总要“先下去摸一摸，听一听”；群众找她，她做思想工作，也是“不拘一格”，或在大楼边，或在扶梯上，甚至“漫步漫步就谈开了”。小说通过苗俊敏的身份、性格、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所表现出来的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以及作品的思想深度，都是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密相连的，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在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广大新干部的新面貌。
    再看另一篇作品《暗礁》，写的是相信不相信群众的主题，跟《区委副书记》有相似之处。作者在刻划秦华这个英雄形象时，还是赋予她的思想以时代特点的。秦华的坚定地相信群众，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她的朴实、谦虚、善于发掘人家长处的思想性格，是很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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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感人的。在形象塑造上，还有其独到的长处。但相比之下，时代感就没有《区委副书记》强烈。如果对朱山虎只相信仪表、只相信自己的思想把握得更准一些，这种思想的社会根源表现得更深一些，矛盾冲突安排得更激烈一些，也许秦华的思想性格、路线斗争觉悟会显得更有时代的光彩。可以肯定，象《区委副书记》、《暗礁》所反映的斗争和主题，在今天和今后的斗争中还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文艺作品还是要去描写它、表现它。只要紧紧扣住时代的特点，把握斗争的脉搏，从路线着眼，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时代色彩还是会更上一层楼，写出新水平来的。
    季长春、郭子坤、苗俊敏们的“特别”之处，即他们的高度路线斗争党悟和继续革命觉悟，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英雄形象来说，则又是共性。但这种共性，不是抽象理念的化身，也不是千篇一律的说教，更不是几句豪言壮语所能概括。它渗透、融合在整个形象的塑造中。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文艺作品表现这个“共性”，是通过特定的斗争环境、特定的矛盾冲突、特定的人物性格，又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完成的，因而英雄形象是那样千姿百态、各呈异彩，反映出来的生活是那样五光十色、绚丽多姿。《责任》和《第一课》，塑造的都是纺织工人的英雄形象，它们的主题，都可以说是表现工人阶级的“责任”的，但是塑造英雄形象、表现人物崇高精神境界的途径，又是那样不同，英雄形象也自然迥然相异了。《责任》写韩杏英身教言传，使她的徒弟鞠春妹懂得布面上打个“责任印子”，并不是出了问题追查责任才用得着，而要把自己的责任编进七亿、三十亿这个整数。“支援世界革命，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第一课》写的是挡车工夏彩云带着工人阶级的委托，率领工宣队进驻新沪纺织大学，以工人阶级的伟大气魄占领和改造上层建筑领域，把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这就是新的革命形势下的工人阶级的“责任”。韩杏英和夏彩云，同样具有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和工人阶级的崇高情怀，但由于各具特定的斗争环境、特定的矛盾冲突，又通过特定的方式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来，因而思想性格就各有其貌，两个形象就决不会混同起来。当然，这两个英雄形象所揭示的思想深度也
    是不完全一样的。
    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总是要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特殊表现普遍；既然是“个别”、“特殊”，自然是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更何况由于作者不同，表现的侧面和手法也会因人而异。文学创作中之所以会出现雷同的现象，往往是由于作者不是从实际生活出发，忽略了个别反映一般的创作规律，英雄人物的路线斗争觉悟不是化成英雄的血肉，而是图解式地变成装饰英雄形象的衣冠，这样，英雄形象自然就容易雷同了。
    我们反对恩格斯批评的那种糟糕的个性化，象文艺黑线那样离开了英雄形象鲜明的阶级性和共同的品质，用一些琐碎的庸俗的细节，去渲染英雄人物的所谓“个性”。这种“个性化”，只会歪曲和丑化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并变成反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手段。但英雄典型毕竟是特定的“这一个”，要注重英雄形象独特的思想性格的刻划。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试看《延安的种子》和《朝霞》。这两篇小说都是歌颂知识青年继承革命传统、上山下乡干革命的新生事物的，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风貌，甚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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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思上也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延安的种子》侧重于平面的叙述与回忆，缺少重头的对立面的交锋与斗争，因而英雄形象就略嫌单薄，缺乏立体感。而《朝霞》就比较注重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刻划。叶红深夜栽“扎根树”的天真烂漫而又郑重其事的举动，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叶红与“我”田头相遇，她那段关于麦子扎根的议论和对“我”不恰当地强调教师工作重要的冲撞，点染了她的明快爽朗而又见识深切的思想性格；而雨夜与“我”长淡，她那慷概慨陈词的激愤之态，显示了年青一代与旧思想水火不相容的革命进攻精神，她那“农场还在嘛，我当然在啊！”的个性化的语言，凝聚着年青一代革命到底不回头的高度觉悟和崇高理想，为人物的思想性格增添了不少光彩。可见只要在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刻划上下功夫，英雄形象是不会雷同的。
    雷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熟悉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对于斗争的各种形式和内容、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英雄人物，缺少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有的人搞创作，不是努力从生活中提炼形象，而忙于把得来的一些材料填到主观“设计”好的英雄模型中去。在他看来，英雄自有一定之规，碰到困难，总是不吃饭、不睡觉、不顾家；一开口，总是与众不同，夸夸其谈；甚至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态，也在他的规范之中。这样写出来的形象，怎么能活起来？怎么会有动人的力量？怎么会不雷同？所以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雷同。同时，创作又是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鲁迅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创作就是创造，就是闯新路。只有从实际生活出发，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象革命样板戏那样，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才能在创作上独辟蹊径，创造出独具光彩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来。
    数风流入物，还看今朝。这些具有高度路线斗争觉悟、继续革命觉悟，又各有性格色彩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孕育这些英雄形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垮了文艺黑线的统治，粉碎了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革命样板戏破土而出，占领了舞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无产阶级的经验。短篇小说的面貌也焕然
    一新。它摆脱了过去的那种“小摆设”、“小风波”以及种种个人欲望的琐碎事件，直接选取重大的斗争题材，力图把英雄人物放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加以表现；在塑造英雄性格时，又着力于思想深度的开掘，努力反映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这意味着文学创作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只有这样，文学事业才能真正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了物质生产力，也解放了精神生产力，大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从工农兵中涌现出一批新的革命文艺战士，为工农兵英雄形象高唱赞歌，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发展。这些作品几乎全是出于这些同志之手，这是文学战线上多么可贵的新鲜血液啊！
