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批判1975.05.txt

    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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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ささうささうささ
    毛主麻语录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
    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意分5批
    一九七五年第五期
    录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重视调查研究
    一学习《“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一点体会…宫效闻(3)
    砸碎资产阶级的精神锁链
    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方
    海(6)
    漫话城乡差别…康
    立(11)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续二）
    0(15)
    商品自述…
    …景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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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恩想侵蚀
    刘华一“五卅”运动中的著名工人领袖
    …上海中华印刷厂许豪炯（25)
    旧事重提
    翟
    青(33)
    读《带镣行》…东风线厂沈逸珍（36)
    不要拒绝做“小事”…上海第二机床厂司徒伟智(39)
    经济问题研究
    反对“平方米挂帅”
    上海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五○三工程八党支部书记周连喜(40)
    按社会主义原则办好社队企业
    一上海县新泾公社加强对社队企业管理的调查
    。…上海县革命委员会调查组（42)
    为缩小三大差别而战斗的人们
    一上海市国营农场调查散记…袁夏良赵锦绣侯汝蔚(46)
    社会调查
    当你通过红绿灯的时候
    一个交通岗亭的工作日记…陈雨石(（51)
    人物传记
    鲁迅传（续一）
    …石一歌（57)
    g五月.十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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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无产阶支或翠深入忧剥修鞋蚁路线
    重视调查研究
    学习《“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一点体会
    宫·效闻
    重视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千部亲自动手搞调查研究，这对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推动革命的深入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清除修正主义的影响和表现，包括着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但是，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呢？毛主席曾经有一个深刻而又通俗的概括：“就是‘有的放失’。”“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个“矢”，去射社会主义草命这个“的”，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要做到“有的放矢”，就一定要了解情况。而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这篇著作中指出：“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墓础的知识。”因此，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要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既认真看书学习，刻苦钻研，也密切联系实际，注重应用。如果学习不是为了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而是单纯地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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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留在名词、概念的争执上，开会讨论不是夸夸其谈、无的放矢地乱说一顿，就是七拼八凑地罗列一些现象，这就是一种很坏的学风了。我们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必须克服这种不良学风，结合理论学习，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正确认识必须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飞跃过程。我们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搞调查研究，就是要深入客观实际，把许多零碎的、分散的、经验性的东西，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为此，我们就必须有目的地选择
    一两个典型单位，一个大队、一个公社、或者一个工厂，通过解剖麻雀，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比如，你要懂得为什么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必须在一切领域、一切阶段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你就得调查一两个单位，了解我们的所有制在各方面究竟有哪些变革和发展，所有制的巩固和路线问题的关系究竞如何，所有制与领导权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只看形式而必须看实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还有哪些不相适应的地方，对于所有制性质的影响又是如何，等等。又比如，你要懂得为什么工人阶级内部会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个问题，你就得调查一两个单位，了解工人队伍在发展过程中究竞有什么变化，现实阶级斗争的情况如何，资产阶级又是通过哪些渠道来侵蚀和影响工人队伍的，有什么特点和规律性的东西，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又是什么，等等。只有这样深入地调查研究，详细地掌握材料，我们的学习才不致于停留在概念上，而是有血有肉，有观点有材料，从原来的水平上大大提高一步。
    “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为什么常常提出了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或者只是就事论事地解决，就因为我们通过调查得来的感性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们还是片面的、表面的、局部的东西，而不是完全的、本质的东西，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感性阶段。要完全地反映整个问题的本质，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失”，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本身就是建立在对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按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客观寧物进行认真分析，才能真正理解它，掌握它。如果以为调查了一点感性材料，就算是认识了问题的全部，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就既达不到调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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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也不能提高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调查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向群众学习的过程。“没有满腔的热悦，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裨，是一定不能做，色一定做不好的。”群众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给他们当学生必须采取恭谨勤劳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否则，你的那个架子不放下，官气不打掉，群众只会对你敬而远之，也不会说心里话，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查研究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等级观念，也是有意义的。要放下架子，就应当亲自动手，开调查会，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这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一个好方法。我们有些同志，你说他不搞调查，那也是冤枉，但就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材料到他手里已经是第二手、甚至是第三手的了。这些同志似乎有一个错觉，以为当了领导就可以不必亲自搞调查研究，凡事只依赖秘书和下级的书面或口头汇报就行，这种思想和作风是要不得的。秘书也是要的，有些事也应该交给秘书和下级办，但不能就此靠吃“现成饭”过活。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这篇文章中，就批评了那种不愿意深入实际、亲自动手搞调查的人，指出“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同时，毛主席还讲了自己开调查会的体会，讲了兴国县、长冈乡、才溪乡等几个材料都是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而且称赞开调查会“是比较作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既然如此，我们的同志为什么就不能亲自动手，抓一两个典型单位，搞好调查研究呢？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言动主义”。一切机会主义者，由于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而总是拚命反对调查研究。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就批判了玉
    我
    明“左”倾礼会主义分子攻击调查研究是“狭隘经验论”的谬论，重申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衩”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一九六四年，刘少奇为了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公开攻击毛主席倡导的调查研究“过时”了，提出什么“扎根串连”
    必
    的唯心主义口号。因此，在今天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我们一定要
    加
    把调查研究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加以重视。
    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曾经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
    行
    的作风的塞础一环。”我们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转变党的作风，把巩国无
    认
    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就应当抓住这“基础一环”，扎扎实实地搞好调
    的
    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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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碎资产阶级的精神锁韃
    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
    方
    海
    一提起锁链，人们就很容易联想起旧社会劳动人民在三座大山压下过的那种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联想，是因为锁链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成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象征。有一首革命歌曲就是这样唱的：“砸碎铁锁链哪，翻身得解放啊！砸碎了锁链得解放啊！得解放啊！”看，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对于套在他们身上的锁链是多么憎恨啊！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正是为了砸碎这种锁链，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才换来了今天的翻身解放。
    今天，那种象征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锁链已经被人民用革命砸碎了。但是，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些人却又套上了另一种锁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精神锁链。比如，有的人地位起了变化后，不能保持革命者的本色，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高人一等”，处处追求气派，甚至连抽烟、衣着、坐车也都得考究考究。总之，资产阶级等级观念这条无形的精神锁链禁锢着这些同志的头脑，使他们追求享受，养尊处优，官气十足，脱离群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联系上述现象，就特别感到这些教导是多么深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两个“彻底的决裂”。这两个“彻底的决裂”完整地概括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因此，无产阶级要获得最后解放，就不仅要彻底砸碎剥削制度的钢铁锁链，而且要彻底砸碎资产阶级的精神锁链。
    等级制度，这是私有制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人和人的关系还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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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在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阶级差别后，人才分成为各个等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而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又总是拚命地保护这种等级制度。他们捏造种种神话，把等级制度说成是天造地设的。那个一生为维护奴隶主统治奔走效劳的孔老二，就鼓吹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他要大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就是一切都要按照奴隶主阶级的“礼”来讲身份、讲等级，合“礼”就是合法，不合“礼”就是违法。到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又把孔老二这一套变成“三纲五常”的反动伦理，使之成为处理人和人一切关系的准则。看过《红楼梦》的人一定还记得，里面有一回写到“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实际上就是一次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展览。祭宗祠时，不但主子“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谁主祭，谁陪祭，谁献爵献帛，谁捧香展垫，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可非礼越份；就是奴仆中的小厮、丫环，也必须按差役的上、中、下的级别，依次向老祖宗行礼。在香烟缭绕、环佩铿锵之中，高低贵贱，男尊女卑，是何等地分明！不仅于此，在封建时代就是连住房子、，穿衣、走路都得讲究身份、等级。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简单化了。“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虽然在表面上，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搞等价交换，似乎对人人都是平等的，而实际上却掩盖了最大的不平等，即所有的人都是资本的奴隶；而资本家，实质上就是人格化了的资本。资本家用饥俄的鞭子代替了奴蒙主和农奴主手中的皮鞭，对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着“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总是和资本的有无、多寡联系在一起的。
    无产阶级草命与历史上的一切革命不同。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O年
    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
    克
    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
    一切社会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这四个一切，当然
    割
    也包括反映阶级差别的等级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等级观念。在无产阶级革
    连，
    命队伍内部，由于不是建立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上的，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因而人和人之间尽管有职务和分工的不同，但都
    的
    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凡是了解我们党的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的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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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党所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历来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人民内部的一切关系的。无论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干部和干部之间、上下左右之间，都不是靠打官腔、训人，整人，而是靠真理、靠为人民服务、靠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处理相互关系。这种平等的原则，同样也反映到了物质生活上。虽然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是如此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即使因为工作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也相差不多。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著作中就讲到这样的情形；“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而且“从军长到伙侠，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大家也还一定记得毛主席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时的一张照片吧：在窑洞前，毛主席穿着一身粗布服，膝盖上打着两个大补钉，旁边小凳子上放着一杯茶，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毛主席亲切地给干部讲着革命道理。无产阶级的领袖就是这样和广大干部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正是这种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型关系，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能够在正确路线指引下，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发扬那么一股艰苦奋斗的拚命精神，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
    可惜的是，那些套上了资产阶级精神锁链的同志，已经把党的这个光荣传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他们把资产阶级那一套等级制度搬到了党内和革命队伍内。他们把自己的地位，不是看作为人民多做一点贡献的条件，而是把它作为向党向人民要名要利的资本；他们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而是摆架子，打官腔，对群众动不动就训斥，不肯平等待人；他们不是把革命工作的调动看作是革命的需要，而是能官不能民，上得下不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同志不懂得：社会主义制度是前进还是倒退，这同能否正确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人们的相互关系搞坏了，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有可能复辟。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我们一切工作千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什么一当了干部，就应当处处搞特殊、要“照顾”呢？就可以动不动训人呢？难道和群众同甘共苦，比如象战争时期那样，就不能革命了吗？一些革命干部说得好：地位变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变，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革命精神不能变。这才是革命者应有的本色。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分配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在很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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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时间里还不能马上取消，一下子实行按需分配，就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帶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但马克思主义承认这种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可避免，正是为了限制它，消灭它。至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包括等级观念，是资产阶级法权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为维护资产阶级法权服务的。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破除得越彻底，对资产阶级法权也就限制得越有力。但是，那些被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禁锢了头脑的人，躲在蜗牛壳里不肯出来，认为资产阶级法权既然是存在的东西，就一定是合理的，就是非但不能破坏而且要加以维护和扩大的。因此，明明是资产阶级的精神锁链，他们却把它当作哗众取宠的项链，套在自己的脖子上，顾影自怜，自以为美得不得了。明明是资本主义社会留下来的“痕迹”，他们却把它当作装饰品，用来炫耀自己的“与众不同”。就象旧社会的所谓“高等华人”，不说几句“ys、o”,不穿西装革履，就不能显出绅士的尊严一样。至于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什么限苦奋斗的作风，什么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统统都可以丢在脑后不要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是区别无产阶级草命和一切剥削阶级革命的根本标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已。因此，无产阶级作为个人，特别是作为这个阶级的先进分子和干部，不应当有任何离开整个阶级、离开绝大多数人的特殊利益，更不能把个人的利益置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上。而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核心就是私有观念。有些人之所以会把资产阶级等级观念搬到党和革命队伍的内部，就因为他们是拖着一条私有观念的尾巴来参加党、参加革命的。也许这些人在开始革命的时侯，是赞成限制和取消资产阶级的法权的，因为在当时这些东西并没有给他个人带来什么利益，而一旦他们自己的地位起了变化，自认为可以有
    务
    条件凭借资产阶级法权来建立自已的“安乐窝”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资产阶级
    能
    的东西可爱起来，革命也就到此为止。这种人的革命，正象鲁迅所说：“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侯，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
    的
    贝了，而同时也觉得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被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束缚着头脑的人，如果在革命过程中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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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努力改造自已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精神锁链就会越套越紧，个人主义就会越来越膨胀，甚至有可能会闹到同党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的同志难道不应当引以为戒吗？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砸碎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这种精神锁链，这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党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企图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并且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比如，“鞍钢宪法”所规定的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办企业原则，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广大干部和各行各业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所有这些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包括等级观念，调整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实现干部思想革命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是，必须看到，就象旧社会的苍蝇、蚊子还没有被完全消灭一样，资产阶级等级观念所散发出来的臭气也没有彻底肃清，而且“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勒的东西”。
    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总是要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来腐蚀我们的党员和千部，使他们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也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因此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以及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丧失警惕。
    列宁在讲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时，曾经把资产阶级的旧习惯、旧习气和旧的传统观念比作是“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今天，资产阶级的这座大山虽然还挡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毕竞已经开始把它移动了。只要我们具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挖山”不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就一定能最后推翻这座大山。而“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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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活城乡差别
    康
    立
    城乡差别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吗？不，它同任何事物一祥，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要讲城乡差别是怎么产生的，说来可就话长了。
    在长达一、二百万年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在莽莽的原野生活和栖息，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城市，当然也就没有所谓城乡差别。这种差别是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人类历史上连续出现了两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社会分工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以往所不可能生产的大量剩余产品，从而为私有制和商品交换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叙利亚、中国和印度的早期城市遗址，这些都是手工业若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同周围乡村地区进行交换的固定市场。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城市，城乡对立也随着开始出现了。
    在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里，城乡差别也就是城乡对立，它深刻地反映着阶级的对立。随着奴隶占有制的产生，社会上形成了互相对抗的两个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那些氏族首领、部落酋长和某些富裕家庭，掌握了愈来愈多的财富，使用种种手段，政治的和经济的，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把那些贫困的氏族成员以及在战争中掠夺来的战俘变成自己的奴隶，自己则上升为奴隶主。奴隶主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免受侵犯，并用强制手段来镇压和奴役奴隶，开始建立坚固的城市，作为防御工事、享乐场所和统治中心。在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建成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吾珥城中央，建有高耸的金字塔形的帝王宫殿和城砦，从那里可以监视在城郊农田干活的奴隶。古巴比仑城、尼尼微城也都有牢固的城墙作为防御工事。恩格斯指出：“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这就是说，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标志着原始社会的崩毁和奴隶制国家的出现。
    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城乡对立也越加尖锐。奴隶主阶级不仅在城市里建造了纵情享乐的豪华的宫殿、花园、府第、剧场，特别重要的是在城市里设立了军营、法庭、监狱等等奴隶制统治机构，对广大乡村地区实行血腥的镇压和敲骨吸髓的剥削。城市里有专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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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奴隶的市场。锁在市场上出卖的奴隶颈项上挂着牌子，注明奴隶的年龄、出身和特长。购买者可以象挑选牲畜一样选购奴隶，检查他们的肌肉、牙齿，讨价还价，熙熙镶攘。古代世界这样的奴隶制城邦国家是很多的。其中最著名的，有古代埃及的孟斐斯，西亚的古巴比仑城，希腊的雅典、斯巴达，意大利的古罗马，北非的迦太基等。在中国，商代的都城殷有十万人口，城里不仅有殷王的宫殿、贵族的住完，还有铜器、骨器、陶器、玉器等各种作坊和市场。周代的镐京和洛邑更是当时著名的大城市。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大都会。当时齐国的临淄有居民七万户，人多得“举袂成荫，挥汗成雨”。奴隶主们“家殷人足，志高气扬”，过着“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
    六博蹋鞠”的腐朽生活。同城市的繁荣成鲜明对比的，是孤立、分散、落后的乡村。在那里，茅棚遍地，满目荒凉，住着许多啼号寒的奴隶和贫民。城乡在经济上的对立，也导致文化上的极端悬殊，“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
    城乡对立本质上是阶级对立。在奴隶制时代，住在城市里的奴隶主称为“国人”，住在乡村的双隶、贫民则叫做“野人”。那些“国人”照例是看不起“野人”的，“野人”对“国人”也有着深刻仇恨。因此，每次奴隶起义，奴隶们总要穷攻猛打奴隶主盘踞的大城市。奴隶主不得不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城市周围建造城墙。城上有胸墙、难堞，城外有郭，还有护城河。皇宫周围还造起皇城。这些大城市的城墙，从形式到本质都鲜明地划分了城乡的分野，反映了城乡水火不相容的对立。
    人类社会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地主与农民的对立代替了奴隶主与奴隶的对立以后，城乡对立也赋予了新的阶级内容。封建城市的兴起，是封建经济发展的产物。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很多是在奴隶社会原有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的则是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包括对外贸易的需要而兴建的。唐代的长安城，东西长十八里，南北宽十五里，有纵横几十条街市，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封建城市。宋代的城市比唐代还要发展，十多万人口的城市从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四十多个。留传至今的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首都汴梁城街市上各种商业、手工业活动，有挂着各种牌号的店铺、作坊，也有当铺和各类小商，构成了汴梁城内街市上纷然杂陈的繁荣景象。在欧洲，随着罗马帝国的崩资，日耳曼人的入侵，奴隶制时期那些著名的大城市早已衰落。但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堡塞旁或要道口，逐渐形成市集，进一步发展为商人、手工业者和逃亡农奴聚居的商业城市。威尼斯、科仑、巴黎等欧洲城市都是这样形成的。这些封建城市处于封建主的统治下，商品的生产、货币的使用比奴隶制城市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乡村自然经济的统治。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的封建城市，盘踞在城里的都是以农村大土地所有制为剥削形式的封建地主势力。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封建地主的胃口，因而对农民的剥削日益加强了。“城市通过它的逸断价袼，它的课税制度，它的行会制度，它的直接的商业骗术和它的高剂贷，剥削着农村。”农民在极端贫困落后的环境中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牛马生活。在封建剥削的罗网下，“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农民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怎么也填不满地主阶级的欲壑。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北宋首都汴梁城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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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宫、府衙、花园直到饭馆、妓院、杂货店无一不有。从地主阶级头子宋微宗到大小地主分子无不室红羞绿细估在你'出着盛出燃证的藤世出活而在广大衣过县王五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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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法权依然存在。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城乡差别也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城乡差别还有可能发展为新的城乡对立。城乡差别，以及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存在，是产生私有制、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件。城乡差别是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相互勾结、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缺口。某些小生产者正是利用城乡差别发展资本主义势力，成长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在大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这种倾向更为突出。一旦资本主义复辟，新的城乡对立将重新出现。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全面复辟，也在这方面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苏修叛徒集团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用新型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从而也根本改变了苏联的城乡关系。辽阔的俄罗斯乡村，特别是鸟克兰、白俄罗斯和中亚细亚等少数民族的乡村，成了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血腥掠夺和榨取的对象。“世上哪有安乐窝，俄国农民无处躲。”老沙皇时代农村的凄惨景象，如今又在苏联重现。苏联农民为了“要过人那样的象样生活”，纷纷流入城市。据苏修报刊透露，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年，每年平均有一百五十万人流出农村，近年更增加到每年二百万，有的地方“一个村子的人已跑空了”，“许多农庄很难扩大再生产”，这表明苏联的城乡对立达到何等尖锐的程度！一切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总是要利用城乡差别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林彪反党集团拚命攻击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其罪恶月的就在于加深和扩大城乡差别，促使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抬头，妄图在中国复辟大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限制、缩小和消灭城乡差别的问题，历来是十分重视的。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是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可靠保证，也是限制、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可靠保证。毛主席还制定了“发展工业必须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出现了象大庆那样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中心，象大寨那样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于限制和缩小城乡差别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缩小三大差别作出了伟大贡献。
    列宁曾经说过，为了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还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他还说，“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消灭包括城乡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既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无比光荣的任务。让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消灭三大差别，为实现无比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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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续二）
    五、周向荣给吴泉敏的信
    泉敏：
    清明一过，这里的各种农活都已经上手了。我从政治经济学短训班学习回来，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农忙劳动。但是，尽管生产很忙，一到晚上，政治夜校里还是灯火通明，坚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昨天，我们学习张春桥同志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争论得很热烈。这个问题是一个社员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经过学习，有了理解。至于所有制方面，现在农村都已经人民公社化了，一大二公，怎么还说有资产阶级法权呢？”
    你知道，贫下中农讨论问题总是从抓牢现实问题入手的。这次也是这样。在讨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有没有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的时候，当大家弄清楚“权利”总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意思以后，就从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别深入下去了。第一个发言的是生产队科学实验小组组长阿勇嫂。，她原来是滨海七队社员，五年前才嫁到我们队里来的。她把我们队同她娘家的生产队作了对比：两个队土地面积和劳动力都差不多。但滨海七队靠近海塘，盐碱重，土质差。人民公社化以来，他们大干苦干，治水改土，经常到几十里路外去罱河泥，捞水草，堆积有机肥。儿年来，在一百多亩盐碱地上足足盖上了半尺多厚的有机肥，土质有了很大提高，去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一千六百斤。这个成绩当然是很了不起的。再看看我们生产队，靠近市区，没有盐碱，而且肥源广，这儿年经过广大社员艰苦奋斗，去年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一千九百六十多斤。另外，滨海七队是以种植粮食为主，粮棉夹种，以粮食亩产一千六百斤计算，每亩产值也不过二百元；而我们除了粮
    贡
    食以外，还种蔬菜。菜田每亩产值一般要达到四百多元。这一差别反映到社员的分配收入上：滨海七队去年每人平均分配一百三十元，我们队是一百八十二元。阿勇嫂摆出了这些差别，继续说：“两个生产队我都劳动过，照我看，两个队的社员干劲都很足，队长也基本上
    的
    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但是，因为自然条件有差别，队里的收入、社员的收入也就有差别。
    光
    这些差别算不算资产阶级法权呢？”这时，生产队长永耕接过她的话说开了。他说，去年
    无
    公社曾经组织我们到滨海七队去学习过，当时，我亲眼看到他们为了多养猪，多积肥，那种千方百计挖掘潜力的冲天干劲，十分感动。想想我们这里，平时还可以上市区菜场拉菜皮，倒泔脚，条件比他们好多了。他明确地说：“我的看法，这种差别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泉敏，我们在短训班学习政治经济学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级差地租”
    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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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得不可开交吗？记得马克思是这样说的：“级差地租实质上终究只是投在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9页)听了贫下中农的这-一场讨论，我更加坚定了我们在短训班上的看法：既然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公社现阶段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那末，各个生产队之间投在不同的土地上的等量劳动，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反映在收入上的差别，也就是一种“级差土地收入”。这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级差地租”是没有多少差别的。在政治夜校里，我也就着阿勇嫂的话题，发表了这个意见。队长和一些社员表示同意，他们说：“对呀！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占有生产资料多少不同而造成的富裕程度的差别，正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没有完全取消的表现。”
    对于所有制方面资产阶级法权怎么亦办？广大贫下中农认为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限制就会造成穷队越穷，富队越富，形成两极分化。那末，怎样限制呢？是不是穷富一拉平，刮一下“共产”风呢？贫下中农说，这是刘少奇蓄意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搞的阴谋，同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我们队的老贫农硬骨头大伯说的一番话对我教育很深。他说，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穷队和富队的差距，我们
    一定要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大寨大队原来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地力够差了，条件够困难了，但他们年年坚持改土造田，不断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土地肥力，现在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一百多斤，除了提高集体积累，社员分配收入连续十年在一百八十元左右。大寨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光辉榜样。不管穷队富队，只要大干苦干，一定能够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共同富裕，才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有力限制。
    硬骨头大伯说到这里，贫农社员阿全叔就起来补充。他说，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生产队要牢固地树立完成国家计划第一的全局观念，决不能只顾了一个小集体的利益，不顾大集体、不顾国家的利益。只顾小集体的利益，也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一个表现。接着，他就劈里啪啦地批评起生产队长永耕来，说他平常口口声声“为集体着想”，“对社员负责”，只想到小集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还不少哩！永耕接受了他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讨论会本来还要开下去，因为时间已经太晚，明天一早还要出工，大家同意下次再讨论。
    今天一大早，永耕就来喊醒我，要我同他一起到公社去参加学习理论经验交流会。在去公社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谈。我说：“社员们对昨天晚上的学习反映很好，特别对你联系思想的发言很满意，都说队长的思想搞正确了，我们的集体经济就会办得更好。”永耕也很有体会地说：“以前，我总认为队长队长，一队之长，就要多为队里着想。蔬菜收入高，我就尽量多划蔬菜地面积，把平整出来的边边角角都用来种菜。另外，还有一个‘法宝'，叫做“三看价’，就是看价种菜，看价管理，看价上市。番茄、花菜产值高，收入多，我的精力也花得多，施肥也多。有时有些蔬菜品种市场上明明很需要，我也要压上儿天，等价格调高了再上市，让集体多赚进一些钱。过去我总认为‘赚钱为集体，大家都有利？，现在学习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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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就看出问题来了。”这样，他一言，我一语，我们的共同认识是，由于生产队是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在生产安排和社员分配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如果路线偏了偏，“只想钱，不看线”，发展下去，就会演变成为名义上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实际上的“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我觉得，永耕的这个认识十分重要。我们看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求他不贪污、不腐化，而且还要求他真正能够代表广大贫下中农的利益，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阵地是太重要了。
    拉拉杂杂已经写了很多。很想听听你们工厂的学习体会，盼来信。此致
    革命的敬礼！
    向
    荣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夜
    六、吴泉敏给周向荣的信
    向荣：
    收到了你的来信，读了很受启发。目前我们也正在讨论为什么说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封信，就从我个人的体会谈起吧。
    过去，我总认为，要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仅仅是指集体所有制，因为它公有化的程度低，要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至于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已经到顶了，还有啥问题要解决？最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学习了张春桥同志《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以后，认识到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肤浅的。看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巩固，不能只从国营工厂、国营商店这个名义上看，还要看一看这个工厂、企业是不是实际上归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这个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就是领导权问题。你知道，我们翻砂厂，是专门为兄弟广翻俦各种机械设备的部件、配件和零件的，什么机床底座，齿轮箱外壳，齿坯，扳手，样样都有，产品的规格有大有小，份量有重有轻。翻铸大规格的俦件，吨位重，产值高；翻铸小规格的铸件，吨位小，产值也低，外加生活难做。照理，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应当根据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来进
    在
    行生产，不应该去计较吨位大还是小，产值高还是低。可是，事情却并不这样简单。就说去年第四季度吧，我们厂有些领导干部为了片面追求产值指标，就曾经不顾兄弟厂生产上
    很
    的迫切需要，把一些小规格、小吨位、低产值的铸件统统拉了下来，而要我们专门去翻那些
    就
    生产上不急需的大吨位、高产值俦件。一九七四年产值计划里产值高的产品做完了，还把
    一九七五年的合同产品提前拉上来做结果，从我们的生产统计报表上来看，产值、吨位
    花