    我们赞美这些英雄形象，赞美这些作品，更要以百倍的热情，赞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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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创作
    读长篇小说《较量》
    宋
    海
    《较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出版的第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是两位普通工人。他们并没有想到当作家，是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和革命精神在激励着他们，“迫使”他们身不由主地拿起笔来。这看来是一项力不胜任的巨大工程。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领导、有关部门以及工人师傅的支持下，他们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任务。
    《较量》所描写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的时代背景，是在一九六二年夏秋之交。那是
    一个怎样的乱云飞渡、风雷激荡的年代啊！当时，由于连续三年遭受了自然灾害，我国正处在一个困难时期；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共产党的周围，满怀信心地战胜困难，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而国内外反动派却认为时机已到，沆瀣一气，争先恐后地跳出来跟中国无产阶级“较量”一番，掀起了一股股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浪潮：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大造反革命舆论，倒行逆施，采取了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动；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一齐爬了出来，群起而应之，妄想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龟缩在台湾岛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也蠢蠢欲动，不断派出小股匪徒窜犯大陆，大做“反共复国”的黄粱美梦；而苏修叛徒集团更是乘人之危，毁合同，撤专家，企图强迫中国人民跟着它的指挥棒转…这股反革命浪潮气焰嚣张，甚嚣尘上。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斗争背景上来展开情节、塑造形象、阐述主题的。小说所展示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
    争，自始至终围绕着国防工程“二○一”的本体的生产任务进行。而“二O一”这一产品，正
    是打击帝、修、反的一项锐利武器。因此，他们为了苟延残喘，就要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它，这样就把某一具体的生产任务直接与国家命运攸关的斗争挂起钩来，使斗争更形复杂，意义更为深刻，也更能准确地勾勒出那个历史时期的斗争风貌。
    作品反映的斗争是六十年代的事，而书成于七十年代。十多年过去了，其间经历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
    六十年代那一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也是一场规模宏大、意义深刻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运动。通过这一伟大的运动，人民群众的马列主义水平普遍提高了，懂得了路线的重要，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从而自觉地以党的基本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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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来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指导各项工作，提高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较量》的作者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深感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党的生命线，只有站在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才能深刻揭示斗争生活的本质，因此努力以党的基本路线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正当东风机器厂内外，各阶级的代表人物围绕着“二○一”产品进行“较量”的时候，正是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胜利召开的时候。会上，毛主席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号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揭示了阶级斗争的规律，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较量》所描写的那场斗争，正好从一个侧面为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形象化的依据。当然，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文艺创作，决不是使文艺作品变成党的路线的理论阐述或简单图解，而是要从实际的斗争生活出发，把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渗透、融汇在形象塑造、情节安排等各方面。《较量》正是努力这样做的。装配车间的党支部书记江海涛，是小说刻划的主要英雄形象。他年青，朝气蓬勃，机敏而又沉着。作为一个工人出身的党的基层干部，他在业务上很内行，关键时刻仲得上。他一出场，就利索地把本体外壳从火车上稳稳吊下来，使车间“闯过了第一关”，带来了
    一份极好的“见面礼”。小江是电焊师傅出身，在技术上也精益求精，他把电焊条“拿到眼前看看，放在手上掂掂”，或者“亮几下火花”，就能辨别焊条的型号，这一手，连老师傅们都“心悦诚服”；后来他又抢挑重担，冒着生命危险，协助工程师沈丽萍完成了新焊条的试验任务，为制造“二○一”产品攻下了最后的关键。我们也不会忘记他是怎样冒着三十
    七八度的酷热，钻进发烫的弯管里，一丝不苟地清洗着一粒砂子、几点杂质，以至晕倒在管道里。而当我们看到“他那被汗水浸湿了的衣服蘑损了多处，肩头和手臂还磨破了皮，渗出斑斑血迹”，以及他那“依然精神焕发”的“愉快的笑容”，怎能不为江海涛的精神品质所感动呢？对我们党的基层干部，党就是这样要求他们的：地位变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能变。他们身不离劳动，群众身上有多少机油，有多少泥巴，他们身上也不会更少。只有这样，才能跟群众建立起亲密的同志关系，充分了解群众的愿望，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带领群众，夺取三大革命斗争的新胜利。作者花了一定的笔墨，来表现江海涛在生产斗争中的英雄行为，是概括了一代新于部的某些本质特点的，也许因为作者都是工人吧，对生产斗争是熟悉的、有感情的，因此写起来也能得心应手，避开了烦琐的技术过程，使人物亲切近人。
    但是，江海涛作为党的基层干部，他能从容地指挥生产，却又不埋头生产，他的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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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的最大特点，是有较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能够自觉地运用党的基本路线的观点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他抓生产不忘抓阶级斗争，他懂得，只有抓好阶级斗争，才能
    从根本上抓好生产。这斗争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既然“二O一”产品是跟