    指标确实完成得不错，上级也很满意，还表扬了我们厂。但是，今年以来，我们厂组织了一个“三结合”用户访问组，到用户单位一了解，问题就暴露了：由于我们承担的协作任务不能按时交货，使一些兄弟厂承担的国家急需的重点产品不能安装配套；一些农业机械也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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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及时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你看，一个厂片面追求产值的结果，对这爿厂似乎有利，但是，却拖了整个国家计划的后腿，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因此，一个全民所有制工厂，不按照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办事，领导权就不能说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手里。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如果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不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不去努力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片面追求产值、吨位指标，利润大的就大干，利润小的就小干，无利的就不干，这就偏离了方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有个究竞是不是归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有的问题了。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曾经找过厂里负责生产计划的干部，要求他我一我过去安排生产计划时片面追求产值的原因。开始他很不以为然，说：“产值、吨位也是国家需要的，厂里赚了钱又没有装到我个人的腰包里去。”有的同志听了以后，一下子倒楞住了。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呢？我们理论小组的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来看。由于商品制度的存在，社会主义企业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除了要受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调节以外，作为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也还在继续发生作用。我们的企业还要计算产值、利润，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为国家和集体提供积累。但是，如果产值第一、利润挂帅，那就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让价值规律来调节我们的生产和交换了。这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它是孳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和土壤。张晓宁同志曾经给我看桑梅同志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讲到国营商店卖一角一枚的帐篷针，投机倒把分子就利用边疆地区这种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把价格抬高到一元一枚。你看，这些家伙牟取的暴利有多大！这不是在挖社会主义经济的墙脚吗？因此，从某个工厂来看问题，搞什么产值第一、利润挂帅，似乎赚到的钱没有落到这个工厂的某个个人腰包里，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问题，这个工厂干部的所作所为，不是在那里直接、间接地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厂领导班子基本上是好的，是能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有时由于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也会出现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情况。但我想，只要经过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也是不难纠正的。我们厂里那位抓生产计划的同志在这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认识就有了提高。他说：“产值第一、利润挂帅真是要不得呀！过去没有很好学习，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今后一定要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的体会是，即使是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如果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偏离了方向，这个工厂的领导权就很难说是已经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以上是我们在学习中的一点粗浅体会，如果看法有问题，希望你提出批评。祝你
    进步！
    泉
    敏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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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
    自述
    景
    池
    我叫商品，我们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踪迹遍及全世界。就是各位读者，每天池都少不了和我来往。不是吗？你们在菜场买到的鱼、肉、青菜，你们在粮店买到的大米、白面，你们在百货商店买到的衣着、鞋帽，无非都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成员。但是，你们虽然天天和我打交道，却并不一定就知道我的身世。今天，全中国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无论在班组还是课堂的学习会上，·或者是在街头巷尾、田头场角的闲谈中，都经常出现我的名字。趁这个机会，我暂借《学习与批判》的几页篇幅，向读者说一说自己的身世，也算作一次自我解剖吧！
    来到人世间
    万事总有个头。我们商品家族在人类社会中出现，到现在大约已经有五千到七千年了吧。说也惭愧，确切的年月实在说不清楚。
    在我未出世以前，人类已经有了上百万年左右的历史。那个时候，你们的祖先有着公有的牧场、耕地，使用着极其简单粗糙的工具：石块、兽骨、木棒等等，大家共同打猎，或者共同采集果实。打猎和采集得到的东西，大家分摊享用。不用说，当时人们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这个历史阶段，你们称做原始共产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我虽然没有出生，可是我的父母一人们劳动创造的产品，却已经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了。入们往往把我和我的
    十
    父母搞成是一个东西，其实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从产品变为商品，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利
    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在实践中懂得了使用金属来制造生产工具。这样一来，生产效率
    主
    大大提高。人们劳动的产品除了供给自己的吃、穿、用以外，还出现了少量的剩余。野兽开始被驯化、饲养，余下的粮食被贮藏。劳动产品出现了剩余，剩余的产品被人们拿去搞交
    个
    换，这就替我的出世准备了第一个条件。这时，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游妆部落从原始部落中分离了出来，一些部落专门饲养牲畜和狩猎，另一些部落则主要搞农业生产。农业部落需要兽皮、肉类，畜牧部落需要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在这种条件下，交换就出现了。那时，各个不同部落为了得到本部落没有的产品，就公推自己部落的酋长走到部落接界的地方，拿本部落的剩余产品去同别的部落拿来的产品相交换。俗话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种交换的过程也就是孕育我们商品的过程。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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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手工业分离了。这时，我来到人世间的条件就最终具备了。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使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成为可能。那些烧窑、织布、治铜等等行业的手工业者，也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些个体手工业者需要农产品和畜产品供自己的吃、穿、用，还需要原材料供继续生产用。同样，畜牧部落和农业部落也需要陶器、锄头、布匹等手工业产品，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样彼此就都需要交换，而且是个体劳动者之间的私人交换。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这种交换活动越来越频繁。中国古书上描写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的热闹场面，就是那时交换活动的反映。也就在这时，我和我们的商品家族就诞生了。我是私人劳动的产品。人们生产我，不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拿来交换。就这样，我们从产品中脱胎而出，来到了人间。
    我的两重身份
    我从产品中脱胎出来以后，外表上和产品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本质上却是不同的了。产品是用来直接满足人们的生产或生活需要的。商品就不同了。人们生产某种商品并不是直接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拿来交换别的商品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比如说，一个农民需要衣裳穿，就必须先卖出自己生产的粮食，才能换回衣裳。因此，我们家族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具有两重身份，在政治经济学中称做“商品的两重性”。
    我的两重身份是什么呢？还是继续拿衣服做例子吧。一个农民带着十斤大米来到市场，市场里有各种物品，但这个农民别的都不要，独独用十斤大米换回了一件衣服，因为他需要添件衣服过冬。因此，这件衣服对那位农民是一种有用的物品。这种有用性，按照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就叫做“使用价值”。我们家族中任何一位成员，都有各不相同的“使用价值”，这是我们的一重身份。另一方面，缝制这件衣服的裁缝师傅也用这件衣服换回了
    十斤大米。请读者注意，这里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件衣服除了可以穿在身上“使用”而外，还可用来同大米或者别的商品相交换。这就说明，这件衣服一定还有着另一重身份。这另
    一重身份，按照政治经济学术语来说，就叫做“交换价值”。同一件衣服，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这不是两重身份吗？
    衣服为什么会有交换价值呢？一件衣服为什么可以和十斤大米相交换呢？衣服和大米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互相交换，说明这两者之间必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它们的使用价值。你们从衣服的形状、质料等物理或化学属性来看，它和大米都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不论衣服、大米或其他千千万万种使用价值各不相同的商品，都有
    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劳动产品，都有人的劳动凝结在我们身上。衣服是裁缝劳动生产出来的，大米是农民劳动生产出来的。‘裁缝缝制衣服的劳动，农民生产大米的劳动，从具体劳动的角度来看，都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可是不管是裁缝也好，是农民也好，他们缝制衣服，生产大米，同样都是消耗了他们的体力和脑力，也就是说，他们消耗的体力和脑力都凝结到衣服和大米里面去了。这种凝结在衣服和大米里的劳动，叫做“价值”。价值是千
    。2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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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万种商品共同的东西。正是由于一切商品都有人的劳动凝结在里头，有共同之处，所以各种商品才能按照一定的比例互相交换。裁缝师傅的一件衣服恰好换农民的十斤大米，而不是五斤或十五斤大米，这是由于两人在生产一件衣服和十斤大米上花的劳动时间相等，都是花了十小时的劳动时间，因而彼此的价值量相等，交换才能成功。一件衣服和十斤大米之间的相互交换，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家族中两个成员之间的交换，实质上无非是我们两个成员的主人所付出的同量劳动时间在交换罢了。这种交换，表面上看起来是物和物之间的关系，其实反映的是人和人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
    对于我来说，这两重身份是缺一不可的。使用价值是我的躯壳，是我的肉体；没有它，我就无法同我们家族的其他成员交换。价值则是我的灵魂，我如果没有这个灵魂，也就不成其为商品了。人们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这两重身份的关系，就叫做“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天生的“平等派”
    我们家族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在出世以后，都不会在它的主人家里久住下去，它们随时准备用自己去同另一成员相交换，互相调换主人，为各自的新主人服务。前面说过一件衣服可以和十斤大米交换，是因为它们的价值量相等。价值量相等的交换，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叫做“等价交换”。
    说到价值量相等，也就是说我们各自的主人花费在我们成员身上的劳动时间相等，那末，这个劳动时间究竟是怎么计算的呢？你们知道，我们家族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比如说衣服吧，它不会只在一个地方、只有一个主人生产它们的，而是有许许多多的私人生产者在那里生产。在张家，生产一件衣服花了十小时劳动时间；在李家，生产一件衣服花了十
    一小时劳动时间；而在王家，生产一件衣服只花了九小时劳动时间。这三件衣服在同别的商品交换的时候，到底是按照哪一种劳动时间计算呢？如果按照十一小时，那末，那位生产大米的农民就要拿出十一斤大米才能换回一件衣服。显然，在能用十斤大米换回一件衣服的情况下，这位农民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商品生产者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很快就会知道，当时社会上多数衣服生产者生产一件衣服要花十小时劳动时间。这十小时劳动时间，就是经济学家们常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无论是张家、李家、王家生产的
    西
    衣服，在同十斤大米交换的时候，它的价值，都只能按照十小时这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
    都
    计算。这就是我们商品所具有的平等牲格。
    有
    由于供求规律的支配，在无数次的交换过程中，我们的个别成员之间，在价格上并不
    出
    是每次都是相等的。从这一点来说，是违反了我们的平等天性。但是从交换的总体来说，
    具体
    我们仍然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我们的一个同胞在交换时把它的价格压到它的价值以下，
    门缝
    那末，我们这位同胞的主人就不会乐意增加它的生产了。这位同胞的产量一减少，“物以
    卤力
    稀为贵”，他和别的同胞交换时的身价就会拾高到它的价值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
    是千
    那位同胞的主人又会乐意增加它的生产了。价格和价值不是同一个概念。我的价格是我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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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价值在交换过程中的货币表现，它在供求规律的影响下，围绕着价值而上下波动。价格在市场上忽高忽低，看来似乎是乱七八糟、毫无规律的，其实，它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价格总是受价值的制约，从长期看，它是不能远离价值的，商品交换从长期的平均的趋势看，必然是等价交换。这个规律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称做“价值规律”。
    读者也许要质问我：既然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一把尺子，来衡量事实上花费了各不相等的劳动时间的商品，那末，你是表面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你们说得很对。我们家族之间的不平等，实质上恰恰是你们人类之间不平等的表现啊！还是拿衣服来作例子。张、李、王三家生产同样一件衣服，为什么他们花费的个别劳动时间都不一样呢？就因为他们的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不得不按同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去同别的商品交换。李家花了十一小时，交换时只承认他十小时；王家只花了九小时，交换时也承认他花了十小时。这样一来，李家亏了本，王家赚了钱。在交换中既有盈亏，于是，大家就展开无情的竞争，千方百计改进生产条件，提高技术水平，使自己花费在
    一件衣服上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在这场竞争中，那些条件优越的商品生产者在生产一件衣服时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可以赚钱；而那些条件很差的商品生产者则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要亏本。大家看，这就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就从这里开始了：富若愈富，贫者愈贫。
    我们的“骄子”
    我们家族各个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换，是我们家族的生命线。古希腊的诗入荷马在他的
    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从那时起，长发的希腊人开始卖酒：
    一些人用青铜，另一些人用光亮的铁，又有一些人用牛皮，还有一些人用牛，更有一些人用奴隶。”
    这首诗说明，我们家族在荷马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你看，不仅酒、青铜、铁、牛皮和牛成了我们家族的一员，连人类中的一部分人一奴隶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列。但是，这种交换能不能实现，决定于酒的主人要不要铁、牛皮等等东西。如果他统统不要这些，只要粮食，那末交换就无法进行了。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的需要的增加，我们家族的扩大，这种现象就越来越经常发生。这对于我们的生存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为我们家族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如果不能离开自已的主人，经过交换，到新的主人那里去，它就要失去商品的资格。毁灭的阴影笼罩着我们。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族中出现了一个“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伙伴。它不仅得到生产它的主入的宠爱，而且得到了我们所有的主人的青睐，从而在我们的家族中取得了特殊的显赫地位。它神通广大，可以同我们家族中任何一个成员相交换。这个成员，就是政治经济学上说的“一般等价物”，也就是你们常说的货币。
    。2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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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家族中的好多成员都担当过这种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在中国古代，贝壳、铜、帛、玉石等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在非洲许多民族中，贝壳和象牙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在古希腊、罗马和北美印第安人中，牲畜、皮张等等也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角色。但是，在长期实践中，它们先后暴露出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例如，不容易保管，不易于分割，不便于携带，等等。这时，我们家族中的佼佼者一金、银便崭露头角了。金和银的数量少，价值高，便于携带、保管，不易损坏，又能化整为零，这就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时间一长，它们就排挤掉贝壳、牲畜、帛之类的角色，稳固地坐上了“一般等价物”的宝座。金、银变成了货币，在我们家族中就象一位“骄子”，从此赫赫扬扬、红得发紫了。金、银在取得了“骄子”的地位以后，立刻使它的使用价值发生了变异：它既可以用来镶牙，或者做项链、戒指、手镯等装饰品，又可用来同别的商品进行交换。它是衡量我们家族其他成员具有多少价值的一把尺子。这种用金银表示的商品价值，是商品的货币形式，也就是平常说的价格。货币是我们整个家族赖以正常活动的不可缺少的一员。
    由于这些情况，货币就被人们用来支付捐税、偿还债务等等。此外，人们在取得它以后，还可以将它储藏起来。一个人储藏的货币越多，标志着他占有的商品越多。随着交通的发达，人们在世界上往往把我们家族中的一些成员从这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去进行交换，这祥，又使得货币具有了在世界范围作为交换其他商品的工具。货币是我们家族中的“骄子”。它的出现，对我们整个家族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撕断了联结原始公社的纽带
    在我出世以前，原始公社的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阶级，不知道剥削是什么东西。我出世以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商品家族日益发展，也就日益撕断了联结原始公社的纽带，促使原始公社日益解体了。
    这个过程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们首先是吞噬了人类的灵魂，使他们的脑子里产生了私有观念。当我们在孕育过程中的时候，就开始了这种活动。那时，交换虽然是部落和部
    酉、
    落之间的活动，但在形式上却是部落酋长和部落酋长之间的行为。这种活动经常发生以
    的
    后，那些部落酋长就逐渐地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原始公社拿出去交换的产品的所有者。拿
    统
    我们家族的一个成员一羊来说吧，当羊还不是我们家族成员的时候，人们吃了羊肉，穿
    要
    上羊皮，就已经是心满意足的了。但是，自从人们拿羊来换取别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以后，
    及大
    那些部落酋长在多次的交换活动中，就利用原始公社成员给予他的权力，逐渐地把羊和用
    的主
    羊换得的东西据为己有了。这祥就出现了私有制的萌芽。
    ’在
    我们同时也促使着原始公社的分配形式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个少数民族叫做鄂伦春
    它的
    族，当它还处在原始公社状态的时候，公社成员打猎得来的东西，都是在公社成员中平均
    的显
    分配的。后来，汉族商人经常到那里去收购毛皮，发展了交换活动，毛皮变成了商品。于
    经济
    是，毛皮不再平均分配了。开始，在打猎者中间还维持平均分配，到后来，就变成谁猎获的就归谁所有了。原始的平均分配产品的形式就这样被我们的家族轻面易举地毁灭了。
    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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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特别要提到我们家族中的“骄子”一一货币。在原始公社瓦解过程中，它的作用要算最大了。它到处说长道短，评头品足，说这个有多少价值，那个又值多少钱。.这一来，那些本来不是我们家族的产品，也都象患了传染病一样，感染了我们家族的特性，参加到我们家族的队伍中来了。公社的成员，尤其是那些掌握着一定权力的酋长，为了取得货币，就动脑筋把原始公社的一部分动产，特别是牲畜，首先变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接着，象土地那样的不动产也变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由于占有的不平等，那些占有很多动产和不动产的人，就可以占有很多的货币，变为富翁。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就只好做这些富翁的奴隶了。原始公社分崩离析了，原来的一个共同体逐步分解为一群群的私有者。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两大对抗阶级：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出现了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制度。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我们的家族也就从此前进到一个新的时代。
    在古代世界的隙缝里生长
    我在积极参与瓦解原始公社的活动以后，我们家族成员迅速扩大，名声越来越响，人们也就不得不对我们刮目相看了。有一些人甚至完全离开生产，专门为我们成员的相互交换而东奔西走，这就是商人阶级。他们如此卖力，目的无非是为了可以占有我们，占有得越多越好。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更加活跃起来了。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殷代，还用我的姓作为这个朝代的外号，叫做商朝。你们可以想象，那时我在人世间的地位和作用了。可是，坦率地说，我在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中，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崎岖曲折的。奴隶主贵族只知道强迫奴隶为他们建造金碧辉煌的王宫和地下宫殿，为他们建造酒池肉林。它们的奢侈享受，并不主要依赖于交换。当然，一个奴隶主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并不能全部从自已的奴隶那里得到满足，总还要拿自己的东西去换进一部分东西。在奴隶社会末期，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也有了发展，这是我们家族得以繁衍的土壤。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和中期，我们家族的状况比奴隶主统治的情况下改善得多了。在中国，我们的成员不仅在国内外到处奔走，而且还骑上马，乘上船，跋山涉水，漂洋过海，跑到波斯、印度和大秦（罗马）。从中国到波斯的一条基本通道也用我们的一位成员一丝绸来命名，称之为“丝绸之路”。不过，我们也还有不那么称心如意的地方。封建割据，关卡林立，妨碍了我们来去的自由多小农被束缚在土地上，遭受着封建剥削；手工业者也受到了封建特权的限制，经常破产；同时，封建政权依仗暴力贱买贵卖，扼杀了我们的正常发展。因此，我们的生存经常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社会里，我们只能在隙缝里发展。封建制度的束缚对于我们这批平等派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一番事业要干。我们挣扎，我们反抗。我们趁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利用种种有利的时机，扩大了生存发展的地盘，终于取得了战果。十五世纪以后的欧洲，逐渐出现了一线曙光，它标志着我们历史上仅有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了。读者们想知道我怎样跨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我在这一时代中肩负着什么历史使命，且听我在下一期再慢慢道来。
    (未完待续)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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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无产羊神制资萨阶舰想很镇
    刘华一“五肝”运动中的
    著名工人领袖
    上海中华印刷厂许豪炯
    编若按。今年五月，是伟大的“五州”运动五十周年。刘华同志是“五卅”运动中的著名工人领袖，原是中华书局上海印刷所（今上海中华印刷厂前身)的普通工人。他在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和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以后，同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始终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本色。这种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革命烈士刘华同志是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者之一。同年年底，刘华同志遭到反动军阀的杀害而英勇牺牲，至今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但他那种忘我的、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牺牲精神，那种艰苦朴素、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本色的优良
    到
    作风，至今仍激励着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林
    到工人群众中去
    封
    一九二四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在中共上海大学支部大会上，一个体格魁梧的青年，从人群中站了起来，他在扫视了一下会场后，用洪亮的声音讲道：
    “同志们！共产党员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我在印刷厂当过学徒，我知道工人的痛
    机，
    苦，他们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家压迫的决心，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自己的组织。
    光，
    “我提议：支部干事会选择一些能吃苦耐劳的、不怕困难的同志，去做工人运动。我对
    的黄
    这个工作是很愿意担任的。我还提议：学生会应设立劳工运动部，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发生联系。既然我们是到上海大学来学习社会科学的，那么就不仅要在学校里学习，更重要的是到工人群众中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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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发言得到了同志们的热烈赞同，会议一致通过了他的建议。这个发言的青年，就是刘华同志。
    刘华同志又名剑华，是四川省宜宾县泥溪镇陈车沱村人，一八九九年一月六日出生在
    一个佃农的家庭里。他从小失去父母，依靠亲戚的帮助长大成人。一九二○年，他来到上海，进中华书局印刷所当学徒。学徒的生活，使他亲身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也使他开始了解到广大工人群众的痛苦。一九二三年，他进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半工半读，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社会活动，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阶级觉悟很快提高。同年，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又被吸收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中共上大支部发动党员讨论如何促进当前的革命形势时，刘华同志便建议把学习理论同参加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工人运动，推动革命前进。
    党组织接受了刘华同志的要求，派他到沪西苏州河北岸的潭子湾。潭子湾是一个贫民窟，一些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住在破旧的茅草糊里，周围一片荒野，到处坟堆起伏，杂草丛生。这个地方，洋人和“高等华人”是不会“光临”的，但这一带却是沪西的工厂区，工人集中，便于展开斗争。刘华同志一到这里，就在邓中夏同志创办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和工人夜校里工作。他还把附近日本资本家开办的内外棉第七厂（今上棉二厂）作为重点对象，以“勤杂工”的身份在厂内开展工作。这个厂的工人顾正红，就是刘华同志的一个亲密战友。
    当时，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外资企业一个突出的方面是纺织工业。拿日本内外棉公司来说，它在国内外共有十五个厂，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就有十一个厂，都是十多年间陆续增加的，可见它是喝饱了中国工人的血汗而不断膨胀的。刘华同志深入日本纱厂以后，目睹工人的奴隶生活，仇恨犹似烈火在心中燃烧，立誓为工人阶级的獬放事业战斗到底。他通过夜校讲课、俱乐部座谈会等方式，同工人们一起谈心、诉苦，鼓励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向大家说：“鬼子和他的走狗们，说什么工字不能出头，出头就要入土’，他们是想用‘死’来虾倒我们，不让我们起来斗争，这办不到：你们看，工人’两字连起来，就是个‘天”字，我们工人要团结起来，要做天下的主人！”工人们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回到厂里，就四处宣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二月罢工的日子里
    工人们的觉悟不断提高，团结不断加强，使日本资本家十分害怕。一九二五年二月初，内处棉第八厂开除了一批男工，用资本家认为较易控制的“养成工”来代替。党领导工人起来进行交涉，厂方不但不答应，反而扣押工人活动分子。这下子火上加了油，工人们再也按捺不住了。二月九日傍晚，内外棉第五、七、八、十、十二厂九千多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纷纷走出工厂，涌到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前的空地上举行集会。刘华同志站在一个土堆上，庄严地宣布：“实行罢工！”他说：“东洋老板如此欺压我们，我们只有团结起来同他们斗争！我们的复工条件是：被开除的工人全部复用；被捕的工入全部释放；罢工期间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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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照发；今后不淮随便打人，更不准无故开除工人。”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表示拥护，决定实行罢工。
    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活动，三天后，内外棉公司的十一个厂全部罢工，而且迅速大到其他一些日本纱厂。到二月十八日，发展到二十二个厂、四万多人罢工。这就是“五卅”运动的前奏一一有名的二月罢工。
    在罢工期间，刘华同志每天下厂和工人代表们开会，分析罢工形势，研究斗争策略。紧张的成斗，使他有时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他目日夜夜和罢工工人在一起，依靠群众，团结战斗，并在工人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党领导工人成立了内外棉纱厂工会。接着，不少工厂也分别成立了工会。这是上海历史上最早成立的一批工会。刘华同志当选为内外棉纱厂工会委员长。原泸西工友俱乐部的四间草棚，便成为纱厂工会办事处。罢工工人为了自卫，又建立了工人纠察队。这是上海最早建立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显示了工人阶级战斗力的进一步加强。
    工人罢工一周后，日本纱厂就发生“短货”，日本资本家十分恐慌。他们天天密谋，妄图瓦解工人的斗志，并嗾使军阀政府派出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工人们向军警揭露日本资本家的罪恶，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军警梢销地退走了。他们还唆使工贼进行破坏，又被工人揭穿，阴谋不能得逞。日本资本家黔驴技穷，被迫接受谈判。党指派刘华同志为谈判代表，到苏州河南岸的内外棉第八厂，同帝国主义资本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在八厂会客室里，一场尖锐的交锋开始了。日本老板一声千咳之后，帮凶开了腔：“你是工人代表？”“不是代表，也不来了！”“我看不象。”
    “那，你们就看一看吧！”说着，刘华同志向门外一指，只见外面黑压压地挤满了工人群众，刘华同志起身招呼了一下，一阵震耳的声浪直冲进来：“拥护代表谈判！”“要老板答应条件！”
    刘华同志回过头来，对着把后颈都缩进领子去的对手说：“听见了吗？你们要求我们复工，必须实行我们的条件！”
    “什么条件？”日本资本家摊开双手，仰脸望着刘华同志。
    刘华同志拿起笔来，手不停挥，把经过工会代表议定的条件，一一写了出来，说一声。“这个1”
    日本资本家看到一个工人运笔如飞，大为惊异，读了条件之后，和他的帮凶交换了一下眼色，那帮凶便说：“条件可以答应，不过，你得先则叫工人开车，看他们是不是听你的。”刘华同志透过日本资本家的诡谲神色，知道他在要花枪，但为了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显示一下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坚定性，决定将计就计。就说：“好吧！”
    刘华同志走到门口，向守卫着的工人纠察队员关照了几句。霎时间，车间里的马达声、
    门
    机器声，轰轰地响了起来。
    刘华同志重又进来，指着刚才写的复工条件说：“车子开了，快签字吧！”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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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资本家死命地抽着烟，要无赖说：“你的条件，我们没有…”刘华同志早就料到这一着，他大声地说：“你们出尔反尔，不要后悔！”
    日本资本家竟异想天开地侮谩起中国工人来，他说：“你的条件，是请求呢？苦求呢？哀求呢？…”
    “住口！”刘华同志的铁拳“呼”地落到桌面上，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根本就不求你们！正是你们，请求我们来谈判，苦求我们不要罢工，哀求我们复工…”他立即还给对方十几个“求”。
    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凛然正气面前，敌人膛目结舌，好一会，日本资本家才语无伦次地说：“你的…好大的口气！你们的政府也不敢向我们要求。”
    “呸！有卖国的政府，没有卖国的人民！”刘华同志倏地站起来，“以后，你们就是跪求，我们也不来了！”他一甩袖管，扬长而去。
    一个工人纠察队员跨上悬梯，一脚踢开日本管工，猛敲铁管，在“哨哨”声里，大喊道：“摇一班一啊！”霎时间，车间里的机器一齐停了下来，工人们的怒吼声，代替了马达的轰鸣声。
    日本资本家奔出厂门，浑身哆嗦地喊：“代表先生！代表先生…”
    这时，刘华同志和纠察队员已站在苏州河的渡船上。日本资本家目送着他们高大的身影缓缓地向对岸逝去，无可奈何。
    这次热火朝天的罢工斗争，坚持了二十天。结果，日本资本家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
    一部分条件：不再随便打人和无故开除工人，并释放被捕工人。
    二月罢工取得了部分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反动气焰，对上海工人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使他们体会到团结斗争的重要性，也使刘华同志体会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二月罢工以后，参加工会的人更多了。内外棉各厂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工会，其他工厂参加的人数也增加到八千以上。这次罢工，是“五卅”运动响亮的前奏曲。
    和群众同甘共苦
    从工人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刘华同志，虽然担任了工会领导工作，依然深入于群众之中，保持着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他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他不断地到基层工会和工入群众中去，工人群众和工会代表也不断地来我他。为了交流情况，讨论问题，解决困难，或者研究办法，拟订策略，组织斗争，以及健全或发展工会组织等等，他以炽烈的革命热情，忘我的成斗清神，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一天往往只睡三、四个小时。他的工作是如此繁重，可是他每月所支的生活费，低于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他的生活极为艰苦，常常是一餐一副大饼油条。在他，大饼油条有两个好处第一，价钱便宜；第二，吃饭不误工作，可以边吃边和工人谈话，边吃边写标语、传单。有一回，几个工人拉他到小面铺里去吃面，想给他“改善改善”生活，被他婉言拒绝。他和工人纠察队员同往在潭子湾工会办事处的茅草棚内，没有床板，就睡稻草地铺。他和儿个工人合盖一条破棉被。有时候，工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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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会议散得晚了，路远的人来不及回去，刘华同志就把被子让给这些工人盖，他自己还要处理日常工作，总是最后睡，胡乱地在稻草地铺上找个空地方躺下过夜。工人们发现这个情况，十分过意不去，劝他保重身体，他却毫不在乎地说：“不要紧，我年纪轻，顶得住。”他穿的是一套补了又补的短衫裤，女工们实在看不过去，凑钱买了一套短衫裤送给他，他再
    三推辞，说：“今天中国工人，谁能穿得起好衣服！”
    由于工作太忙，刘华同志简直顾不上料理自己的生活，儿个月不理发是常有的事，以致头发、胡子长得老长，二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倒有三十好儿。这副模样，有一次倒帮助他脱了险。一天拂晓，巡捕房几个暗探，闯进工会办事处来，企图把刘华同志架走。这时，他正躺在稻草地铺上休息。“喂！刘华在哪里？”
    刘华同志把头抬了一下，见来者不善，就说：“他不在。听说到外面开会去了。”暗探们只知道刘华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看到他的胡子老老长，又见他睡稻草地铺，不象个当官的，于是迟疑了一下就走了。暗探走后，刘华同志冷笑一声，泰然地走出草棚。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使刘华同志积劳成疾，害上了肺病，不断咳嚥。工人们见他面黄肌瘦，都为他的身体担心，大家凑钱买了一只鸡来，想给他增加点营养。刘华同志不高兴地说：“你们这样做只会加重我的病。大家的生活都很因难，哪有多余的钱来买鸡？你们对我的爱护，我是领受的，鸡可不能留下。”工人们拗他不过，只好另想办法。听说狗肉吃了补身体，就动脑筋把内外棉第三厂打包间的日本狗弄出来宰了，烧熟后送到工会办事处。刘华同志听说是日本人的“走狗”，也就高兴地吃了。不过，他让大家一道饱尝了日本狗肉的滋味。原来偏僻冷落的潭子湾，现在是一天比一天显得重要了。这里成了党领导纱厂工人向日本资本家斗争的根据地。帝国主义者恨之入骨，称潭子湾是“赤色窟”，恨不得一口吃掉它。他们把刘华同志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几次派巡捕、暗探、流氓到工会来捣乱，都遭到工人们的抵抗，失败而归。当工人们听说日本资本家收买流氓，企图暗杀刘华同志时，
    一百多个工人纠察队员自动来保护刘华同志。他们轮流值班，保卫从血的斗争中得来的工会组织，保护刘华同志的安全，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无法得遥。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刘华同志当选为全总执行委员。
    走在“五州”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头
    二月罢工结束以后，日本资本家不甘心失败，伺机进行反扑。四月闻，他们就借口纱市清淡，违反诺言，开除工人，又引起了工人罢工。日本资本家态度极端蛮横。五月七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悍然取缔工会，并扬言不惜以关厂来对付罢工。当时棉贵纱贱，日本资本家确有停掉一部分纱厂的可能。刘华同志和工会代表研究了对策，决定用轮流罢工的方式来进行斗争。就是：你要关厂，我偏上工多你要开工，姻不满足工人要求，我就罢工。这时，内外棉十二厂接连开除工会代表，工人被迫实行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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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资本家便把十二厂（纬纱）以及有关的七广（织布）关闭。于是，工人们针锋相对，坚决上工，即使机器不转动，工资也要照发。
    五月十五日下午五点多钟，内外棉七厂夜班几十个工人，在共产党员顾正红的带领下，要求进厂上工。厂方不肯开门，工人们撞断铁闩，一而入。七厂小大板（日本老板儿子)元木川村，闻讯赶来。他提着手枪，带着一批手持铁棍的爪牙，蓄意逞凶。顾正红看到日本人要动蛮，就到车间抱了一捆打梭棒出来，准备战斗。日本资本家早就把顾正红看作眼中钉，这时就下了毒手，对准他开枪。顾正红身中四弹，倒下去又站起来，抱住树干指挥战斗。·敌人又用铁棍猛击他的头部，鲜血洒满了工厂的庭院，顿时昏迷过去。经送医院，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这位工入阶级的坚强儿子，牺牲时才二十岁。
    当时，租界帝国主义当局又开来大批巡捕。敌人用暴力驱散工人群众，打伤了十多人，又捕去七人。
    刘华同志得到战友顾正红牺牲的恶耗，心情无限沉痛。半年多来，他俩相处在一起，畅谈革命理想，组织工人战斗，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年青的顾正红，在斗争实践中成了工人运动的骨干。他的死，是帝国主义者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刘华同志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化悲痛为力量，用这一事件，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高潮。
    第二天，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就实行政治性罢工。工会发表宣言，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提出惩凶、赔款等条件，并呼吁各界爱国同胞给予支持和援助。当天下午，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等三十五个团体组成“雪耻会”，誓作罢工工人后盾。上海学生联合会也发表宣言，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
    五月二十四日，内外棉纱广工会在潭子湾举行追悼顾正红烈士大会。正中台上，烈士遗像两边，悬挂着刘华同志亲笔写的挽联：“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遗像上的横额是：“工人先锋”。会场上，人群如潮。到会的一万多个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不断地高呼口号：“替死难烈士报仇！”“打倒帝国主义！”女工们担任会务工作，她们勇敢千练，使大会一直正常进行。
    公祭以后，工会领导人分儿处向群众演说。刘华同志在演讲中指出：“打死一个有十个，倒下十个有一百个，火，是扑不灭的！”他鼓励大家斗争到底。
    苏州河南岸内外棉纱厂的屋顶上，鬼影幢幢，日本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探头探脑，向北岸窥测大会动态。刘华同志和战友们密切地注视着敌人的动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十分猖狂，它竟要中国官厅“充分取缔工人的活动”，并以派兵来华相威胁。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租界当局，在镇压工人运动上，它们利害一致，相互勾结。当罢工工人把凶手抓来，顾正红烈士家属舁着遗体向租界会审公堂提起诉讼时，租界当局不但不接受起诉，反而诬蔑工人“扰乱治安”，监禁工人代表，而把杀人凶手放掉。对于进行抗暴宣传的工人、学生，则动不动就逮捕，还要把他们关到五月三十日，交给那天值堂的日本领事去“审理”，理由是“事关日本工厂罢工”云云。
    帝国主义者如此欺侮中国人民，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五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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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举行会议。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克服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主张退让的错误，决定广泛发动群众，于五月三十日那天，在公共租界举行一次群众性示威宣传。根据党的决定，刘华等同志积极进行了组织、宣传等方面的推备工作。
    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几条主要马路上，工人和学生的宣传队，打着旗号，纷纷向市民们控诉帝国主义者压迫、屠杀工人的罪行。他们一边讲演，一边散发传单。广大市民同仇敌忾，和宣传队一起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1”长期埋在上海人民心中的怒火，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面对中国人民的正义行动，帝国主义若悍然出动武装巡捕，进行镇压。他们残暴地殴打并拘捕宣传队员，仅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留了-一百多人。但是，工人和学生不怕强暴，更多的人集中到南京路上坚持斗争。为了交涉释放被捕者，大批群众涌向老闸捕房。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向帝国主义者要人。到了下午三点多钟，群众越聚越多，情绪越来越激昂，残暴成性的帝国主义分子，竞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屠杀，当场打死十三人打伤几十人。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南京路。这就是“五卅惨案”。
    当夜，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市人民联合起来，掀起反帝爱国大运动。第二天，尽管大雨滂沱，英勇的中国工人、学生，依然一队接一队地涌向南京路，举行示威大游行。刘华同志派去散发传单的工人，怀着满腔仇限，把传单贴上了-一些洋行门口和橱窗上，一直贴到外滩英国汇丰银行门口的铜狮子嘴巴上。
    五月三十一日晚上，上海总工会在斗争中诞生了。刘华同志当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兼第四办事处（沪西区）主任，同时担任上总的党务委员（不久任代理委员长）。上总发表了《告全市工友书》，号召“从六月一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
    六月一日，上海工人反帝罢工斗争的烈火，更加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上海各校学生在党领导的上海学联组织下，举行了总罢课。上海总商会在工人和学生的促进下，也不得不通告公共租界各路商店，实行罢市。上海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了。
    上海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的人数，据六月十八日一个统计，就已达到二十五万人。罢工的企业，极大部分属于英、日资本。罢工以后，工厂停了，交通断了，轮船进不了港也出不了港，使上海滩陷入了瘫痪状态。给了帝国主义若以沉重的打击。由于洋务工会的号召，许多在外国资本家家里做事的人也纷纷离开，那些平时养尊处优的吸血鬼，要吃的东西没有人买，要洗的衣服没有人洗，几乎无法生活下去。在租界巡捕房里，也有半数以上的华捕罢岗不干了，连英国领事馆和英国兵营里的中国雇员也罢工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又一次警告帝国主义若：中国人民不可侮！
    永远为人民所纪念
    波澜壮阔的“五册”反帝运动，从上海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蓬蓬勃勒的工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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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和农民运动，汇合成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它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上海工人阶级这次反帝大罢工，整整坚持了一百天。工人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罢工期间，他们只靠总工会从各方劝募得来的一点救济费过活。刘华同志常常鼓励工人们说：“我们有困难，而帝国主义的困难至少此我们大十倍。我们多坚持一天，就多给敌人一分打击！”工人们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刘华同志由于长期紧张战斗，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入秋后，他咳嗽、咯血，终于病倒了。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时刻挂念着火热的斗争。战友们劝他暂时不要操心，安心养病，刘华同志总是回答说：“是的，我也这样想过，但这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成了我血肉相连的生命，一刻钟也离不开。”正是这样，当他的病稍有好转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支撑起来，出院继续战斗。
    帝国主义者对刘华同志又怕又恨，他们终于下毒手了。十一月二十九日，刘华同志从公共体育场参加群众大会回来，行经公共租界，被巡捕房暗探逮走，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戒严司令部。他在残酷的刑讯下坚贞不屈，使敌人得不到任何情况。
    刘华同志被捕后，日商纱厂爆发了几次罢工。每次罢工都有要求释放刘华同志的条件。全上海的工人，特别是沪西工人，准备举行示威，迫令敌人释放刘华同志。刘华同志在狱中得到了这消息，他不愿工人们为他冒不测的危险，想方设法带信出来劝阻。
    十二月十七日晚间，在上海总商会欢迎军阀孙传芳的筵席上，在座的日本商团头目和英国副领事说：“刘华是中国劳工运动的领袖，上海屡次罢工皆为其煽动，如不重办，上海的秩序十分危险。”大买办、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接口说：“上海商界甚望司令惩一戒百。”孙传芳秉承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旨意，即刻叫副官打电话给淞沪戒严司令严春阳，着令“秘密枪决，灭尸不宣”。
    深夜十一点半，在上海南市高昌庙附近的荒地上，响起了罪恶的枪声，刘华同志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青的生命。烈士就义时，“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呼声，划破黑暗的长空，召唤着更大革命风暴的到来1
    刘华同志牺牲时，刽子手们杀人的筵席还在继续，消息传来，他们如释重负地说：“从此杀一做百，一劳永逸。”第二天，英帝国主义者办的《字林西报》，顾不得孙传芳的“秘密”和“不宣”，抢先宣布了刘华同志被杀的消息。一是夸耀帝国主义者唆使走狗行凶的“成功”，二是“俾众周知”，恐吓上海的无产阶级。但是，刽子手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永远也“逸”不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上海几十万工人听说刘华同志壮烈牺牲，悲愤交加，他们不顾被开除的威胁，用各种方式来悼念自己的亲密战友和带头人。他们有的臂缠黑纱，以志哀思；有的关车怠工，表示抗议。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以“五卅”运动为开端的大革命高潮，把帝国主义豢养的旧军阀如孙传芳之流，很快打倒了。帝国主义重新扶植起来的、以蒋介石为头子的新军阀，也是短命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刘华同志，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为人民所纪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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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事重.提