    对敌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敌人就不会轻易放过；一是由于一些同志对阶级斗争的模糊认识而形成的思想政治路线的错误。这两方面的斗争，既不是江海涛主观“臆造”出来的，也不是江海涛故意“制造”出来的，它确确实实存在于生活之中。“二○一”产品能不能按期完成，“关键是电焊条的试验”。可是他刚接触这个试验小组，就发现他们“分成两个摊子在干”，原因是负责试验小组的两个人“公鸡见不得蜈蚣”，“经常闹矛盾”，车间主任怕“当老娘舅”，干脆一分为二，“两全其美”。“在这样的关键地方，为什么问题这么多”，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动向啊！”这里，阶级斗争同党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扭结在一起了。“风起于青苹之末”，当这股风还是初生乍起、“水波不兴”的时候，要注意它、识别它，这需要有灵敏的嗅觉，有洞微烛幽的慧眼。而这嗅觉、这慧眼，不是天生的，是在斗争中炼出来的，是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表现。正因为江海涛有这样的觉悟，所以能主动出击，随着斗争的发展，在一浪高过一浪、“逐步升级”的矛盾中，顺藤摸瓜，挖出了经过巧妙的伪装，在工人队伍里隐藏得很深的叛徒、特务黄建安，也挽救了在路线问题上一错再错、在修正主义的思想轨道上滑得相当远的丁锦辉，达到了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的目的。
    江海涛不仅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而且能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透过现象看本质，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江海涛的思想成熟的标志。其实，能否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正是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程度的一个考验。在现实生活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并不是“河水不犯井水”的，而往往是呈现出犬牙交错的状态，不严加区分或处理不当，都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在作品里，作者并没有把生活简单化，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显得丰富多采。这样写，更接近于生活的真实，也更能表现出英雄人物的斗争觉悟和思想水平。就说电焊试验小组的一分为二的事吧，看来仅是两位负责人都有点个人主义，闹不团结，纯属人民内部矛盾，这样认识和处理，就正好上了敌人的当。须知树有根，水有源，个人主义也有来龙去脉，也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加以分析。一分析，就查到了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原来是有人在挑拨离间，制造矛盾。这倒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内部，大敌当前，还是闹不团结，搞分裂，背后往往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捣鬼。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涣散斗志，转移目标，是阶级敌人常用的手法。要加强团结，就必须把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挖出来。在这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人民内部矛盾是现象，敌我矛盾是本质；人民内部矛盾是次要矛盾，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也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更有效地孤立和打击敌人。面对这样的现实，江海涛一面帮助阶级兄弟提高觉悟，树立无产阶级的胸怀，教育知识分子，鼓励知识分子在世界观改造方面的进步；一面把注意力集中在黄建安身上，把现实的斗争和历史的斗争联系起来，逐步揭露出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而丁锦辉呢？他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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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及其它问题上，忘了阶级斗争，因此不能不犯错误。这又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江海涛看得更深一层，这是敌我矛盾在共产党内的反映，是敌我矛盾用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因此，他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哲学，七斗八斗，终于把丁锦辉斗醒了。但斗争不是目的。江海涛说：“我们所恨的，应该是修正主义，应该是阶级敌人！对于受害的战友，我们是严肃批评，热情帮助，共同总结经验教训，使每个同志能从中得到教育！”《较量》就是这样在鱼龙混杂、矛盾多变的旋涡中，在对待不同矛盾的不同态度和分寸中，来突出政治上相当成熟的支部书记江海涛的思想性格的。
    在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上，丁锦辉恰好是江海涛的对立面。老干部丁锦辉，有很多长处，他艰苦朴素，那件补钉叠补钉的旧军装给了我们很好的印象，他有自力更生的精神，很自豪地自搞弯管机；他在产品质量上坚持高标推、严要求。但就是缺少根本的一条：对党的基本路线毫无认识。这个曾经当过人保科长的车间主任，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模糊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他常常自夸：“我肚子里有一本车间职工的花名册，脑袋里装着每个职工的档案袋，连他们的祖宗三代，我都背得滚瓜烂熟。”因此，他不相信会有阶级斗争，即使有，决不会在他这个车间里；因此，他不想抓阶级斗争，即使抓，要“待生产任务完成了”，“打它个歼灭战”。他万万没有想到，阶级斗争不仅存在着，而且就在他这个车间，而且敌人就是他信得过、靠得住的“老工人”、“共产党员”、“真金”黄建安。他认为，本来风平浪静的车间，现在风波迭起，搞得乱糟糟的，都是江海涛“抓阶级斗争抓出来的”。忘了基本路线，站错了立场，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看人处事，只会在现象上兜圈子。对黄建安，他只看到反革命借以栖身的“积极”的一面，看不到他“杀身成仁”的另一面；甚至让他去调查材料，也会得出个全盘否定的结论，不自觉地成了反革命的防空洞、保护伞。真是一错百错，闹到了是非不分、人妖颠倒的地步。丁锦辉的思想实质，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中的表现，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样的斗争，今天和今后，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他从反面教育我们：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才能在革命的征途上勇往直前，永葆革命的青春。
    努力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文艺创作，不仅要在思想内容上努力反映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塑造一定历史时期的有高度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英雄形象，而且要在艺术形式上标无产阶级之新，努力运用无产阶级的创作方法、创作原则、创作思想，去为反映党的基本路线服务。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是统一的，革命样板戏就是光辉的榜样。如果我们在艺术形式的处理上、艺术手段的运用上，稍稍离开了无产阶级的创作原则，就会损害英雄形象，损害作品的思想深度，不能充分反映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在这个问题上，《较量》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值得探讨的地方，这里仅就情节处理方面谈一些看法。
    部长篇小说，一定要有比较完整和引人入胜的情节。但情节不是目的，是为塑造英雄形象和表现主题思想服务的。情节的取舍，取决于刻划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是否需要。为情节而情节，游离于人物思想性格的情节，或者有损于人物思想性格的情节，都应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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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地割爱。《较量》从塑造江海涛这个英雄形象出发，安排了两条情节线索：一是跟破环“二○一”产品、暗藏的特务分子黄建安的斗争，一是跟党内修正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丁锦辉的斗争。两条斗争的情节线索有分有合，交叉进行，互相影响，推动情节的发展，是能够表现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的，这样安排也是可取的。但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处理上有不够妥当的地方。江海涛与丁锦辉这一斗争线安排得较好，两者相斗，江海涛处于进攻的地位，直至使丁锦辉痛悔前非，幡然省悟。这是从英雄形象出发来安排情节，很能表现出江海涛的无产阶级进攻精神和革命情怀。当然，这条线索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可能就是过多地追求情节的曲折，以致当阶级斗争的种种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丁锦辉还是那样地顽固，反调唱到底，这就不太符合他的身份和经历了。江海涛与黄建安的斗争线的安排问题就更多一些。一方面情节占的分量太重、太臃肿，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另一方面，黄建安主动出击的机会很多，如在工人中挑拨离间、制造车祸、大字报风波、纠缠马全福，都是黄建安先下手为强，然后才是江海涛围着这些问题转；而且有些破坏活动，黄建安做得是很不高明的，漏洞百出的，如大字报的风波，他留给肖武斌的条子，是很容易被人发现、也是很容易查清的，他唆使两个艺徒去贴大字报，面目也是一下子就会被人认出来的，然而他“略施小使”，竟把整个车间搞得上下乱成一团，江海涛费了好大的劲才算把风波平息下去。这样来渲染情节，离开了英雄形象的基调，就有损于英雄形象的思想光彩了。革命样板戏就不是这样，情节的发展时时紧扣住英雄形象思想性格的发展，处处为表现深刻的主题服务，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部文艺作品，如果片面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表面看来很抓人、很热闹，把人物性格湮没在情节之中，最终是不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只有在刻划人物的思想性格、提炼和深化主题上下功夫，才能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试就《较量》中的两个情节作一比较。
    一是沈丽萍接受“皮下过渡法”的电焊试验的任务后，写她回家后的行动和心理状态，很细致动人；天色未明，她来到试验现场，发现江海涛已经先到-“步，陆高春也随后而至，他们的一句对话、一个动作，都准确地表现了他们当时的思想活动、火热的阶级感情和昂扬的革命精神，读来感人至深。而另一情节，江海涛去向明忠家访问，向大妈谈起向为群被捕前曾留下个条子，条子可能与黄建安有关，但始终没有找到，这里制造了一个“悬念”；最后向大妈终于找到了纸条，纸条上说黄建安“这个人可能是特务”。从情节安排来说，有伏笔，有呼应，也是完整的；但从跟刻划英雄形象的关系来说，则是游离的，而且连证明黄建安是个特务的作用都没起到，因为凭“可能”二字是不能给他定案的。这个情节不仅无助于英雄性格的塑造，不能感动读者，而且这样的情节一多，势必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情节上去，甚至坠入惊险小说一类的迷雾中去。这是不足为法的。因此，如果这部作品情节更浓缩一些，多删去一些枝蔓，多在揭示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上下功夫，英雄形象也许会更鲜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也会更有深度。
    如何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文艺创作，还是个新课题，需要有更多的创作实践，并认真总结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进一步繁荣。只要我们坚持方向，不断实践，无产阶级文艺之花是会越开越鲜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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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编者按：本刊前两期曾发表了关于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好函授教育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青年对函授教育是如此欢迎，他们通过函授教育学习进行三大革命斗争的本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但是，这也向我们的中学教育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把有些政治文化知识的“缺门”留给函授解决呢？为什么不可以让学生在学校里就学到这些本事呢？本刊这期发表的刘行中学和淮海中学的经验调查，就是这两个学校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既然他们可以做到，其他学校也应该是可以努力做到的。
    让学生在学校学到更多的本事
    刘行中学的调查
    刘行中学是郊区的一所农村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农村，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不能适应这种飞跃发展形势的需要呢？有些事情对刘行中学领导和教师的启发是很大的。有的学生回生产队当了拖拉机手，但是会开不会修，还得花一定的时间补学，有的在搞科学实验时感到学校学的知识不够用，又回校要老师“补课”；有的当了政治辅导员，读读写写还可以，要专门讲清一个基本观点就感到很困难。这些问题引起了学校党支部和教师的重视，他们想，为什么不可以让学生在学校就学到这些
    本事呢？
    围绕这个问题，领导和教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且深入到一百多个生产队进行调查访问。通过调查，他们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为社会主义农村培养一代新人，就不仅要使学生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而且需要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有各种过硬的本领，为今后参加农村三大革命斗争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组织教学。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刘行中学革命师生体会到，组织教学过程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首先必须使教学内容适应三大革命斗争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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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中学生在学校里是应该打好文化知识的基础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学教育强调与高校“对口”，实际上是为学生升大学打基础。因此，教学内容完全脱离斗争实际，学生学了也无用。而今天的中学毕业生，主要是当工人、农民。因此，这个“基础”必须与
    三大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口”。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他们便坚持从当地的实际情祝出发，确定学科教学内容。比如，农基课的教学，针对刘行公社是棉粮区，主要农作物是稻、麦、棉花和油菜，主要副业是养猪，他们在学习作物栽培方面，就选择稻、麦、棉花和油菜作为重点教学内容；在动物饲养方面以生猪饲养作为重点教学内容；在农业“八字宪法”部分，重点选择“种”“肥”“保”三个字，其中“种”以良种培育为主，“肥”以当地能生产的菌肥为主，“保”又以病虫害的防治为主。这样紧密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学生学了就能用，回家就可以为生产服务，又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抓住重点进行教学，从认识论来说，又是一个“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学生通过学习带有典型性的重点内容，就可以举一反三，从个性中了解共性的东西。比如，农基课中的水稻和麦子都是单子叶作物，包含着单子叶作物的共性，抓住水稻和麦子生长的特点讲深讲透，学生就掌握了单子叶作物的一般生长规律。又如，过去讲种子处理方法，各种作物的种子，都要一一从头讲起，实际上都是大同小异，只是种子发芽的温度不同；现在他们重点讲清稻种和棉种的处理方法，对各种作物种子发芽的不同温度略加说明，学生很快就掌握一般作物种子的处理方法。其他如，工基学科的机械和电工部分，他们就以农村常用的拖拉机和电动机作为典型教学内容，并组织师生到生产队现场教学，不仅学到了有关机械和电工的理论知识，而且学到了实际操作的本领。