    翟
    青
    一九六三年，上海有一个区委的第一书记被开除出党了。
    他是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吗？不是。是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吗？也不是。他出身贫农家庭，早在民族危机深重、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年代参加了革命，一九三八年入了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曾为党做了一些工作。那末，这个出身贫苦、革命多年、入党多年的区委书记是由于什么原因被清洗出党的呢？
    这个区委书记是一个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安乐窝里发霉烂掉的典型。他虽然有二
    十五年党龄，但由于不努力学习，不注意改造世界观，并没有从思想上完全入党。特别是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党给他负责一个区的领导工作，他以为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给他带来的某种利益已经到手，就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于是，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长征路上下了车，被资产阶级勾引到邪路上去了。
    他是怎样惨淡经营自己的安乐窝的呢？那的确是不择手段的。他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那一部分权力，打着下基层搞“试验田”的幌子，把老婆孩子带下去大吃大喝，把所谓“试验田”当成了供私人享用的“酒菜店”。他的嘴特别馋：要区商业部门额外供应各种荤菜，从区内各名菜馆抽调厨师，专门为他做菜；还要食品厂专门为他生产特种糖果；甚至在生病住医院期间，指令区内的名馆名店轮流为他送去名菜名点心。他贪得无厌地追求享乐：以休养为名，带着老婆游山玩水，两个多月内游遍半个中国，所有开支一律向公家报销；借口“工作需要”，以试用新产品的名义，向国营工厂索取五用电视机、电热器、按摩器等，价值达数千元，占为己有；至于住房子，则是“这山望见那山高”，几年之内，多次调换，越调越好。他贪图享乐的结果，最后发展到生活上腐朽糜烂、政治上包庇坏人。正如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开除这个区委书记党籍的决定中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说明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是完全变了，不仅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而且蜕化变质，实际上已经堕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当时，广大群众称这个区委书记象个“土皇帝”。这很形象地说明了从党员一部分中出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重要特点。由于他们有一块“共产党员”“国家于部”的牌子，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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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利用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捞取一些“政治资本”。当他们自认为有了一定“政治资本”的时候，就特别贪婪地攫取商品和货币。这个区委书记不就是这样干的吗？你看：他看中了机关托儿所的房子，就可以下令把有八十多个孩子的托儿所搬走，腾出来供他住：不久又看中了一座资本家住的豪华公寓，他又来个“紧急动员”，赶走老的资本家，并且下令房管部门花去一千九百余元进行油漆装饰；他为了游山玩水，下令服装店要工人们连夜加班，为他和老婆赶制漂亮的服装，还要区医院给他配价值七百余元的贵重补品；他要吃不大不小的二斤重的母鸡，就要区商业部门调拨来一批小鸡专门饲养。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在台上掌权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总要顽强地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要把他所管辖的那个范围，搞成地下的独立王国。这样的独立王国，实际上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建的资产阶级的“土圍子”。新资产阶级分子在这里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什么党纪国法，什么群众的利益，通通都不放在眼里。这样的人，确实是名符其实的“土皇帝”。列宁说过：“在革命中常有这样的情形：地主和资本家被扫除了，但在很短时间内，从富农、富裕农民和投机者当中又产生了新的资本家，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房害地压迫了人。”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都告诉我们，霸气十足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比起老资产阶级分子来，的确是“得志更猖狂”。看他们那股贪婪劲儿，真是很不得把人民的一切财富通通化为私有。
    我们这个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党，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是容不得那些“土围子”里的“土皇帝”的。正是由于这样，就使得各种牌号的新资产阶级分子都要玩弄两面手法，打一派，拉一派，制造分裂，培植亲信，不然他们就一天也混不下去。就拿这个区委书记来说吧，他在自己管辖的区内，总是千方百计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凡是对他阿谀奉承、恭维拍马的人，一律封为“忠臣”，凡是敢于坚持正确原则，对他表示不同意见的同志，一律诬为“奸臣”，动不动就邦上“同区委两条心”的大帽子。什么“同区委两条心”，不过是反对他这个“土皇帝”刮“资产风”罢了。这个新资产阶级分子说出“同区委两条心”这种话，正好反映了我们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是在坚持同“资产风”作斗争的。这个区委书记拿“同区委两条心”来压制革命同志，正表明了他对无产阶级正气充满了恐惧的虚弱心理。其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认为有“政治资本”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总是恬不知耻地以党的化身自居，动不动就以势压人，不准别人提意见，其目的是为了捂盖子，阻挠广大群众来打扫他们那个反动的“土围子”。这种情况，过去多次发生。因此，我们在同新资产阶级分子长期作战的过程中，都应特别注意阶级敌人这类反革命策略。
    这个区委书记是亲身经历过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可是在“三反”“五反”03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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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十年后，仍然重蹈覆辙，彻底堕落。这种情况深刻地说明：只要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新资产阶级分子是会一批一批地“破土面出”的。从“三反”“五反”到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从城乡“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都是无产阶级为铲除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所进行的伟大斗争。而资产阶级则是相反，力求保住这块土壤并妄图继续扩大这块土壤。在这块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有的在党外，有的在党内，有的在工厂，有的在农村，有的是入党多年的老千部，有的是刚刚掌权不久的年轻干部。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者和崇拜者。因此，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对目前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并且要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但是，贪图享乐的人，当官做老爷的人，总是说资产阶级法权这种东西是个好东西，扩大唯恐不及，哪肯加以限制。这种人到一定的时候，就必然同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尖锐的冲突。这个区委书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当他身上严重发生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时候，党耐心地教育了他，严重地告誡了他。如果他能猛省回头，改邪归正，本来还是可以继续为革命做些工作的。然面他不仅不肯迷途知返，反而欺上压下，阻挠千部向上级反映真实情沉，睃使一些人对上级要“顶住”，并且组成所谓“调查组”，写假报告，欺骗党。这就说明，在欣赏、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邪路上执迷不悟，最后必然会堕落成为不可救药分子。毛主席说：“一奶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甚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这个区委书记的堕落，发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在这个区委书记被清除出党不久，全国城乡逐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
    是
    时，毛主席曾明确指出：“运动的童点是整党内那些尧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多年来
    两
    的事实证明：对广大干部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使之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
    这
    修正主义，提高从路线上辨别是非的能力，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
    是
    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不仅要与这类新资产阶级分子作
    明
    坚决的斗争，而且要从那些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身上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同
    治
    时，还应当严格要求自已，带头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带头抵
    人
    制不正之风，带头坚持继续草命。
    情
    我们在《回顾“三反”“五反”运动》中提到了刘青山、张子善，在《读旧报有感》中提到
    煮阶
    了路星元、曹××，这一回提到了这个区委书记。这些都是旧事重提，其目的是和读者一起重温历史的经验教训，共同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懂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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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带鐐行》
    东风线厂沈逸珍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一刘伯坚《带镣行》
    这不是一首普通的诗。它不产生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而是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写成。刘伯坚同志在监狱中写成《带镣行》后的一个是期，就在敌人的刑场上壮烈牺牲了。那是一九三五年三月的事，距今整整四十年了。今天，在烈士们鲜血的浇灌下，中国由荆棘丛生的旧世界变成了百花盛开的新人间。当我们踏着烈士们的血迹前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道上的时候，总是深深地怀念着那些为解放这块土地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我也就是从这样一种心情出发，重读了《带镣行》。
    读着《带镣行》，我仿佛看到，烈士们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昂首挺胸，走向黑牢，走向法庭，走向刑场。他们慷概高唱的《国际歌》，昂然高呼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好象仍在耳边回响。
    镣铐，这是黑暗旧世界的象征。整个旧中国，就是由无数镣铐组成的人间地狱。革命先烈们为了砸碎旧世界加在千千万万人手脚上的镣铐，宁愿让自已的双手和双脚锁上铁的镣铐。“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这样一种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人类解放献身的革命精神，使他们不惜忍受一切难堪的苦痛。在先烈们看来，即使是“五副铁镣响嘲階，匍匐膝行上下床，狱门咫尺隔万里，守者持枪长相望”，也不可怕。至于死，只要是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想到千千万万人身上的锁链没有砸碎，就视死如归，所以，他们“带缭长街行”，总是感到“我心无愧怍”，“我心自安详”。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手脚上的镣傍，不是刑场上的屠刀，而是人间的地狱必定在镣声中动摇，百花吐艳的新中国必定在镣声中诞生。这正如李玉和在“刑场斗争”中所高唱的：“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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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先烈们在乌云密布的日子里“带镣长街行”，想到的却是革命胜利后的朝霞满天。这是一种多么感人的“带镣行”啊！正是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的“带镣行”，换取了广大劳动人民从剥削阶级锁链下的解放。
    今天，作为黑暗旧世界象征的钢铁镣铐，早已被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碎了。但是，被推翻的旧社会、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还给我们留下了另一副无形的镣铐。这种无形的镣铐，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列宁也说过：`“残暴的、肮脏的和血腥的资本主义的这个遗毒，极厉害地室息、压抑、伤窖、折磨和摧残着我们。”旧社会的“痕迹”和“遗毒”，象无数章鱼的触角那样伸进了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的灵魂，就无异于使这些同志套上了一副无形的镣铐。由此而产生的，是与革命先烈们的“带镣行”相映照的另外一种“带镣行”。比如：有的人闹名誉地位，官迷心窍，能“官”不能“民”，升得降不得，好象不当“官”就要丧魂落魄，“官”做小了又总觉得是比别人矮了三分，成天不舒服；有的人以官论价，衣食住行样样要讲究符合身份，好象生活上不比群众特殊一点，他这个“商品”就卖价太低了，好象是党和人民欠了他的债一样：有的人当官做老爷惯了，放不下架子，处处显得高人一等，好象不玩弄特权，不耍够威风，就不能过日子一样。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法权铸造的精神镣铐。它虽然是无形的，却是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可以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形的铁镣铐锁不住革命烈士的崇高信念，无形的软镣铐却锁住了那些致孜谋私利者的灵魂。前若多么伟大，后者多么渺小，前者多么高尚，后者又是多么卑鄙啊！先烈们的“带镣行”，虽然是在走向刑场，而实际上是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带着精神镲铐蹒
    的
    跚而行的人，却是走向“安乐窝”，在个人主义的小圈子里“瞒跚复蹒跚”。这是两种多么不同的“带僚行”啊！
    毛主席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
    好
    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就是要在“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基础上革命不停步，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完
    命
    成先烈们还没有做完的革命工作。先烈们对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之所以充满信心，就是
    快
    因为坚信革命“自有后来人”。刘伯坚同志在他的遗嘱里，就表达了这种殷切的期望：“望你
    景的
    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要继续我的光荣事业”。这样语重心长的话，我们一切革命的人们都不应当忘记。经过战争年代锻炼的老一辈的同忘不能忘
    人民
    记，年轻一代的革命“后来人”也不能忘记。可是，今天的“带镣行”者，由于被资产阶级法
    所
    权这具精神镣铐锁住了继续革命的脚步，不仅没有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相反地，他们
    是手
    是站在先烈们的血迹上贪图享受，在烈士们鲜血浇灌的土地上经营个人的安乐窝。这种
    中国
    人实际上早就背离了先烈们开辟的革命航向，成为资产阶级锁链下的俘虏。如果继续沿
    失链，
    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最后一定成为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耻叛徒。那些蜕化变质分子、新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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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产阶级分子不就是这样一种人吗？
    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就是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英命工作做到鹿”。如果说，革命先烈们砸碎了有形的钢铁镣铐，那么砸碎剥削阶级留下的无形的精神镣铐的任务，主要就落在我们的肩上了。这个任务比起前一个任务来，更艰巨、更复杂。这个任务不解决，地主资产阶级随时都有可能复辟；一旦他们的复辟得逞，我们芳动人民就要重新带上有形的钢铁镣铐。危险的是，有的人非但不懂得无形的精神镣铐是极危险的敌人，反而把这种精神锁链当项链，你说锁链其重无比，可他偏说可爱无比。你说追求资产阶级物质享受是可鄙的，可他偏认为这是人间一大乐事。究竟带“项链”是可乐还是可悲？请同志们看一看法国资产阶级作家莫泊桑小说中的一个故事。虚荣心十足的没落贵族妇人骆塞尔，为了在宴会上出-一下风头，和那些衣着华丽的夫人、小姐们媲美，特意从女友那里借来了一条“珍贵”的项链。当她带着项链在宴会上出现的时候，引起了全场的赞叹和捧场。于是，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幸的是，这条项链竟在回家的途中失窃了。为了赔偿这条项链，她负了沉重的债务，经过十年的苦工才得以偿还。你看，宴会上一刹那间风头十足的项链不是变成了带了十年的锁链了吗？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这么一种人，很喜欢戴着“项链”出风头，招摇过市，洋洋自得。其实，这种人错把锁链当项链，实在可鄙而又可怜。
    在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的今天，资产阶级要公开地、赤裸裸地拿出叮珰作响的铁镣铐来锁住人们的手脚，这已经不那么可能了。但是，他们却可以拿出名为项链实为锁链的无形镣铐来诱你上圈套。林彪一伙所鼓吹的资产阶级物质引诱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什么“诱：以官，禄，德”不就是一副“项链”般的锁链吗？徜若你不去抵制那些东西，反而伸长着脖子使劲往头上套，那可就上当了。如果听之任之，任其发展，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全国人民就要重新戴上铁的镣铐。
    无论是剥削阶级的有形的铁镣铐，还是无形的项链般的锁链，统统都属于必须打碎之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资产阶级法权俦造的无形的精神锁链，只有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打碎。在现在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加以限制，要逐步创造条件最终消灭它。对于我们每介共产党员来说，如果是襟怀坦白、立党为公、不谋私利的话，那么，资产阶级的什么样的锁链也套不住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砸碎。
    读着《带镣行》，启示着我们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激励着我们高瞻远瞩地走向未来。我们正经历着在地球上最后消灭阶级的一场大革命，“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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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拒绳做“小事”
    上海第二机床厂司徒伟智
    从三月十四日的《解放军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报道：在南京部队某部十五连，外出乘车乘船时主动为老弱妇孺让座位，已经蔚为风气。最近这个连的指战员专门开了个座谈会，讨论“让座”问题，决心把这桩事坚持下去，做好它。
    这个座谈会开得好。让座位，这是件小事。在车上船上站上个几小时乃至儿十小时，比起过去爬雪山过草地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的战士却从小事情里看到了大方向。毛主席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让座位，实质上就是把方便“让”给人民，就是爱护人民、保护人民。它符合毛主席所规定的人民军队的宗旨。
    常常有这样的人，鄙薄小事以为不足道，片面地认为只要“关键时刻见行动”就行了。我们强调要重视抓大事，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日常的行为。凡是有利于人民的，虽是小事，也应当去做。我们的战士自觉为人民“让座位”，这跟阶级斗争中轰轰烈烈的场面比起来，事情确有大小之分，但性质都是一样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种每日每时要碰到的小事，做好了也是不容易的，凭什么小看了它？
    平时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关键时刻见行动”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人们世界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关键时刻的英勇行为，看来是偶然的，其实正是他们在平时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结果。雷锋是这样做的，今天的
    十五连战士也正在这样做。这样地一丝不苟地严格要求自己，在危险时刻就可以是王杰，在战场上就可以是黄继光，在敌人的铡刀面前就可以是刘胡兰！如果有谁平时在乘车让座之类的小事上斤斤计较，怎么能设想他在一旦革命需要时肯献出自己的生命？
    小事与大事是对立的统一。座谈会上，成士赵良勤讲到了两桩饶有趣味的事实：一桩是解放前的一年，国民党军队窜进村子烧杀抢掠，“一个国民党兵钻进我们家里，从床上抢被子、拖席子，临走时还抢走两只鸡，母亲看着他们，连一句话也没敢说。”另一桩是当上了解放军的赵良勤最近外出乘车，有一位老大娘来迟了找不着座位，服务员就对她说：“坐到解放军同志那儿去吧。”对比了这两桩事实，赵良勤同志指出：“群众找我们让座，是对我军的信任。”短短一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民军队的本质。
    愿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都来向十五连看齐，要为人民利益抓好大事，又要为人民利益做好小事。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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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平方米鞋狮”
    上海市第五建筑工程金寻周连喜五○三工程队党支部书记
    编者按：本文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指标挂帅，在建筑系统叫做“平方米挂帅”，在别的部门又叫做产值挂帅或吨位挂帅。这种错误的倾向有哪些危害？思想根子在哪里？对此不应当就事论事，而是应当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来认真考虑。
    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可是，话虽然这么说，做起来却也并不那么简单。一九七
    三年，我们工程队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那一年，我们承担国家的几个重点工程，结构复杂，装饰考究，做起来很吃力，面积不很大，却都是一些“硬骨头”。到了第四季度，比比主要考核指标一竣工平方米面积，我们落在好些兄弟队的后面。这时就听得一些人议论我们说：“五○三队讲起来是全市学大庆的发起单位之一，指标掼起来一点不响。”大家心里急了，一门心思就想把平方米搞上去。当时，应该立即施工的是一个印染厂的扩建工程，它是纺织工业自力更生发展新产品需要的一个重点项目，但是施工条件比较困难，年底之前不可能竣工。眼看着靠这个项目是完不成年度指标了，就把它搁了起来，去抢一个结构简单、施工期短的一般项目。结果，那一年完成竣工平方米的指标是上去了，国家急需要的重点基建项目却拖延了时间。事后，工人们对这件事很有意见，批评我们：颠倒了主次，影响了全局；抓了平方，偏了方向。对于这种片面追求平方米的坏处，我们有些同志开头也认识不足，总认为房子造起来都是国家的，这样造，那样造，横竖一个样，牵涉不到方向、路线问题。有个抓生产的同志开头思想还很不通。他说：“为了抢平方，辛辛苦苦日夜忙，还说我路线不正偏方向，以
    用
    后还是退到后头不要响。”到底应该怎样对待抓平方米这件事呢？大家作了分析。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各个企业要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要对生产进行考核，就不能不运用产值、产量、成本、利润这一些指标。平方米是衡量我们建筑单位完成国家计划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应当重视。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又是统一的计划经济，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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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企业的生产都是同全局紧密联系着的，不能容许脱离全局的各自为政的现象存在。搞基本建设，盖房子，虽然都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但是先搞哪一项，后搞哪一项，就要服从全局的需要。国家急需要的工程，即使平方米少，指标低，做起来费劲，也要全力把它搞好。要是片面追求竣工面积，只拣平方米容易抓上去的干，国家急需的不能很快上去，势必影响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一九七三年第四季度我们放掉的那个重点项目，早投产一天，就可以多生产一万米的确凉，比之一般项目重要得多。第二年我们虽然抓紧时间，缩短施工周期把它完成了，但是毕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因此，抓生产固然要抓指标，但如果是离开无产阶级政治，片面追求指标，让“平方米”挂了帅，那就会把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摘歪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竣工平方米指标完不成，就不择手段地抢，不顾协作风格，不顾工程质量；竣工平方米指标超额完成了，又会打埋伏，留一手，不想再继续前进。特别是当领导上有较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只看报表数字面不看生产实际的时候，这种思想尤其容易泛滥起来。毛主席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推。”搞平方米挂帅的人，往往离开这条标准。只求本单位完成的生产指标高，看起来仿佛也是为公，实际上搞的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在生产领域里的反映。它对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着很大的腐蚀作用。工入同志说得好：“指标，指标，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目标。”“平方米挂帅”，是修正主义流毒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如果听任其发展，企业就有变质的危险。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惕的。