    为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刘行中学在组织教学过程中，还尽量做到大小课堂相结合。凡是能到斗争实际中去上课的，尽量组织现场教学。比如，过去讲棉花整枝，在教室里大讲雌枝雄枝如何区别，与主杆成什么角度，学生听了还是分不清；现在教师带领学生到棉田上课，一边让学生自己比较雌枝与雄枝的区别，一边讲解书本理论，学生很快就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其他如棉花管理、玉米人工传粉、“五四○六”农药的使用等，都是到现场教学，效果也很好。即使有些需要在小课堂里进行教学的，如农药成分的测定、土壤分析等内容，他们也都是发动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和学农的机会，事先做好挂图，采集好标本，以便于联系实际进行教学。到目前为止，他们已制作了五大作物的主要病虫害标本三十多种，各种农作物和菌肥、菌药标本二十多种。毛主席早就说过，“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通过大小课堂相结合，走出去，请进来，有实践经验的贫下中农成了他们最好的老师。这样学，学生开阔了眼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比如，有关粘虫的知识，课本里一共只有八行字。而在刘行地区粘虫的危害非常突出，有一年粘虫成灾，就使全公社三麦减产三十万斤。由于采取了现场教学，学生到田头实地观察，识别和了解粘虫的生活规律和防治措施，使学生学了后，就能在防治粘虫中发挥作用。又如，农业气象实行开门办学，学生不仅了解了书本上气象预报的一般知识，而且收集了一百多条农业气象谚语。有些同志开始时担心：开门办学，进进出出，文化知识是否会学少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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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衡量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如何，不仅要看对书本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还要看学生在实践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刘行中学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书本理论，而且能够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学生学了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就用来研究刘行地区二十多种常见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去年九月，有一位同学发现一片水稻叶子上有三化螟卵块，便对这块水稻田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二十多棵稻叶都有这种虫卵，他就立即向生产队长作了汇报，及时施打药水，防治了一场虫害的发生，保证了水稻的丰收。
    为了使学生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刘行中学的教师还注意引导学生“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有些学生搞长绒棉试验没有成功，有的学生给猪打“九二○”催肥针，反而把猪打死了。贫下中农和教师仍旧鼓励他们，帮助他们认真总结经验。这样，学生不仅在实践中学会了运用书本知识，而且往往有所创造发明。有一个学生，听到当地有一句气象谚语说：“烟朝下，雨哗哗”。但他经过观察，有好儿次虽然“烟朝下”，却都是阴天。什么原因呢？经过分析，他了解了烟的运动和气压的关系，并且根据自己平时观察的结果，把这条气象谚语改成了“烟滚地，雨凄凄”，更正确地反映了天气变化规律，为农业生产服务，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
    为了使学生学到更多的本事，刘行中学的领导和教师，还根据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采取开设选修班、短训班，建立课外科技小组等形式，使学生在学习课堂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提高。选修班主要是让学生在毕业前能够单科独进，在某一方面学得更多
    一些，更深一些。选修班一共开了马列、毛主席著作学习班、科学种田班、会计测量班、农机电工班、红医班、书法班等六个班。从今年六月初开始，每周上课二、三个半天。由于选修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因此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电工班的师生，结合教学给学校新建的校舍安装电灯，给生产队修电动机；红医班的师生，结合教学到大队卫生室与赤脚医生一起，为贫下中农扎针治病；马列、毛主席著作学习班的师生，结合批林批孔斗争，狠批《三字经》《神童诗》之类黑货，使学生牢固树立毕业后立志务农的决心。选修班有一个家住城镇的学生，原来想毕业后找一个“肩压勿痛”、“待遇勿错”的工作做做。经过学习、批判，她认识到孔老二的“焉用稼”就是叫我们青年不要革命，林彪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就是要我们青年变修。她表示毕业后立志到农村去，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农村所需要的有些知识，学习时间需要相对集中，他们就采用短训班的形式。例如拖拉机的驾驶、土记者的培养，他们在农忙前集中一段时间搞短训，农忙期间学生回到队里就可以实际应用。有两个班级的学生学习开手扶拖拉机，用一周时间，边学原理，边学驾驶，效果非常显著，绝大部分学生都学会了开拖拉机和简单的修理技术。土记者短训班，与公社广播站挂钩，经过短期集中学习，在农忙时就为公社广播站写稿，报道农忙中生产队里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学生白天同贫下中农同学习、同劳动、同战斗，晚上收工以后写稿，报道贫下中农的好人好事。有一个学生在农忙假中就写了十多篇稿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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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写到深夜一、二点钟。这样，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写作水平，更主要的是学到了贫下中农
    的优秀品质。
    他们还积极开展各种课外科技小组活动。儿年来，先后建立了生物防治、育种、菌肥、电子技术等十多个科研小组，进行了几十项农业科学实验，并且有的已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正在逐步推广。例如生物防治小组培育金小蜂、赤眼蜂，消灭棉花、水稻和玉米害虫，杀虫效果达百分之八十以上。赤眼蜂腹壮要吃水青蛾的卵，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这种虫茧是结在枫杨树枝上的。他们四出寻找，终于在枫杨树根边发现了水青蛾茧，不仅解决了赤眼蜂的饲料问题，而且为研究水青蛾提供了新的资料。赤眼蜂最爱吃蓖麻蚕卵，培养赤眼蜂先要养好蓖麻蚕，而蓖麻蚕吃的蓖麻叶要到六月份才长出来，不能适应育蚕养蜂需要。生物防治小组的师生，向贫下中农请数，试用蚕豆叶、椿树叶作代饲料，养好蓖麻蚕，为大量繁育赤眼蜂创造了条件。当前，他们正在试七星瓢虫消灭棉花蚜虫，效果也很显著。学生在学校学到了参加三大革命斗争的本事，毕业后回到农村就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力量。刘行中学党支部在组织大家深入生产队调查过程中，贫下中农反映，现在刘行中学的毕业生有三个特点：第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比较高，是非分得清，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站得稳，冲得出”。遵义大队有一个毕业生，回到队里被选担任生产队长后，首先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大事，认真办起了政治夜校，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并且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增强了社员群众的革命团结，使这个队很快由后进变成了先进，一九七三年粮食常年亩产达一千八百多斤，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一百六十多斤，全队粮食超产二万多斤。文化大革命以来，刘行中学历届毕业的一千八百多个学生，经过各项政治运动的考验，入党、入团的有五百多人，被群众推选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以及其他领导岗位上的有四百多人。第二，热爱农村，扎根农村，愿意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思想比较牢固。许多毕业生回到队里后，干一行爱一行，任劳任怨，踏踏实实。现在担任各生产队的政治夜校辅导员、土记者、拖拉机手、植保员、赤脚医生的就有五百九十二人。第三，许多学生能文能武，改变了过去那种身在农村，却不会种田的情况。贫下中农反映，现在刘行中学的毕业生，农活一般都“拿得起，干得来”，而且能够和贫下中农一起搞科学种田。有的由于在校就学到了本事，回队后马上就担任了拖拉机手，植保员、气象员等工作。现在十四名公社、大队一级的植保员中，有十名是刘行中学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毕业生。其中负责全公社植保工作的，就是刘行中学一九六八年毕业的学生，由于他注重实践，认真学习，已经能够识别一百四十多种病虫害，并且用土洋结合的方法治虫，取得了很
    好效果。
    最近，农村都在制订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规划。学校党支部为配合农村远景规划的实现，初步制订了刘行中学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年的远景规划，他们决心继续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使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需要
    的一代新人。
    (宝山县文教局、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教育局联合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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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是“课堂”
    记淮海中学直流电机修理厂
    何欣
    同志，你去过淮海中学吗？
    到这个学校门口，你就可以看到两块牌子，其中一块就是：淮海中学直流电机修理厂。往里走，右手拐弯，有几间简陋的房子，就是这个修理厂的车间了。你看，身穿工作服，满身油污的同学们，有的正起劲地拆着坏电机上的嵌线，有的正开动着机床，加工修理电机需要的零件，有的正在给修复的电机进行总装配…如果再到检验间看看，已经修复的电机摆满了一地。电机上写着：“上海××厂”、“株洲××厂”、“苏州××厂”，还有内地许多工厂的电机都正准备发送。迄今为止，他们已经为全国二十几个省市，修复了一千四百多台直流电机。
    也许你会感到奇怪，一个学校办这样的工厂，学生不都成了“学徒”了吗？如果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淮海中学的教师就会笑着回答说：是的，这里是一个工厂，但又不仅是一个工厂，这里也是“课堂”。正是在这样的“课堂”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通过修理直流电机这个典型产品，进行工基课的电工教学，使学生边学习、边劳动，在学校里就学到了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的真本事。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淮海中学直流电机修理厂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有的教师在工宣队支持下，提出把电工课结合校办工厂修理直流电机的生产实际进行教学时，有人就表示怀疑：“教工基又不是修电机，这样学生能学到完整的知识吗？”两种意见究竟那一种对？学校党支部组织大家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在讨论中，有些事情对大家启发很大。有的学生在学校里电工知识学得不错，考试也都是八九十分，但是有一次去农村劳动，住处的电灯坏了，就是找不到原因，不会修理。学生也说：“现在的电工课还是黑板上装电灯，永远装不亮”。这说明，什么叫“完整”的知识？单单有一些书本上的知识，会背一些定理概念，这就算“完整”的知识吗？不。毛主席说：“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因此，只有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使学生学到真正完全的本事。
    但是，俗话说：“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电工教学如何同修理直流电机相结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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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他们把同学安排在流水线上劳动，结果由于工种的局限性，参加嵌线、焊烘部分的同学，根本无法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后来，他们根据毛主席关于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殷，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教导，结合修理两台直流电动机，使学生接触全过程，这样效果就比较好。
    第一台电动机，他们把学生分成四人一组，围着一台电机，现场上课。教师既讲原理，又讲操作；学生既动脑，又动手，经常还开展积极的讨论。这样学习，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比在课堂上从概念到概念的学习，要深刻得多。比如，电磁感应现象，为什么转子在定子里转动，切割磁力线后，就能发出电来？过去教师讲起来吃力，同学听起来抽象，教师在上面摇示意教具，同学却在下面叽叽喳喳，说老师“象爆炒米花”，弄得教师啼笑皆非。现在，同学通过自己拆修电机，定子、转子等部件清楚地展现在眼前，而且通过自己演示，很快就掌握了这部分内容。对于有些电学的概念、定律的讲解，他们也根据在修理电机时所碰到的矛盾，由浅入深，逐步引出，使学生的思维，随着客观矛盾的发展，逐步深化。此如，讲电机概述时，由电机的运转引出电路的概念；从负载的联接，引出串并联电路的定义；从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引出电流概念；从控制电机转速的方法，引出电阻概念；当学生对电流、电压、电阻以及仪表的使用有了一定的认识，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变化规律也积累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后，通过电机的校验过程，引出部分电路欧姆定律。这样紧密结合修理电机的全过程来学习理论，学生不感到抽象，容易理解，记得牢。而且只用四十多个课时就完成了过去需要一个学年的电工教学任务。
    第二台电动机的主要的任务是，要求学生能够运用第一台电动机所学习的理论，独立地检查和排除故障，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检验、巩固掌握的知识。同学们为了找出故障的原因，提出修理的方法，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修理电机的实践是充满着矛盾的，实际中的电机又是各种各样，造成电机故障的因素又是纷繁复杂，这样丰富多采的问题，在书本上和实验室里是根本碰不到的。这就促使学生开动脑子，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有一次，几个同学修理一台电动机，拆开一看，这种电机的转子有两个整流子，这在书本上没有讲过。什么道理？同学们带着这个问题，翻阅了许多有关资料，进行了讨论，弄懂了其中的道理，而这个问题过去是大学一年级学习的内容。许多事实证明，通过修理两台电动机组织教学，不仅能够学到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且增强了实践的本领，学习中也
    有所创见。
    为了使学生能在学校里学到过硬的本领，淮海中学的领导和教师，不仅让学生在学校里通过修理电机，学习理论，而且利用课余时间，让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实践是检验真知的标准。今年八月，中三年级有两个同学被派去无锡某电镀厂修一台电镀发电机，到厂里已是晚上九点钟了，他们顾不得休息就马上到车间里去，老师傅对他们讲，电机一开车就温升很快。经检查，电机各部件并没有坏，而是风叶装置不妥不能起到降温作用，果然，风叶调整后，温升就正常了。可是碰到了新问题：电压发不出。检查片间和磁场又一切都好，说明电机本身没有毛病，根据他们学过的部分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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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姆定律，断定电压发不出是由于电机线路有短路故障。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老师傅，并要求将线路全面检查。在工人师傅的支持下，终于找到了原因，完成了修理任务，受到工
    人同志的一致称赞。
    特别还应当指出的是，通过直流电机修理厂，学校和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学生时刻都能受到工农兵思想感情的熏陶，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习目的性更加明确。去年，“三秋”大忙季节，嘉定县一个大队的电动机坏了，他们立即赶去抢修；人民十二号轮，起航前夕发现电机损坏，教师、学生在工宣队带领下，连夜上船修理，使轮船第二天及时起航：杭州四四五厂遭受百年罕见的山洪灾害，数百台援外军用电机受到损坏，这个任务交给淮海中学直流电机修理厂，教师和同学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仅一个班半个月就完成了四十余台电机的抢修任务。这样真刀真枪的战斗，同学们不仅巩固了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而且受到了具体生动的国际主义教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无形中批判了“智育第一”、“读书做官论”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货。广大同学都决心使自己在学校里就学到更多的本事，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就曾经预言：“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淮海中学直流电机修理厂，难道不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马克思的这个预言所进行的一个认真的实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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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过，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我们在方排长这一形象身上，就看到了这种自觉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正是这种自觉性和革命精神，把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紧紧连结在一起，成为无坚不摧的伟大物质力量。军民一致，是毛主席制定的我军政治工作三个基本原则之一，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军民团结这一革命传统，如滔滔江水，长流不断。叛徒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一直费尽心机破坏军民团结，这种阴谋自然是不能得逞的。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更要学习英嫂和方排长的榜样，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军民团结。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加强了军民之间的战斗团结，给军民关系灌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的革命内容。我们学习革命现代京刷《红云岗》，就应该时刻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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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B查