    我们批判“平方米挂帅”，当然不是不要平方米。我们要为国家建设多完成平方米，要的是全局一盘棋的平方米，是多快好省的平方米。有的同志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一批“平方米挂帅”，抓生产就缩手缩脚。其实，干社会主义就是要大于快上，多作贡献，决不能怕跌跟斗，关键在于是否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去年，我们为外贸系统建造一座仓库。工程结尾的时候，工人看到新建仓库和围墙之间有一大块空地可以利用，要是再搭一个披屋，所费材料、人工不多，可以增加仓库面积一千平方米。这个平方米要不要争？我们觉得应该争，即使不算指标也要争，因为它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经过上级的批准，我们完成了这个原计划外的任务。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多完成平方米，当然不能图省事。这儿年我们一直坚持访问用户，根据用户意见改进施工方法，宁愿多花工时，也要保证每
    一个平方米都是高质量。还有，基本建设任务增加以后，劳动力不足是个困难，最方便的办法是要建设单位多招民工。我们觉得，这祥做会造成农村劳动力外流，助长“重工轻农”
    起
    的思想，不利于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建设方针。因此，我们坚持以大搞技术革新和开展
    同
    一专多能”活动的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坚决抵制违反国家规定私招民工的歪风。目前，
    以
    我们全队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工人除专一门技术以外，还会干四个以上的工种。依靠全队
    席
    职工的努力，我们完成的施工量逐年在提高。去年，竣工平方米面积比前年增长了百分之
    清
    +九，全队每年劳动生产率达一万零八百七十五元，平均每人每年竣工面积一百零六平方
    完
    米，达到了全局系统的先进水平。
    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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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社会主义原则侧办好社队企业
    一上海县新泾公社加强对社队企业管理的调查
    上海县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上海县新泾公社的社队企业，从文化大革命前
    一个仅有十余人的农机修配站，发展到拥有农机厂、喷漆厂、饲料加工厂等五个社办企业以及四十三项队办企业，分布在全公社的十一个大队之中。社队企业总人数达到一千三百余人。一九七四年社队企业总产值达到四百四十六万五千元，相当于全公社同年总收入（一千三百八十六万元）的近三分之一，成为巩固和壮大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重要途径。
    、把好方向关
    社队企业沿着什么方向前进，这是个首要问题。前几年，在刘少奇一伙“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新泾公社的社队企业曾走过一段弯路。有些企业片面追求利润，以“赚头”大小来安排生产，错误地认为：“为农业修修补补无劲头，为大工业加工才有奔头。”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不少社队企业不是面向农村，而是面向城市。例如，一九七○年，公社农机厂的六十多名职工，绝大部分干的是“外加工”，真正搞农机修理的只有二三人。农机厂的“铁牛”不耕田，外出跑码头，搞短途运输；钳工师傅也丢下鄉头柄，跟着“铁牛”当装卸工去了。这种错误倾向，极大地妨碍了农业生产。有一年夏天，木千桥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正在田头紧张抗旱，不料一只水泵轴坏了。生产队长扛起水泵直奔农机厂，要求快快抢修。可一拖数日还音讯全无。贫下中农跑进厂门一看，那只坏水泵仍丢在一旁，根本无人过问，而车床上正干着为大工业加工的部件。这时，贫下中农实在憋不住了，使劲地拍着厂门口那块“农机厂”的木牌，气愤地说：“你们不为农业第一线服务，还挂啥‘农机厂’牌子，干脆敲脱改为工机厂’算了？”
    农机厂发生的这次小小风波，深刻揭示了社队企业一度存在的那种“光想钱、不抓线，头脑糊涂方向偏”的错误倾向，并把如何把好社队企业方向关的问题提到了公社党委的议事目程上。党委发动社队企业的干部与群众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狠批刘少奇、林彪的
    。4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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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主义路线，启发大家逐步明确对社队企业进行“纳轨定向”的重要意义。`在企业人员普遍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公社党委采取并落实了儿条具体措施：（一）加强党委对社队企业的领导，定期检查企业方向，发现苗子及时抓；（二）在优先发展支农产品的同时，由公社主管部门严格控制与合理调整社队企业为国营工厂加工零部件的任务，做到统筹兼顾。一九
    七四年社办厂总产值一百六十六万余元，其中为农服务的八十九万元，占百分之五十四：(三)社队企业积累的资金，坚持支援农业，近几年用于建造排涝泵站、修拖拉机桥等农业投资，就有六十多万元；（四）经常对社队企业人员进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教育，采取“厂队挂钩”的办法，组织企业人员到生产队蹲点，直接参加农村基层的三大革命运动。
    二、把好工资福利关
    新泾公社社队企业的工资福利，过去由各单位自己掌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搞得矛盾重重，问题成堆。某些企业负责人在刘少奇、林彪一伙“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黑货毒害下，一度错误地认为“钞票多给点，劲道总归要粗点”，在福利待遇问题上采取了“三高”政策一高工分，高福利，高补贴。例如，公社修建队过去实行的是工分制，每人每年除了领取公社同等务农劳力的平均工分外，还有四十五元奖金，到市区工作每天还外加三角钱的伙食补贴。一九七二年该队职工年平均收入为七百二十元八角，而当年普通社员的平均收入只有五百余元。对于这种状况，不仅一殷社员有意见，甚至连每月拿四十元固定工资的修建队个别负责人也想不通，要求将自已的工资改为工分制，理由是修建队的铺助工收入也比他高出三分之一。又如，公社农机一在成立阶段，由于没有统一规定，当时该企业负责人就擅自决定：职工医药费实报实销，病假工资拿百分之百，中班费每人每天四
    的
    角。这种“土政策”非但大大超过了一般社员，而且超过了国营厂。
    ,以
    这种偏高的福利待遇象腐蚀剂一样，产生了一股极大的消极作用。不仅使一些社员
    5”
    产生了重工轻农思想，不安心农业生产，一门心思想挤进社队企业“吃口手艺饭”，甚至已
    年，
    经吃上“手艺饭”的职工也不满足于既得利益，有了纱手套还要买尼龙的，有的提出工作衣
    人。
    应发“的确凉”，也有些为了重温过去“-包香烟，二两烧酒，三块现钞，四只荤菜”的舒适生
    ”当
    活，经常外出打散工，捞外快，走上了回头路。
    贫下
    事实证明，如果对社队企业的福利待遇不加以合理的调整、限制，那么社队企业本身
    快快
    就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消极因素。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一九七三年初，公社党委
    本无
    对社队企业的工资福利问题作了全面调查，决心进行合理调整。
    J地拍
    福利待遇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问题。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新泾公社党委采取
    广牌
    积极慎重的态度，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根据既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也要与贫下中农距离不太远的原则，制定了包括工分（工资）、奖金、补贴、医疗、防护用品等在内的一系列具
    抓线，
    体规定，对社队企业的福利待遇进行了合理调整。明确规定：社队企业职工的劳动报翻应
    委的议
    同农业生产中的同等劳动力大体相同，技术工可略高些。社队企业职工看病和农村一样
    休彪的
    实行合作医疗。外出伙食补贴按公社范围内外每天酌情补贴劳防用品根据工种需要，适
    a4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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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掌握。
    对于这些措施，广大社员与社队企业的绝大多数干部职工是积极拥护的。但也有少数职工和干部，思想上有疙瘩，感到“吃亏”了。尤其是极少数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的人表示反感。有的甚至指责公社党委的这些规定太苛刻，是一种“错误的经济政策”，是“倒退”，也有的公开提出“奖金敲脱散工补”，擅自出外打散工，大捞外快；还有个别私心较重的企业于部，借口群众想不通，躺倒不干。
    为了克服贯彻过程中的这些阻力，公社党委在职工中开展回忆对比的阶级教育，发动群众大忆旧社会受三座大山压迫的苦头，大摆新社会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甜头，使大家逐步从思想上划清了正当的福利待遇与“物质刺激”之间的界限，明确粑好福利关的深远意义。通过深入教育，那部分原先感到吃了亏的人，一个个思想开了窍。他们纷纷表示：“我们身在农村，不能忘记过去的苦中苦，不能忘记身边的贫下中农，不能忘记还要大于社会主义，如果光图眼前多分一点，就永远也到不了共产主义！”
    三、把好劳力关
    在社队企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要不要切实把好劳力关？新泾公社对此也曾出现过分歧。起初，有的同志认为，新泾公社地少人多，劳力过剩，完全可以多抽一些，不必过多地加以限制。但党委的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摆出种种事实，说明新泾公社虽然地少人多，但农业生产并未到顶，还大有潜力可挖。因此，他们主张在发展社队工业的同时，必须把好劳力关，以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力，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经过这么一番争论，公社党季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明确规定：凡是基本上种蔬菜的大队，进社队企业的人员应控制在百分之十五以内，粮食面积较多的大队应控制在百分之十以内。
    劳力比例明确了，但在实践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的社队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擅自扩充企业人员队伍。如努力大队修建组，盲目四出承包任务，人手不够用，就轴调社员当临时工，使原来十六名泥水木匠一下子扩充到四十九人，严重影响了大田生产。还有
    一些干部利用职权，把自己的亲属塞进社队企业。如有个生产队输送到企业的十名职工中，有七名是于部子女，社员说这是“干部有权好办事”。
    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在控制企业劳力问题上的措施还不够完善。于是，公社党委又作出几项补充规定：凡社办企业人员的吸收，须经群众推荐，公社党委批准；队办企业人员的吸收，须经群众讨论，大队支部批推；干部及其家属进企业单位，经群众讨论同意后，一律由公社党委审批，防止特殊化。
    在作出这些具体规定的同时，公社党委还经常深入基层，及时掌握情况，注意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如：今年年初发现新泾大队九十多名企业人员中，有四十四名是干部或干部家属，占了将近一半，在社员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公社党委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在该大队支部范围内开展小整风，就如何确立“立党为公”的问题展开讨论，联系实际，开展批
    e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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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与自我批评，并在这基础上对企业人员作了适当的调整，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由于公社党委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从思想上、政策上把住了劳力关，几年来社队企业人员的数字，一直在计划范围内增长。到一九七四年止，社队企业总劳力增至一千五有零八人占公社劳力总数的11.2%，其中社办企业占3.3%，队办企业占7.9%。并且出现了许多新人新事。如：程桥大队在今年年初扩充企业人员时，群众一致推荐北顾西队队长的爱人进企业，但该队长坚决主张把名额留给更困难的人家。群众一致赞扬这位干部风格高，不愧是贫下中农的好榜样。
    四、深刻的变化
    “恩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由于新泾公社党委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牢牢地把住了社队企业的方向关、福利关和劳力关，使整个社队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社队企业的变化，首先反映在精神面貌上。社队企业的干部与群众逐步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各个社队企业都把支农放在第一位。广大企业职工坚持“亦工亦农”的道路。每当农村大忙季节，90%以上人员奔赴农业第一线，与贫下中农并肩战斗，夺取丰收。一九七四年，社队企业共支援农业生产二万五千个劳动日。社队企业还定期派出“农业学大寨”小分队到生产队蹲点，密切了社队企业与农业的关系。许多企业都发挥自己的特长，热心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如公社修建队，近年来一直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为贫下中农修建房屋上，并且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自备饭菜，坚决不吃社员的酒肉饭。
    9
    通过“三把关”，也使社队企业本身得到了显著的发展。社队企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
    以
    达到四百四十六万五千元，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八十二万元，利润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二
    十八万七千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城乡差别提供了相当的积累资金。尤其是农
    润，
    机)厂，不仅试制了大批的新型农业机械，而且产值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七四年的
    社
    总产值达八十一万元，相当于一九七一年的三倍半；剥润达二十三万元，湘当于一九七一
    有
    年的九倍半。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新泾公社已组成了一个农机修理网，实现了“小修不
    只工
    出生产队，中修不出大队，大修不出公社”。
    社队企业的发展还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四年，新泾公社取得了农副
    委又
    业生产“四增一降”的新成果：粮食常年亩产一千八百五十七斤，比一九七三年亩产增长一
    人员
    百三十一斤，总产量增加四十九万六千斤，蔬菜平均亩产一百三十一担，比一九七三年亩产增加十担，产值增加二十二万元；生猪饲养量三万六千七百十八头，比一九七三年增射
    四千六百六十七头，平均每亩二点五四头，上市肉猪一万五千六百六十九头，平均每头重
    些政
    一百九十四斤；农副业总收入九百三十八万八千元，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七十五万八于九百
    或千
    元，净收入增加六十四万元；农业成本占总收入的26%，比一九七三年下降1.3%。广大
    在该
    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路线教育抓得牢，干部群众劲头高，工农业生产大发展，社员心里乐
    F展批
    陶陶。”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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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缩小三大差而战斗的人门
    一上海市国营衣场调查散记
    袁夏良赵锦绣侯汝蔚
    最近，我们到上海所属的十七个国营农场走了一圈。这些农场有的座落在皖南山区一黄山，有的座落在东海之滨一崇明岛、南汇县、奉贤县。在那里，条件虽然艰苦，但知识青年在改天换地的斗争中茁壮成长；虽然不是大城市，却到处可听到工厂里马达的轰鸣；虽然没有宏伟的教学大楼，但却有知识青年自己创办的“草棚大学”
    “靠这号人还愁办不好农场”
    上海所属的国营农场有二十三万职工，其中二十万人是市区下去的知识青年。他们是-一批愿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促进派的优秀青年。
    星火农场的杨献农同志，就是千千万万这样的知识青年中的一个。杨献农原来叫杨鸿君，是复兴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生。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菁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小杨为了表达自己立志献身社会主义农业的心愿，毅然改名“献农”，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星火农场。几年来，随着农场的发展和工业战线的需要，同小杨一起来的战友，先后都输送到工交战线去了。这时，在小杨的周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怪论：“小杨，你为什么要改名，干吗不为自己留点余地呢？”“怎么，你还没有上调啊？”这使小杨在思想上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她通过批林批孔运动认识到：鄙视农村，轻视农业，这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孔孟之道的流毒，是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我们今天就是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扎根农村，做一个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思想觉悟提高了，步子就踏得更坚定了。当有人问她：“小杨，你真的不走了？”小杨斩钉截铁地说：“走！我要走在建设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的大道上，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献身于农业。杨献农献定了！”
    大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今天，象小杨这样的知识青年，在每个农场里一批又一批地涌现，他们为战斗在这个岗位上而感到自豪。前进农场十连党支部书记沈伯康同志，自从一九六八年来到农场后，全副心思都放在办好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上，坚持乡村，一心务依。有一次，他家里展开了一场辩论。父亲说：“我们家里也有三大差别，大儿子
    a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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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场，工资低，待遇差；二儿子在城市，待遇高，条件好。”母亲接上口说：“兄弟俩同样是党员干部，农村要比城市吃苦得多。”但是，小沈认为：苦和乐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农村是比城市艰苦，但没有这种艰苦的斗争，辛勤的劳动，城乡之间的差别如何逐步缩小呢？于是，他理直气壮地对父母说：“崇明岛上的农场总要有人去建设，如果你怕艰苦，他嫌钱少，那末，再好的地方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创造财富。”
    这些无比热爱国营农场事业的知识青年，不仅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地建设社会主义国营农场，而且不惜为此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去年八月十九日晚上，特大的海潮仗着第
    十三号强台风，借着暴雨，一个劲儿地往长江里涌。地处长江口的崇明岛四周，水位剧增，江水猛烈地冲击着大堤，岛上七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一阵暸亮的集合号声划破夜空，顿时，数不清的抢险队伍直向大是奔去。前进农场一万多名知识青年，在农场党委的统一指挥下，火速跑向十八里长的大堤，与强台风和大海潮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深夜十一点，潮水越涨越高，奔腾咆哮。这时，前进农场北大堤的中段、东段和西段一些险区，六米多厚的大堤，一下子被巨浪掀掉了近一半，随时有决堤的可能。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千部、群众，纷纷跳入水中，背朝大江，沿着堤坡，手挽手，筑起了一道人墙，在最危险的地方，筑起了三道人墙。许多人高声朗读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五。七连队的青年们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搏斗，风停雨住，潮也退了，海岛和农场安然无恙。目睹这一感人肺腑场面的人都说：我们看到了一次真正的“战洪图”。
    “革命加拚命，拚命干革命”
    杨
    到过上海郊区国营农场的同志，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那里的青年，有着一种极大的社
    的
    兴
    会主义积极性。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不是靠“物质刺激”等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
    反，
    刺激出来的，而是靠政治挂帅，提高了青年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后才焕发出来的。
    1什
    办好农场，究竞是依靠物质刺激还是依靠政治挂帅？长江农场二十二连的事实就很
    历
    能说明这个问题。四年以前，这个连队由于不抓路线，不抓阶级斗争，结果，大田里“不见
    留
    庄稼只见草，野草要比棉花高，土地荒芜虫害多，秋后没有儿颗稻”。但当时的连队领导却
    刃底
    认为：上不去的原因在于这里的青年难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于是，就用各种各样的“小
    了。
    办法”来对付职工，搞什么“包工到人”。可是事与愿违，这些“小办法”并不灵验，一九七一
    义国
    年的粮食商产只有二百来斤，棉花亩产不满三十斤。后来，职工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首先针对领导班子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进行了分析。有一张大宇报这祥指出：我们二十
    制资
    二连上不去，根子在路线，不是在青年，马克思主义在国营农场问题上并没有失灵。果然，
    一批
    当路线一端正，情况就大变样。三年多来，全连职工普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
    伯康
    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
    持乡
    发挥出来了，一九七四年全连粮食亩产达到九百十四斤，皮棉亩产达到一百三十一点五斤。
    儿子
    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国营农场里“打翻身仗，种争气田”的革命口号响彻
    。4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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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霄。不久前，我们来到前进农场，场党委书记老李同志和我们谈起发生在第四连队的
    一件事。一九七三年“三抢”季节，四连的战士们已夜以继日地奋战了三天三夜。八月十
    一日晚上，还剩下六十四亩后季稻没有移栽。为了不误农时，四连的战士决定再次挑灯夜战。场党委的几个领导同志闻讯赶去，望着同志们熬红的双眼，下命令叫大家回去休息，余下的任务由场部组织的“三抢突击队”明天保证完成。说服工作一直做到晚上九点多钟，四连的同志们终于离开了田头。谁知，翌晨四点钟，当场部“三抢突击队”赶到田头时灰蒙蒙的田野里又早已人声鼎沸。“这是哪来的突击队呀？”走近一看，还是四连的人。原来，他们被场党委领导同志赶回宿舍后，人在屋里，心却仍然挂念着六十四亩后季稻。半夜一点钟左右，又都一骨碌地从床上爬起，奔到田头干了起来。他们就是凭着这么一股革命加拚命、拚命干革命的劲头，夺得了粮食亩产一千四百二十三斤的成绩。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工人自己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圆难、更蓖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草的开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营农场里，这种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是举不胜举的要问这种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农场青年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国营农场的主人。”
    “泥油不分家，务农又做工”
    在今天，当你一踏入上海郊区国营农场境内，眼前就会展现这样一幅图景。绿色的海洋之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工厂，把农场点缀得格外美丽。
    近几年来，国营农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亦农亦工的道路，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统一计划，兴建了一大批工厂，诸如：农药厂、化肥厂、农机)厂、水泵厂、奶粉厂、纺织厂、矿物质饲料厂、拖拉机油泵修配厂·。从事工业的人数约占农场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农场办工业，走亦农亦工的道路，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因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这是促使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的一个有力措施。