    人间正道是沧桑
    豫园商场今昔
    金盛曦
    “豫园商场变了！”现在去过豫园商场的人，都有这样的议论。解放二十五年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豫园，这个古老的商场，正在焕发出革命的青春。
    从丽水路的林荫大道向南，一跨进商场，展目四望，一片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街面整整齐齐。街道两旁的商店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日用工业品、小商品、土特产品，琳琅满目，绚丽多采。整个商场近一百家商店中，各种专业商店和特色商店有五十多家。这里有反映我国工业新面貌的化纤织品、塑料制品、半导体收音机等专业商店，也有日用需要的晴雨伞、扇子、钮扣、线带等专业商店，还有手杖、假发、瓶塞、绣花纸样、农副土特产品等特色商店，“品种有分工，经营有侧重，店店不相同”。整个商场一共经营着一万六千多种商品，其中有九干三百多种是小商品和土特产品，品种规格都比较齐全。有些在一般商店不易买到的小商品，在这里却常常可以买到。每到假日或节日，人山人海，比肩接踵，一天要接待来自各地的顾客十多万人次，平时每天也有七、八万人次。豫园，这个以经营小商品为主的社会主义新商场，越来越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豫园商场是变了，变得更加年轻、更加健康了。稍微了解一点豫园商场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先的豫园商场，并不是这个样子。
    旧的豫园，从它成为一个固定的商场起，就极端污秽、畸形和腐朽。商场的老年职工清楚地记得，解放前占领整个商场市面的，绝大部分是那些为封建迷信、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糜烂生活服务的东西。只要看看当时开设的那些店就清楚了。整个商场：香烛店
    三十余家，赌具店四五十家，珠宝店十六家，赛珍饰品店三十余家，茶楼酒馆八家。商场里也有一家书店，那里卖些什么呢？一九四六年的一则广告写道：“专售善书道书释道经忏佛像法器”。走进商场，能看到些什么呢？九曲桥畔，是展出畸形人的动物园；西边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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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是黄色下流的西洋镜。狭窄的街道，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到处是乱七八糟的测字摊，到处是怪声怪气招徕顾客的叫卖声。而主宰着整个商场的，是一股最反动的黑暗势力，总头目就是老城隍庙的董事长黄金荣。商人找流氓头子作靠山，流氓以商人的面目在商场出现。他们在这里任意敲诈勒索，寻事生非，无恶不作。旧豫园商场是腐朽没落的旧上海、旧中国的一个缩影。剥削阶级和流氓恶势力利用商场攫取利润，并通过商场散发熏天臭气来腐蚀、毒害人们的灵魂。
    二十五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豫园商场也经过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可是，把那样一个腐朽没落的旧豫园商场，改造成为今天这样为工农群众所喜爱的丰富多采的新的豫园商场，该有多少尖锐、复杂的斗争啊！解放以来，每经过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就对旧社会在这里留下的污泥浊水进行了一次冲刷，使商场的面貌发生了一次变化。可是，腐朽的东西毕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扫除于净的，每当革命高潮一过，一些旧的东西又会沉渣泛起，和社会主义新的事物重作较量。商场职工给我们讲了不少这方面的故事。
    远的不说，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不久的一个时期。人们都还记得：大跃进的年代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豫园商场在基本上完成了对私改造以后，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整顿，有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经营项目在裁并改合中淘汰了。但是，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刮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妖风。社会上刮什么风，商场里就起什么浪。有人叫嚷：“豫园商场特色没有了”、“老城隍庙现在不象城隍庙了”。上海党内一小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窜到商场，指手划脚，叫嚷要“恢复城隍庙的经营特色”，“过去有的现在也要有”，“要为各种各样的人服务”。他们把旧豫园商场描绘得象个人间仙境，一笔抹煞大跃进给豫园商场带来的新气象，想把商场拖回到老路上去。
    当时，有人召开了资本家座谈会，向资产阶级分子“请教”所谓恢复经营特色的经验。过去那一套又行时了。那些早已被工农兵群众唾弃的赛珍饰品，又在柜台里放射出刺眼的亮光；那些为死人服务的殉葬品、迷信品，什么牛奶耳环、锡杖、如意、元宝、风水盘，也出现在商场的货架上；在文化合作商店里，用照相制版印刷的乌七八糟的黄色照片、黄色歌曲又在公开出售了；什么“福禄寿三星图”的镜架、“比翼双飞”的刺绣品则挂满了镜架店的店堂中央…。为了恢复所谓传统特色，用“噱头”来招徕顾客，商场里还别出心裁地花了三百块钱去定做了一架自动喷香水的机器，放两分钱硬币进去，就会在你头上喷一次香水。有人甚至主张在商场里搞动物园，要把过去老城隍庙的旧东西统统恢复过来。果真是为各种各样的人服务吗？其实，真正是广大工农群众需要的商品却被排挤掉了。当时，商场里曾发生过一场争论：瓶塞商店里的品种规格由一百多种下降到儿十种，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革命职工要求扩大经营品种；可是，有人却认为：“一只瓶塞一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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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搞不出什么名堂，还要把资金搁煞！”这个意见就这样被压制下去了。两种商品，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不能不使人们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代配各种瓶塞，修旧利废，这也是豫园商场的一个特色，为什么这样的特色不许搞，却偏偏要恢复牛奶耳环、锡杖、如意、元宝、风水盘那样的特色呢？显然，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经营特色，那些叫嚷要“恢复特色”、“为各种各样的人”服务的人，他们所要恢复的，并不是无产阶级需要的特色，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特色，他们所说的“要为各种各样的人服务”，戳穿了，也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服务。
    恢复这种所谓经营特色，谁高兴，对谁有利？商场职工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赛珍饰品、锡杖、如意上柜供应后，是什么人去买呢？大多数是投机倒把分子。他们把这些东西套购去，拿到安徽、江苏等农村去贩卖，不仅牟取暴利，而且和农村封建复辟势力勾结一起，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跃进后商场内剩下的唯一的茶馆，这时也成了这些投机倒把分子活动的场所。商场职工说得好：提倡什么特色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按照无产阶级面貌还是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豫园商场，是前进还是倒退、革新还是复旧、复辟的大问题。
    当然，倒退总是没有出路的。“青山遮不住，毕竞东流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对商场内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进行了一次大扫荡。那些黄色照片、黄色歌本被红卫兵小将、革命职工一把火烧掉了。那些赛珍饰品被送到废品站回炉去了。那架自动喷香水的机器里的马达，也被革命职工拆下来去装电风扇了。直到现在，这架机器的机壳还放在日用百货商店的角落里，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端正了豫园商场的社会主义方向。商场的革命职工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长期斗争中认识到：要把古老的豫园商场改造成为具有特色的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社会主义新商场，就要坚持前进，反对倒退，要随着社会不断前进，永远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