    这些农场办的工厂同城市工厂完全不一样，它既搞工业又搞农业，工农不分家，而且工厂中职工的物质待遇同农业连队的职工基本相同。
    但是，走毛主席指示的五。七道路决不是风平浪静的。农场工业办起来后，有的曾强调“支农要误工，利润要落空”，因而大忙季节不愿意抽出劳力去插秧；有的甚至建议要搞
    一个“经济菜园”（即成立一个专门种蔬菜的连队），专门为工厂提供蔬菜。但是，农场广大职工坚决批判了这种“利润挂珈”和所谓“工业要有工业的样子”的思想。现在绝大多数的农场工业，正在朝着工农结合的方向努力。他们采取了不少限制扩大差别的措施：工厂里的职工，除了必要的劳防用品外，其它待遇和搞农业的职工基本相同。长江农场的场办工厂，对于新进厂的职工，每年至少要安排三个月的农业劳动。新海农场的许多队办工厂，和搞农业的职工同一个时间上下班，这叫“一只钟指挥生产”。这样，就不致于使搞工业的人产生“我们和搞农业的不一样”的思想。
    正因为这样，这些工厂里的职工，参加农业劳动都很自觉。去年“三抢”时节，新海农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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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刀剪厂的职工到三十九连去插秧。有一天晚上，场部第一次放映一部新影片，这天他们在六点钟左右已完成了任务，按理说，看场电影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想到的是：我们明天还要到十三连去插秧，如果晚上能够把秧拔好，明天就可以加快进度。于是，许多同志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就转到十三连去拔秧。食堂里的饭热了变凉，凉了又热，他们一直干到半夜十一点多才吃饭。看，这就叫做“农闲一身油，农忙一身泥”。
    工农结合还表现在务农的也会做工这一点上。国营农场中的农业职工大搞农机具的改革，已经开始蔚为风气。有一次，我们来到前进农场第四连，看到一台“怪”机器：两张床架子，当中两根轴，旁边一只马达。“嘿，这是什么机器呀？”我们好奇地问。原来，这就是在连队党支部书记饯福民同志带领下，他们自己制造的“塑料薄膜洗刷机”。过去两个人洗一条二十二米长、二点四米宽的塑料薄膜需要两个小时，现在四个人使用这台机器，每条只要洗五分钟，提高效率十多倍。现在，这台机器已在全场推广。在同一年里，连队的广大职工还和小工厂的同志一起，试制成功了“棉花中耕机”和“小型收割机”等农业机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国营农场正在“使工业和农业接近并且统一起来”，在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为了适应农场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国营农场开始创办业余大学。其中有学理论的，有学文学的，还有学农作物栽培、农机制造等等专业的。虽说农场业余大学创办只有半年多时间，但却已开出了不少鲜艳夺目的花朵。
    新海农场业余大学农作物栽培班就是其中的一朵。去年十一月份，场里有三千多亩后
    数
    季稻“不沉头”。为了弄清原因，农作物栽培班的学员们就分头到五个连队进行调查研究。
    把
    他们发现，这除了由于培育秧苗和水浆管理过程中有问题外，主要是品种搭配不当，关门品种生长期太长，因而还来不及扬花就已经遇到冷空气袭击。于是，他们从新海农场的气温、土质条件出发，对粮食三熟制的品种搭配、育秧和水浆管理，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
    且
    经验。现在这批学员已经毕业了，他们回到连队后，有的担任了科研班班长，有的担任了
    强
    生产连长，也有的担任了水浆管理员和植保员，正在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去。
    其实，在掌握农业科技知识方面，业余大学只是为农垦战士提供了一个学习场所，更
    搞
    可喜的是绝大多数的连队都有了科研班组或科研排，他们不仅种田，而且搞科研，并取得
    大
    的
    了优异的成绩。新海农场二连科研班，一块八亩面积的试验田，创造了亩产二百五十多斤
    里
    的纪录；五四农场七连的科研排，一九七四年长绒棉的产量达到了八十五斤（一斤折二
    N工
    斤)；长江农场四十九连科研排，一九七四年研究试种了一个叫“四营早”的品种，一季单产
    厂，
    就达一千二百斤红星农场七连的科研组，试制成功了“简易超低量喷雾器”，重量比背负
    业的
    式喷雾器减轻十倍，工效提高三十倍。如今，在农场里，农业科技花朵越开越多。不少知识青年还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写了.一批有一定价值的论文。如《中晚熟水稻栽培技术》、
    年农
    《水稻罕见病研究》、《农场绿肥裁肥研究》、《滨海盐碱垦区建设的探讨》，等等。
    。49。

==========第51页==========
    这一切，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界限，在国营农场知识青年身上正在逐步消灭。
    “我们一把汗，他们一身汗”
    农垦战士常常自豪地说：“我们农场的干部真有点老八路的作风。”什么是老八路的作风呢？这就是艰苦朴素、上下平等、官兵一致。他们工资与职工一般，劳动和职工一样，宿舍同职工一间，吃饭在一个食堂。早晨，别人还没醒，他们已经赤了脚在“望田头”；晚上，政治夜校或业余大学散了课，大家休息了，他们还要筹划明天的工作。有谁落后了，他们就找上门去“随便聊聊”；你被子薄了，他们会抽一条自己的毯子给你盖上；有人病倒了，他们又出现在病床边倒茶喂汤。
    我们在前哨农场七连就听到这样的故事。有一年冬天开河时，党支部书记钱元凯家里接连来了几个电话，说是亲人患病，要他回去。许多职工劝他：“老钱，你回去吧，我们保证把这一仗打好。”可是他说：“工地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个人的因难好克服。”坚持同大家战斗在一起。可是，有一个职工家里来了电话，也是亲人患病，要他回家一次，这个职工不肯离开战斗岗位，老钱知道后却说：“回去看看，可以放心，工作也更安心嘛！”硬是叫他▣去。
    在国营农场里，有很大一批年轻的新干部。这些新干部来自群众，不忘群众，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时刻和群众保持广泛的、密切的联系。跃进农场二十四岁的党委副书记刁品炤同志，就是一个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干部。小刁的身体很不好，患有胃溃疡等疾病，但每次有艰巨任务的时候，总有他在场。今年三月初，农场要筑大是，人家劝小才不要参加了，他说什么也不肯。到了工地，他又抢挑重担，每一担泥都是挑得满满的。
    象小刁这样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新干部，在农场里是很多的。红星农场五七连队的党支部书记顾锦华，新海农场四十连的副指导员张贤云，都是这样的干部。难怪农场青年们说这些干部是：“为了办好社会主义国背农场，我们流一把汗，他们要流一身汗。”
    除了和群众同劳动外，很多农场干部在生活上也不搞特殊化。有一次，汽车载着我们向东风农场场部急驰，一排排白墙红瓦的楼房从车窗外闪过。“乖乖，连队的居民点这么漂亮，那场部的楼房一定更神气了吧！”我们暗暗地在想。但汽车却在几排简陋的平房前停了下来，东风农场场部到了。“咦，这样的房子，还是当年围垦时留下的呀！他们怎么不盖新房子呢？”我们感到十分诧异。原来，这个农场党委的同志时常这样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的于部，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因此，党委曾经作过这样的决定：在职工的宿舍和学校、医院等设施的新房子没有完全建成以前，就坚决不造办公楼和场部机关人员的宿舍。所以，农场里楼房渐渐多了，场部却依然是这样简朴。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营农场里，干部和群众之间共同的劳动，共同的生活，使他们结成了深厚的阶级友谊。他们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块儿流，为描绘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的壮丽前景而共同战斗！
    g509

==========第52页==========
    当你通过红绿火灯的时蕨
    个交通岗亭的工作日记
    陈雨石
    我们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普通的交通岗亭。它座落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南京路西藏路口。每天，通过这个岗亭的各种机动车有几万辆；而自行车的流量在高峰期间每小时就有上万辆号至于行人，光从第一百货商店每天进出的就有几十万，相当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当我们来到这个交通繁忙的柩纽点时，虽然马路上人多车挤，却秩序井然。究竞民警同志是怎样使工作具有这样的效率呢？请看下面的几则工作日记。
    绿黄灯，意思要它抓住空隙，迅速大转弯。
    ×月×日
    可是，平板车一过，小三卡却在路口戛然刹
    我们交通民警工作的意义，可以用一
    住了。这么一来，后面的车就象一条长龙，
    句话来概括，就是保证交通安全，为社会
    被堵死了。这下小唐心里可火了：让你走
    主义建设争分夺秒。别看我们手里的红绿
    不走，干脆给你吃红灯。于是一下子把西
    灯，一开一关只是那么几秒钟，可是和多快
    藏路上的车压了近两分钟。小三卡的司机
    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却有着密切联系哩！
    一看象是有意才难他，也哇哩哇啦地提了
    前
    要争分夺秒，又要保证安全，这确实是
    许多意见，说是根本没有见到什么通过的
    不
    一个矛盾。有时主观上想快，客观上却反
    信号，结果闹了个不欢而散。
    主
    而慢。今天，红绿灯利小三卡的矛盾就是
    这件事，晚上学习会时，大家议论开
    工
    一个例子。事情是这样的：西藏路上开着
    了。有的说：“让他过不过，怨谁？”有的不
    绿灯，车辆鱼贯向前。突然，一辆紧跟在大
    同意，说：“那为什么司机说没看到信号？”
    成
    型平板车后面的一吨头的小三卡，正闪着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后来，老刘同志说：“啊
    前
    大转弯的方向灯。为了不致于阻碍后面直
    呀，人家大平板车是大个子，绿黄灯一闪就
    行车辆的通行，开灯的小唐即刻闪了一下
    过去了，小三卡这样的矮子在大个子后面，
    。510

==========第53页==========
    刈月口L阳天状的肓元处嘮不，页竿有一主吧的、八吧的、
    解。因此，大家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掌握五吨和三十二吨的，另外还有轿车、无轨电开灯规律。
    车、公共汽车以及救护车等各种特种车辆。这些不同类型的车辆，起步有快有慢，刹车
    ×月×日
    有迟缓有灵活，身子有高矮、长短。只有清
    这几天，我们对马路上的“车情”作了
    楚地了解各种车的矛盾特殊性，才能采取
    比较深入的调查。
    不同的调灯方法。比如，大型平板车，吨位
    毛主席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是
    大，轮子多，惯性强，如果到路口给它吃红
    一条普遍真理。通过几天的调查，过去调
    灯，一百多个轮子同时刹住，磨损很大，耗
    灯中碰到的一些“迷”，都逐渐解开了。而且油也多。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就应当优先在实践中改进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
    发给“通行证”；有些车辆起步缓慢，红灯调
    如，过去南京路上的二十路无轨电车和西
    绿灯后，时间就不能太急促；三轮卡车一般
    藏路上的十八路无轨电车，同时从不同的
    说来刹车性能没有其它车辆好，那就要多
    方向开来，遇到这种情况，调灯时经常发生
    给它一点余地，早给停车信号，否则就容易
    这样奇怪的现象：如果先给十八路绿灯，给
    冲过停车线。这样，根据不同的“车情”，寻
    二十路红灯，十八路就慢悠悠地荡过去，而
    找开灯规律，逐步做到了准、隐、快。
    二十路由于被压了好一阵，总是意见很多
    ×月×日
    相反，先给二十路绿灯，双方就都很满意。这次走访了两个车队之后，才弄清了其中
    马路上的情况千变万化，工作中的矛
    的原因。原来，二十路无轨电车全程行车盾也是层出不穷。今天下午，小张开灯时，时间只有二十二分钟，而且儿乎都在闹市有二辆货车向路口开来，当时信号灯是绿区，因此得时时抓紧。而十八路无轨电车
    黄色，前面一辆很快直行开过去了，后面一
    全程行车时间就此较宽裕，而且有很长一
    辆却在路口猛然刹住了，险些和后面的车
    。52。

==========第54页==========
    辆相撞。一问，原来是外地开来的，由于绿
    红灯，干脆让大家都停一停，使一条路上车
    黄灯在他们那里只准大转弯，不淮直行，因
    子的尾巴迅速走完，把路口腾清，然后再调
    此就来了个急刹车。这件事又启发了我
    灯。这样，看起来有儿秒钟的停顿，车辆的
    们，要开好灯，不仅要了解“车情”，还必须
    流动似乎慢了，但从全局来看，由于避免了
    了獬“人情”。根据大家的经验总结，“人情”
    两条路上头尾相缠的情祝，反而使车辆通
    的区别大致有以下几种：本市驾驶员和外
    行得更快、更安全了。
    地驾驶员，男驾驶员和女驾驶员，老年驾驶
    ×月×日
    员和青年驾驶员，熟练驾驶员和实习驾驶员。他们开车的经验、速度、灵敏度等都不
    处理违章的交通车辆，这是我们交通
    一样。因此，开灯时不仅做到因“车”而异，
    民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在这个问
    还要争取做到因“人”而异。
    题上往往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管不了就不管”，看到违章现象眼开眼闭，不予过
    ×月×日
    问。这种态度，无非是想回避矛盾，图个清
    “实践出真知”。就是说，人们只有通
    静。但是，矛盾是容观存在的。越是想“不
    过实践，才能不断地认识矛盾，解决矛盾。
    管”，矛盾越是多。而且，当发生了事故，矛
    最近，大家在实践中又创造了一种四面红
    盾激化了，还会找到你头上来。因此，对违
    灯的调灯方法。这种调灯方法在高峰期间
    章采取“不管”的态度，不仅是对人民生命
    特别管用。因为高峰期间的车辆特别多，每
    安全不负责任的表现，从思想方法上来说，
    小时就有儿万辆。如果南京路上给了绿灯，
    也是唯心主义的。
    车子就接成一条“长龙”，经常几分钟还无
    另一种态度，管是管了，但方法不对
    法截断；而此时西藏路上的车子却成了堆。
    头。比如，前不久，南京路上乱停乱放的自
    如果立即调灯，把南京路上的车子硬是切
    行车多起来了，大家都认为要管一管。可
    断，西藏路上的车子则迫不及待地起步，头
    是有些同志心里一急，就来了个“病急乱投
    上几辆车，就会咬住南京路上车子的尾巴，
    医”，看到违章的自行车，就用卡车装，用链
    弄得不好，就可能造成事故。毛主席说过
    条锁。结果呢？只清静了儿天，又恢复了
    “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
    老样。
    来，又能够互相转化”。事情就是这样：大家
    究竟应当如何正确处理违章呢？结合
    都急着走，结果都不能很好地走，“快”反而
    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学习了《矛盾论》。
    向“慢”转化。我们也曾经采取索性让一条
    会上，老顾同志第一个发言。他说：“依
    马路上的车流个畅的办法，但事实证明，只
    我看，违章首先是个思想问题，因此主要要
    顾一条路上“快”，必然造成另一条路上的
    靠思想工作。为什么南京路上停放的自行
    “慢”，因此也不是个全美之计。采取四面
    车，卡车装不光，链条锁不尽呢？就是因为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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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吹笛要吹在眼
    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我们要运用
    子上，思想工作要做在点子上。违章里面
    辩证法思想，正确处理违章问题，就要懂得
    的矛盾千差万别，大有文章，千篇一律地采
    违章中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学会做深入
    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当然不解决问题。”
    细致的思想工作。
    他这一说，大家就谈开了。老蒋说：“我
    ×月×日
    举个例子：有个小青年看到红灯，到了停车线还不肯刹住，歪歪扭扭地并车，结果越过
    上次哲学讨论会以后，大家又议论了
    了停车线不算，还撞了旁边的一辆车。一了
    几次，看来引起违章的原因大致有三种情
    解，他倒不是存心跟民警过不去，主要是刚
    况：一是“无所谓”，二是“贪方便”，三是“有
    买的新车，崭新闪亮，怕多刹车会使钢圈发
    急事”。俗话说：“对症下药”。这几天，我
    黄。”
    们做的就是“下药”的工作。
    小李也笑着说：“你这一提，我也想起
    根据分析，对违章抱“无所谓”态度的，
    一件事。有一回，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主要是小青年居多。他们有那么一股虎劲，
    骑自行车违章，我大声招呼她过来，谁知这
    往往喜欢“露一手”。比如，有的青年下雨
    一喊把她吓住了，还没过来，先‘哇’地一声
    天撑伞骑车，还自以为技术高超；有的骑车
    哭了起来。一问，原来车是借的，由于技术
    双手脱把；有的在人多车挤的地方，骑“英
    不熟练违了章。”
    雄车”。对这样的人，我们着重用典型事例，
    老王说：“再拿南京路上乱停乱放自行
    给他们分析违章引起的严重后果，使他们
    车来说，也要作分析。”没等他往下说，专门
    看到“无所谓”思想的危害性。有许多违章
    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老陈接上去说：“这个我
    的同志，见我们态度诚恳，有事实，有分析，
    作过调查，光市百一店，周围一圈就要停上
    很乐意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八千多辆车。这些车一般只停二三分钟，有
    对于喜欢“贪方便”的同志，过去我们
    的人到里面转一转就出来，你硬叫他送到
    往往用给他一点“不方便”的办法来惩罚。
    寄放站去，又远又不方便，人家当然不肯。”
    比如，你要贪方便，把自行车随便放在人行道上吗，我们就把车扛走，让你回头找不
    经过这样一议论，问题基本清楚了。所
    到，发一阵急。这样不仅搞得群众和我们
    谓违章里面有“文章”，实际上就是《矛盾
    很对立，面且根本不解决问题。现在我们
    论》中讲的共性与个性的问题。违章，这是
    改变了做法。有一次，一位同志把车往路
    共性。但同样是违章，原因不一样，情节有
    上一放，就要进店里买东西。老蒋同志告诉
    差别，后果有轻重，态度有好坏，这就是个
    他人行道不能停车，他却不以为然地说：
    性了。毛主席说。“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
    “就那么二三分钟嘛！”老蒋同志就和蔼地
    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
    建议他，一同站在现场观察二三分钟。在
    。54。

==========第56页==========
    这二三分钟里，就有几百个行人走过。由
    厂，下商店，串里弄，跑学校，把工作做到了
    于横着一辆自行车，人又那么挤，不是车胎
    社会上。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上的泥擦到了行人的裤子上，就是车把钩
    比如，附近有一个工厂，大多数职工都
    住了行人的衣襟。那位“贪方便”的同志，
    是骑自行车上下班，而且有许多人是我们
    看到自己的“方便”却给别人带来这么多的
    这条线上的“常客”。老赵同志就六次下厂
    “不方便”时，浑身感到不舒服起来，最后主
    宣传交通安全，并且和厂里有关部门一起，
    动把车移开了。老蒋看他思想有了转变，
    把全厂的自行车编成了十个安全小组，还
    就把我们自编的《南京路上为什么不能停
    组织安全小组的同志，到路口进行实地调
    放自行车》的小册子发给他。这样一来，效
    查、分析违章和事故情况，以实际经验教
    果就很好。
    训，教育职工。这样，这个厂的职工都能比
    对于那些“有急事”的，倘若“他急你不
    较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了。
    急”，必然会造成反感；“以急对急”也往往
    又比如，离岗亭不远有爿家具店，送
    碰僵。老徐的经验是，应当做到合情合理，
    货、取货非常频繁，营业高峰时，门前经常
    既要急骑车人所急，又要坚持原则，弄清思
    停上三四十辆卡车、黄鱼车、自行车，严重
    想。有一次，有个人骑车穿红灯，我们当场
    影响了交通。过去，我们也曾多次提出意
    把他拦下。他说要去开重要会议，急于要
    见，但没有解决问题。这次深入商店，才了
    走。我们想做点教育工作，就趁势把他的
    解造成这种拥挤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
    车锁了。谁知他“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摸
    商店经营品种过多，二是进出货都在南京
    出另一把钥匙，开了锁推车就跑。老徐见他
    路。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和有关部门商
    有会议通知，又确实时间很紧，就要他开完
    量，在不影响商店布局的情况下，把一部分
    会再来。后来他果然如约赶到。老徐一面热
    商品，调剂到附近同类商店出售；而且和商
    情地表扬他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一面指出
    店一起搞了个进出货的边门。这样，才比
    他穿红灯的危险性。那位同志也检查了自
    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改正。
    凤阳路第二小学由于场地狭小，每天
    七点四十五分到八点左右，小学生们要穿
    ×月×日
    过南京路，到对过人民公园前做广播操。在
    们
    对待违章，应当和对待疾病一样，除
    这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要有一千六百人
    路
    了“对症下药”，还必须以“预防为主”。也
    次往返通过南京路。而且这时正是交通繁
    诉
    就是说，力求事先避免矛盾向坏的方面转
    忙的高峰期间。了解到这个情况，我们就
    说
    化，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而要做到这
    每天坚持抽人到那里护送小学生过马路。
    豸地
    一点，我们的工作范围，就不能仅仅局限在
    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有了保证。
    在
    岗亭里。因此，这几天，我们走出岗亭到工
    当然，以“预防为主”，从我们的工作量
    。55。

==========第57页==========
    来说，比过去要多得多了。但是，毛主席教
    也随时能看到许多戴着“红卫兵”、“红小兵”
    导我们，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我
    标记的中小学生，正持着土喇叭在宣传交
    们交通民警的每一项工作，都直接关系到
    通安全；甚至连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也
    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安全。以“预防为
    热心地管起“份外事”来了，他们主动协同
    主”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且体现
    骑车人把车放到临时停放站，原来他们都
    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精神。
    是六合、牛庄等里委的退休工人；如果再仔细一点，从商店顾客拿出的大包小包的商
    ×月×日
    品包装纸上，也能看到有关交通安全的宣
    什么事情，都要搞群众运动；什么事
    传内容…。看，为了保证交通安全，多快
    情，也只有搞群众运动，才能真正做好。这
    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有多少人和我们在
    是我们在以“预防为主”，向群众宣传交通
    一起共同战斗啊！不仅如此，去年以来，我
    安全过程中，感受最强烈的一点。
    们在南京路西藏路沿线一带的商店职工、
    过去，我们总认为，在马路上就得我
    红卫兵及退休工人的积极配合下，举办了
    “管”你听，把群众都看成被“管”的对象。事
    七百多次交通规则学习班，参加的人数达
    实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在我们社会
    六千多人，从而使南京路的交通面貌，发
    主义国家里，我们交通民警处处关心人民
    生了很大的变化。真是交通安金，人人有
    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这正是体现了社
    责，群众路线，力量无限。
    会主义制度下人和人的新型关系。但这只
    ×月×日
    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这种新型的关系，还反映在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维护和遵
    今天，凤阳路第二小学给我们送来一
    守交通规则，对交通民警工作的大力支持
    个镜框，镜框的右上端用红笔工工整整地
    上。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自己工作的责
    写着：“赠给：爱民模范，教育革命的热心人”。
    任心，还应当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做好
    看到这十儿个字，我们每一个同志的心情
    交通安全工作。事实也正是这样，经过我
    都很不平静。这与其说是反映了人民群众
    们向群众宣传，矛盾很快就起了变化。比对我们的鼓励，不如说是人民群众对我们如，有人刚要把自行车放在店门口，食品一
    提出的希望。回想过去，我们只是做了一点
    店民兵小分队的同志，就立即上前婉言劝
    我们应做的工作，而且距离毛主席的教导，
    阻；市百十店为了帮助宣传交通安全，主动
    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因
    编印了一份《骑自行车须知》，买自行车的
    此，大家都决心把镜框上的这句话，作为我
    顾客都能人手一册；南京路上清道班的同
    们今后努力的方向。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志，也是清洁工作做到那里，交通安全的宣
    在我们的战斗岗位上，真正做一个“爱民模
    传工作做到那里；在车站和马路两旁，你
    范”，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56

==========第58页==========
    驱专
    石
    歌
    第四章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
    鲁迅一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就怀着满腔革命激情，投入了反封建的斗争。
    由于许寿裳的推荐，鲁迅到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任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兼植物学的日文翻译。两级师范的校长是沈钧儒，教员多是日本留学生，民主思想比较浓厚，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赞美孙中山、秋瑾等人的革命精神。在教学上，他们也开始摈弃封建阶级那一套腐朽的教育方法。其中尤以鲁迅最为突出，他不但开设新课程向学生讲授新知识，而且经常带他们到孤山、葛岭、北高峰一带去采集标本，进行野外实习。这些进步言行，自然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这年冬天，校长沈钧儒辞职，浙江巡抚立即派了一个以“道学家”闻名的孔孟之徒夏震武继任。这个封建顽固派到校的第一天，就依仗官势，破口大骂革命党是“髡首服”，“邪说谄之”，使“正学扫地”，疯狂叫嚣要进行所谓“廉耻教育”，并迫不及待地恢复封建秩序，要监学（教务长）陪同“谒圣”，甚至要教员用官场下属见上司的“庭参”礼节，穿礼服到礼堂向他“参见”。
    但夏震武的倒行逆施立即受到鲁迅等进步力量的反击。他们拒绝“谒圣”，反对“庭参”，并轻蔑地把这个顽固派称为“木瓜”，坚决和他进行斗争。教师们相率罢教，最后全体辞职，搬出学校。夏木瓜慌了，一面向浙江巡抚求援，一面对态度坚决的鲁迅、许寿裳进行