    新锋刀剪店是品种比较多的一家商店，有一回遇到这样一件事：有几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想买一把使用方便的刀，在柜台上挑来拣去，看看现成的刀都不满意，不是嫌太阔就是太窄，不是刀柄不合适就是刀刃不适用。店里的革命职工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年有几十万人，商业工作怎样为他们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呢？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就设计并委托生产单位制造了一种“三用刀”，既可以切菜，又可以挑菜和除草。试销以后，很受欢迎。有些知识青年回沪探亲常常到店里来一买十几把，带给自己的同伴。松江县有个公社一次就买了二百把，作为给插队落户青年的礼物。这两年来，这家刀剪店根据农业和手工业的需要，和十四个加工单位联系，设计制造了许多刀具，有嫁接果树用的嫁接刀，种蘑菇用的大小梨刀，裁剪服装用的切布刀、开眼刀，经营的品种比以前更多了。职工们说：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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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事业在发展，工农兵的需要也在发展，我们搞商业的就是要经常想到工农兵的需要，向着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不断前进。
    新锋刀剪店的对门，解放前是一些专门向游手好闲的人出售鸟和鸟笼的商店。解放后经过几次裁并改合，现在已经是一家专业经营各地竹木土产，品种较多、也深受群众欢迎的大众竹木杂品商店。这里，经营的商品有筷子、尺子、篮子、凳子等各种日用品一千余种。仅一根擀面杖，就有好多样，擀面条的，做大饼的，做烧卖的，做饺子的一把尺子也有十多个品种规格。可是，他们并不认为已经把工作做到家了。店里的职工说：别看
    一把尺，要适应工农群众的需要，也要做不少工作。这些年来，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拥有家用缝纫机的家庭越来越多，自己裁制衣服的也增多了，但是用普通尺子裁剪，计算很不方便。店里从外地采购来一种裁剪计算尺，顾客又反映用起来太复杂，不易掌握。听到这些意见之后，他们又亲自到服装店去请教老师傅，共同设计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服装比例尺，初学裁剪的一学就会，可以节省布料，顾客反映很好。
    在豫园商场里，有不少著名的特色商店。从这些店的工作可以清楚地看出：为工农兵需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假发商店为那些因为工伤和疾病而失去头发的妇女做假发。手杖商店为年老和有残疾的职工供应手杖。他们根据使用者的性别、年龄和体质的不同，组织供应了具有不同特点的手杖，方便群众挑选。这里有四川剑阁出的手杖，质地硬，份量轻，造型细巧，适用于一般老年妇女和体弱的人使用；有浙江奉化生产的手杖，质地韧，造型粗犷，吃得起压力，适用于一般下肢有残疾的人使用。还有一种，是根据盲人使用的要求，既轻又长，便于挥动，而且价格比较低廉的手杖。当他们把这种手杖拿到盲人工厂去征求意见时，盲人职工十分感动地说：“过去旧社会，那有什么人关心我们瞎子，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连这样的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有的还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商场职工从这些事情上受到很大的教育。他们说：我们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是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建设者，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要做的工作是没有止境的。
    从豫园商场做的许多工作里也可以看出：做好社会主义商业，无论是经营品种、服务项目、购销形式、营业时间、网点设置、服务态度，以至于每个橱窗的布置和商品的设计，一个个看来是那么具体、琐碎，却没有一桩不是同社会主义的风尚息息相关的。这中间也无不存在着斗争。豫园有一家新开不久的商店，叫做“出新纸样店”。这个新店就是斗争的产物。过去豫园商场也经营过纸样，但在修正主义“利润挂帅”的影响下，一度被砍掉了。就在这时，商场附近出现了一些出售纸样的地摊，好些纸样的花样都是宣扬“四旧”的。这件事使商场职工深思：经营小商品，几分钱一张纸样，看来是小事，可是，你不经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乘机向社会主义商业挑战了。是首先考虑利润呢，还是首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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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当时的光明缝纫用品商店的职工用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他们克服了不懂技术、缺乏设备的因难，自己印刷了一些内容健康、反映社会主义新风尚的绣花纸样。上柜供应后，受到工农群众的欢迎，销售量不断上升。于是，商场便专门开设了一家纸样商店，除经营绣花纸样外，还经营美观大方的服装纸样和鞋样，三种纸样的品种多达二百多种，既方便了群众，又打击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为了提高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水平，豫园商场的职工为自己提出检验工作好坏的标准：一是看对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深不深，二看经营品种和服务项目工农兵欢迎不欢迎，三看服务方式工农兵方便不方便，四看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工农兵满意不满意。有人说，“小商品吃力不赚钱，大商品赚钱不吃力”，他们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思想，为工农兵努力把小商品经营好。
    经营小商品，困难和麻烦是比较多的。就拿货源来说，小商品和大商品不同，不是只靠跑批发部可以解决问题的，很多需要靠自己采购供应。豫园商场的革命职工，增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感情，为了千方百计寻找货源，他们不畏严寒酷暑，不怕路途险阻，深入产地，深入山区，采购各种为工农兵群众需要的小、土、特商品。最近一年多来，先后跑了全国十七个省市、二百七十多个单位，采购到一千多种小商品和土特产品。在组织货源中，他们还做社会主义的有心人，为发展小商品生产做穿针引线的工作。前面讲到的一种猛刺藤手杖，就是一个采购员在奉化山区发现的。他看到这种野生植物很多，是做手杖的好材料，而社员是当柴火烧的，就向当地提出组织生产的建议。生产技术有困难，商场又派有经验的老师傅去传授技术。现在，这种手杖不仅供应上海等地的需要，而且列入了外贸商品。他们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挖掘物资潜力，利用一些废旧材料或边角料，发展小商品。如利用民族乐器厂的红木边料生产红木筷；利用纺织厂报废了的打梭棒做体育用的竹剑；利用钟厂处理的钟壳制作照相镜架，利用浙江临平一家油布伞厂做剩下来的竹根做玩具扯铃，等等。这样，不仅充分挖掘了物资的潜力，发展了农副业生产，而且为增加小商品开辟了新渠道。这样的事例，在豫园商场可说是比比皆是。象日用瓶塞商店，就是一家很受工农群众欢迎的特色商店。为了满足工农群众的需要，商店职工采取找（找门路）、配（为顾客代配)、拣（到工厂商店的次品堆里一只只去拣，再加工消毒）的办法，使品种规格由几
    十种扩大到三百五十种，大到几厘米，小到几毫米，顾客配到都很高兴。可以说，豫园商场供应的许多商品上，常常凝聚着革命职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对于工农兵群众的深厚感情。豫园商场面貌的深刻变化，正是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职工精神面貌的变化。
    人间正道是沧桑。经历了多次改革的豫园商场正在阔步地前进。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古老的豫园商场也将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健康、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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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九七四年
    第十期
    总第十四期
    ×LU三<1/U回I回A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不女版社出版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代号：4一192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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