    们
    人身攻击。最后又用提前放假，遣散学生的办法，妄图使教师们屈服。鲁迅等进步教师绝
    点
    不退让，他们的正义斗争得到了杭州各校教员的声援，风潮逐渐扩大。至此，夏木瓜只好卷起铺盖灰溜溜地走了。
    因
    民主、进步的力量终于战胜了封建、顽固的势力。鲁迅等人胜利返校了，他们风趣地开了一个“木瓜纪念会”，来庆祝这次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我
    第二年的秋天，鲁迅回到故乡，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的监学兼教员。
    躁。
    全国蓬勃兴起的革命风潮，也冲破了这座古城的沉寂气氛，绍兴已不是鲁迅童年时代
    模
    的绍兴了。学生们知道鲁迅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秋瑾等有过交往，对他十分景仰，都喜欢和他接近。鲁迅经常和他们讨论时事政治，假日到了，就带着他们到名胜古迹参观游览，采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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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植物标本。
    这样，鲁迅又成了绍兴的封建顽固派十分注意的人物了。
    鲁迅的辫子已在日本剪去，现在留着短短的头发，有时穿灰布长袍，下面是西式裤子，有时干脆就穿西服。这样的一身装束，在那些“圣人之徒”眼里，已经显得异乎寻常，大逆不道，更何况又有新的思想和活动！于是，他们就污蔑讥刺鲁迅是“里通外国”。特别是那个绍兴知府，每次到学校来，有话无话都要找鲁迅谈谈，两只眼晴老是骨碌碌地盯着他的头发看，似乎要从那里发现出什么东西来。
    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嘲笑和监视，鲁迅毫不畏惧。他认真教书，团结和组织学生，时刻准备着和他门进行战斗。有一次，浙江提学司特派专员来校搜查，说是接到密告：绍兴府中学堂是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机关。鲁迅闻讯后立刻召集学生骨干商量对策，支持他们开大会进行说理斗争，使那个专员一无所获，狼狈不堪，只得悻悻而回。
    总之，鲁迅也好，反动派也好，都已感觉到将有一场暴风雨来临。但是，暴风雨前的空气特别令人室息。在教学之余，鲁迅几乎无处可走，只得多读点书。这期间，他辑录了许多古代散佚的小说和有关会稽的历史、地理逸书，后来出版的《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编纂成的。但是，鲁迅的心是不平静的，他痛恨反动统治者的垂死挣扎，痛恨城狐社鼠的横行跋扈。他是多么迫切地期望着革命风暴快点来到呵！
    鲁迅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新军攻占湖广总督衙门，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缺口一经打开，革命洪流汹涌奔腾，席卷全国。
    十月下旬，湖南建立了军政府，陕西革命党人占领西安，江西宣布独立，山西脱离清廷。十一月初，上海成立沪军，宣告独立；江苏各地农民暴动，树起了革命大都督的旗帜。
    十月四日，革命党人活捉了浙江巡抚，焚毁了抚署衙门，杭州光复了。
    杭州光复的喜讯，很快传到绍兴。古城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日夜盼望着、并以自己的长期努力争取着祖国人民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的鲁迅，自然是特别兴奋。他一时感到满眼光明，在他心目中，中国人民已经成了国家主人了，祖国有了新生的希望。他曾以兴奋的心情，描述了辛亥革命的盛况：“国土桓桓，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
    绍兴人民举行庆祝胜利大会，大家一致推举鲁迅为大会主席。鲁迅满怀革命豪情地讲述了革命胜利的意义，表达了自己喜悦的心情，并倡议组织群众上街游行，组织讲演队分散各处演说，扩大革命影响。鲁迅的讲演和倡议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拥护。
    一天，鲁迅从家里到学校去，忽然看见人们神色仓皇地奔跑着，店铺也砰砰地在上门板。鲁迅感到很诧异，一打听，原来是有了反动派的谣言，说什么杭州被打败的清兵要渡钱塘江到绍兴来了。鲁迅知道，现在人心浮动，如果不及时加以安定，就要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使革命遭到损失。因此他急忙赶到学校，把学生召集起来，组织武装演说队，上街辟
    谣：宣讲革命道理。
    65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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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执长刀的学生迅速排好了队，等候出发。鲁迅身穿灰色棉袍，头戴陆军军帽，腰挂红缨长刀，威武地站在队伍前面指挥着。
    突然，一个学生问道：“万一有人阻挡怎么办？
    “你手上的指挥刀是做什么用的？”鲁迅的两眼发出了炯炯的光芒。鲁迅的意思十分清楚：要用手中的武器坚决捍卫革命的成果：
    武装演说队雄赳赳地上街了。鲁迅和学生们在街头港尾，向群众详细说明杭州光复的经过，告诉他们清兵不可能南扰的道理。“溥仪逃，奕劻被逮！”的传单张贴在大街的两旁，“革命胜利万岁！”“中国万岁！”的口号声在古城的上空震荡。革命的舆论使人心重新安定了下来，店铺也重新开门了。
    谣言的流传，说明被推翻的阶级在作最后的挣扎。一种办法失败了，他们立即更换一种。很快，绍兴街头又突然冒出了许多“革命派”，扬言要“组织新政府”。
    果然，“绍兴军政分府”的招牌很快打出来了，府长就是原来绍兴府反动知府程赞清治安科科长是杀害秋瑾的谋主、大土豪章介眉，什么行政司长、军械司长，都是原来的铁路股东和钱店掌柜之类。
    第二天，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范爱农戴着一顶农民常用的毡帽来到了鲁迅的家。范爱农比鲁迅先回国，回来后受到封建势力的轻蔑、排斥，几无立足之地，只好躲在乡下，靠教几个小学生糊口。鲁迅回绍兴后常和他相聚，喝点酒，谈谈心，一起批评时政，关系很亲密。
    这天，范爱农脸上露出从来未有的笑容，一见面便说：“老周，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清
    走到街上，满眼白旗。但是鲁迅随即把这几天观察的结果愤怒地告诉范爱农：所谓军政府实际上只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貌似革命，“内骨子是依旧的”。
    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军政府”自然受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没有几天，鲁迅听到一个
    己
    消息，说是在杭州起义的革命党人王金发的军队今晚要来到绍兴。鲁迅十分高兴。王金
    感
    发革命武装力量的到来，就是对程赞清“军政府”的一个沉重打击！当晚，鲁迅和学生们一
    以
    起兴高采烈地到城外去迎接，可是没等着。
    从
    第二天晚上，鲁迅又去了。黄昏过后，明月皎洁。忽听远远响起了枪声，接着便看见在一片朦胧的月色中，有两三只白篷船快速地摇来，里面坐满了王金发的军队。部队一上
    青地
    岸，立刻向城内进发。绍兴人民都兴奋地拿着写有“欢迎”字样的白旗，高举火把，夹道欢
    寅队
    迎，革命的口号响彻了绍兴夜空。
    王金发一进城，马上解散了旧乡绅的“军政府”，组织了新的军政府，自任都督，推行了
    上门
    些革命措施：逮捕了陷害秋瑾的章介眉，没收了一些反动地主的田产，任用了一批新人，
    要渡
    鲁迅也被委任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范爱农当上了该校的监学。绍兴出现了
    可乘
    衔擗
    新的气象。鲁迅和范爱农愉快地接受了新的职务，积极地投入了建设学校的工作。王金发开始时还比较能够听群众的舆论，作风也较民主，没什么架子。鲁迅和范爱农本来同他是熟悉的，所以比较随便，范爱农有一次还摸摸他的头，开玩笑道：“金发大哥，你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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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都督哉！”
    可是，“金发大哥”变成“都督”没有多少时日，就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他认为“现在共和之局已定，断无再有反对之人”，要群众放下武器，甚至在军政府里留用了程赞清。思想一麻痹，敌人就乘虚而入。没有多久，封建势力便把他包围起来，用“祖传的捧法”，把他捧起来。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把王金发捧得昏头昏脑，忘乎所以，革命气息渐渐淡薄，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日见浓厚，终而关起门大做都督，并且开始动手刮地皮了。衙门里的人穿布衣来的，没有多久就换上了皮袍子，虽然天气还并不怎么冷。
    生活愈来愈腐化，思想上和封建阶级也愈来愈妥协。王金发竟然常说什么现在已经是民国，大家都“咸与维新”，应该“不念旧恶”，把大恶霸章介眉释放了。
    对王金发的腐化倒退，鲁迅感到十分痛心。
    一天，一个学生急匆匆地跑来，激动地说：“王金发他们还是不行，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
    开辟舆论阵地，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批评，这对挽救王金发他们的错误是个好办法。鲁迅爽快地答应了，并给报纸起了个《越怿》的名字，希望它能在政治上起到警钟作用，使王金发等人迷途知返。鲁迅还为报纸写了《〈越铎〉出世辞》，声明报纸宗旨是“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他抱着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下去的决心，满腔悲愤地向革命领导人呼吁，希望他们同封建阶级坚决斗争，不要使革命半途而废，“任华土更归寂寞”。因为“专制永长，昭苏非易”，革命的胜利是得之不易的！
    《越铎日报》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正式出版了。在鲁迅的指导下，报纸办得很有生气，它尖锐地讽刺了混入新政府的旧官绅的腐败，坚决地揭发了谋害秋瑾的反动政客章介眉的罪行，恳切地批评了军政府的缺点和错误。报纸还在鲁迅的建议下开辟了“稽山镜水”专栏，以三言两语的短文来讥评社会上的不良倾向，受到群众的欢迎。
    但是，报纸创刊不到一个月，一些居心险恶的人又企图改变它的方向，把它变成反对王金发的工具，竟然发表了漫骂王金发，为章介眉辩护的文章。王金发看了之后，自然是大为不满，这时，谣言又从阴暗的角落里冒了出来，说是王金发已恼羞成怒，要派人来暗杀鲁迅。
    鲁迅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焦急，但是鲁迅并不相信，他认为王金发虽是“绿林大学出身”，即没有什么文化的革命者，但“还算顾大局”，“杀人却不很轻易”。因此照样每天到学堂去，晚上还提着写有“周”字的灯笼，坦然地到学堂去住宿。
    王金发没有来暗杀鲁迅，但他在鬼蜮们的包围下，仍然执迷不悟，甚至是非不分地停发了府中的经费。鲁迅对绍兴的政局十分不满，他知道，学校是难以办下去了。
    正在这时，已到南京临时政府数育部任职的许寿裳，受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委托，接
    连来了两封信，请鲁迅到南京教育部去工作。范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地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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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理解他的心情，决计去南京。于是，到都督府去辞职，自然照獾。派来继任的是
    一个封建老顽固，孔教会会长。
    一九一二年二月，鲁迅怀着对光复后的绍兴失望的心情，再度告别了家乡。
    其实，鲁迅看到的绍兴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辛亥革命枪声一响，软弱的资产阶级就企图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妥协，来换取他们的所谓“同情”。他们公开声称，只要反对清朝，拥护共和，均可引为同志。全国各地反革命势力就趁机活动，利用辛亥革命领导者的妥协性，投机革命，个个满口称“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一头钻进革命阵营，窃取了革命政权。至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举国上下，都已经是“新政府，旧人物”的局面了。
    鲁迅来到南京，很快就发现它和绍兴并没有什么两样，革命时刚涂上的新漆已经剥落殆尽，旧相早已显露出来了。就在他刚到南京的时刻，孙中山被迫辞去了大总统职位，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登上了总统的座位。四月，革命党人又一次屈从袁世凯的意旨，决定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至此，鲁迅热切期待过的辛亥革命，彻底失败了。
    五月五日下午，鲁迅随教育部北上。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由海路乘船至天津，再转车北京。一路上，只见黄土漫漫，草木零落，人烟稀少，满跟凄凉。在军阀踩躏下，北方农村真是一片死气沉沉，“无可观览”。
    到京后，鲁迅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藤花馆”里。这是一个相当狭小而又冷僻的院子。鲁迅先住西屋，半年后又移入朝南的小屋。
    鲁迅在教育部任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八月又任佥事，负责主管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美术教育等方面的事情。可是，北洋军阀控制下的政府，把旧官场种种腐败恶习金盘继承下来了，教育部自然也不例外。儿乎所有的人均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一些旧官僚又相互勾结，把南方来的部员视为“新党”，加以排挤。
    对部里的腐败现象，鲁迅看不惯；而北京的整个现实又使他更加愤怒。
    对
    在袁世凯的高压政策下，北京人民不但生活毫无保障，而且完全丧失了言论和行动
    是
    的自由。公共场所引人注目地写着“莫谈国事”的标语，特务侦探到处钉梢，甚至在饭馆
    杀
    澡堂，脱下大衣挂在那里，都会有人随时塞进条子，说你反袁，加以逮捕。特务机关“军政执法处”，成了杀人魔窟，只见抓进去，不见放出来。恐怖的阴影把整个北京城笼罩
    大
    住了。
    天
    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使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不将革命进行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王金发他们不行了，那么，新的革命力量在哪里？鲁迅找不到答案，苦闷异常。他陷入了深
    停
    深的沉思。同时，他还进行了搜集和研究古籍的工作。
    教育部下班回来后，鲁迅就挑灯抄书，校订古籍；每逢假日，则常到琉璃厂书店，选购
    接
    古书。《谢承后汉书》、《唐宋传奇集》、《嵇康集》等都是鲁迅到北京后不久辛勤辑录校订的成果。后来，鲁迅又钻研佛经，抄古碑、收拓片，搜集汉画像。鲁迅把这些当作古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的材料，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项伴随着深沉的苦闷和寂寞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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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做的工作，结果是深化了他对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本质的认识。
    七月十九日，鲁迅从家乡来信中得到一个悲痛的消息：范爱农不幸落水身亡。鲁迅很震惊。来京后，范爱农曾来过几封信，谈到他又被孔孟之徒所排斥，以至生活无着而寄食于人，言辞十分凄苦。鲁迅曾想在北京给他找点事做，可是没有机会。后来鲁迅回故乡去，听人说，范爱农生前在失望中常常这样安慰自已：“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
    一看，是树人来叫我的。”可想不到他竟如此悲惨地死去了。是不慎落水吗？鲁迅知道，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因此，鲁迅不得不疑心这是一个痛感革命失败而又走投无路的战士在悲哀的失望中处置了自己的生命。有好几天，鲁迅脑际一直萦绕着这个曾在革命风暴中共患难的老友形象，久久不能释然。
    二十二日晚上，大雨滂沱，狂风怒吼。鲁迅独坐在会馆中，不禁又想起了范爱农。范爱农的死是封建势力迫害的结果，也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所造成的。一年多来，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感触在鲁迅胸中翻卷，他于是铺纸磨墨，悲愤地援笔写道：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悼友诗，而是溶入了鲁迅对复辟后社会现实的有力批判：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清王朝刚刚倒下，袁世凯等大大小小的“桃偶”随即粉墨登场，照旧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照旧骑在人民头上，从“故里”绍兴到全国，依然是一派寒云滚滚、长夜漫漫的凛洌景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桃偶”既然登场，自然要有各种表演。当初，袁世凯是脱下清朝袍褂，换上民国总统服装，现在他又想穿上龙袍做皇帝了。为了实现这一复辟阴谋，他又乞求于孔老二的亡灵，大搞“尊孔祀天”活动。一九一三年六月，他发布了《通令尊崇孔圣文》，当时已彻底堕落的保皇分子康有为等也紧紧跟上，在《不忍》杂志上大肄鼓吹孔老二为“中国之
    君
    教主”。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封建复古主义者已进一步溶为一体。谁要搞复辟就必然要尊孔，袁世凯以他的反动实践又一次证明了这个历史规律。而在这个时候，那些曾一度活跃于辛亥革命之前的有着浓厚崇洋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根本无力与他们进行战斗。相反，这些人自己也或旱或迟地开始转化为革命的对立面。因此，尊孔逆流一时相当嚣张。
    鲁迅所在的教育部，是执行袁世凯尊孔通令的主要机构之一，一下子就忙得不亦乐乎。不仅组织别人搞，教育总长汪大燮还要部员带头身体力行。九月二十八日，是所谓“孔诞日”，汪大燮更是命令全体部员必须到国子监去祭孔。这天早晨，鲁迅也去看了一下这个丑剧，回来后，他在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祭孔场面：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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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敏又从旁大声而冯（骂）。倾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
    这篇日记，几乎是一篇绝妙的讽刺小品，尊孔者的丑态和不满者的神情刻划得维妙维肖；而鲁迅对复辟分子搞尊孔丑剧的愤恨和鄙视，更是溢之于字里行间。
    为了附和袁世凯的政治需要，各地反动派呈请实行各种尊孔措施的公文不断送到教育部来。但这类公文一旦落到鲁迅手里，总被他巧妙地“驳”回去。例如有一次，鲁迅处理山西来的一个公文，这个公文居然要求在山西省文庙设立一个不伦不类的“崇圣会社”。鲁迅当即表示：“崇圣会社”这个名义就可笑了，更不要谈内容了。”干脆打了回去。
    一九一四年，鲁迅还组织了从浙江来教育部任职的五位同事，一起签名写信给教育总长，反对“读经祭孔”，并将信另抄一份摊在办公桌上，引得其他部员竞相来阅。
    袁世凯妄图靠尊孔称帝，但不久却在尊孔的“韶乐”声中灭亡了。但是，笼罩在北京上空的复辟乌云并未消散，一九一七年七月，反动军阀张勋又刮起复辟的阴风，他的“辫子兵”和清朝的遗老遗少，象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转眼间又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乱跑乱窜。在张勋复辟的日子里，鲁迅“无日不处于忧患中”，为了表示抗议，他曾愤而辞职。由于藤花馆过于嘈杂，鲁迅于一九一六年五月搬进了补树书屋。这是一个一排四间屋的小院落，在院子里有一棵槐树，相传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所以房子一直没有人住。鲁迅就在这静谧环境中，继续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思考着中国革命的问题。
    这几年来，鲁迅经历过多少阶级斗争的风浪呵！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
    总
    勋复辟，…历史的风云从他眼前迅速地翻滚而过。鲁迅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研究了
    的
    中国历史上反动派镇压革命的惯用手法，分析了眼前的社会现实，经过总结和研究，他痛
    已
    感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无以对付封建反动派的阴险和凶残，痛感资产阶级脱离群众和
    之
    群众的不觉悟…他对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已从逐步怀疑到了失望。长夜漫漫，风雨凄
    :尊
    凄，革命的出路在何方？这时，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未到来，时代还没有向
    雯活
    鲁迅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他只能在沉寂的环境里，继续深深地思索着。
    宁战
    毛主席在论述中国近代史时曾经说过：“自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
    相当
    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
    亦乐
    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活辛安革
    所调
    命那祥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鲁迅，就是经历了寻找一奋斗一失败一怀疑这个典型过程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中的一员。他在辛亥革命后的苦闷和思索，包含着深刻的时代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成熟之前，即使伟大如鲁迅，也不可能产生出超越时代的思想和
    。6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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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
    但是，就当鲁迅在“绍兴会馆”中默默地思索着的时候，时代的车轮却在不息地前进着，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的革命浪潮已经在东方地平线上涌现
    世界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第五章发出反帝反封建的呐喊
    一九一七年冬，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正确结论。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前，鲁迅仍在绍兴会馆里抄着古书。但当时，在他身边，有个战斗阵地一《新青年》杂志，引起了他深深的关注。
    《新青年》自一九一五年创刊以来，提倡科学和民主，对封建旧文化和旧道德，曾经作过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一九一七年初，又在“文学改革”的口号下，展开了白话文运动。但是，当时在《新青年》上发文较多、以反孔斗土姿态出现的陈独秀、吴虞等人，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目标，不过是幻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使用的也仍然是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武器。至于混进新文化运动队伍里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更完全是为了投革命之机，才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说来说去，只是在形式上兜圈子。
    至于创作，那就更寥落。胡适自己曾经作过一番“尝试”，写了不少白话诗，其中一首写道：
    牛油面包颇新鲜，家乡茶叶不废钱，吃饱喝胀活神仙，唱个“湖蝶儿上天”。
    难道这就是“文学革命”？
    曾深刻地总结过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鲁迅，当然不相信《新青年》宣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能够救中国，也不相信仅仅从形式上进行改良的“文学革命”能够彻底摧毁封建的旧文化和旧道德。在他看来，旧中国，犹如一间绝无窗户万难轰毁的铁屋子，里面熟睡着许多即将闷死的人们，少数人的呼唤，至多只能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岂不徒然增加他们临终的苦痛？
    可是，鲁迅也知道，自己见过的人物、事件，毕华竟是有限的，决不能因为怀疑而陷于失望，甚至颓唐下去，更何况《新青年》把矛头对准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
    夏夜，蚊子嗡嗡地哼着，室内闷热异常，无法工作。鲁迅只好摇着蒲扇，坐在会馆院子里的大槐树下乘凉，从密叶缝里看着那一点一点的青天，心中思绪万千。当晚出的槐蚕冰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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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的落在头颈上时，往往打断了鲁迅的思路。
    会馆的客人是很少的。这时偶或来谈的，是鲁迅留学日本时的老朋友钱玄同。他正担任着《新青年》的编辑。多半是下午，他手提着一个大皮夹来访，在会馆吃了晚饭，每每谈至深夜才回去。
    钱玄同来访的目的，是希望鲁迅能为《新青年》写点文章。用笔来战斗，是鲁迅蓄志已久的愿望。十多年前，在日本因筹办《新生》杂志未成，曾经使鲁迅感到十分寂寞。现在，《新青年》虽发表了不少慷慨激昂的文字，但反对者不多，赞同者寥寥，也显得颇为寂寞。为了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为了“聊以慰借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禅于前驱”，鲁迅终于答应了钱玄同的请求。
    就在钱玄同约稿两个多月后，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虽然还不可能立即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但是，这场他从未见闻过的无产阶级革命毕竟使他看到“新世纪的曙光”已经照进了中国这个黑暗的“铁屋子”。沉寂的心情顿然为之一振，他更加确信“希望是在于将来”。他开始以新的姿态进行战斗了。
    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进行了一次改组。鲁迅参加了商量《新青年》工作的集会，并在会上认识了李大钊。这时，李大钊已经发表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虽然他的理论，正如鲁迅后来所说，“未必精当”，但是在当时的思想界，却产生了不小的影晌。·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编辑工作的，除了鲁迅、李大制，还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以及胡适等。以后杂志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鲁迅经常出席编辑会议，讨论各种问题。在此同时，鲁迅开始酝酿创作。
    这时，在十月革命的伟大影响下，中国已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新的革命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对主张复辟倒退、历来为反动派利用来愚弄和毒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孔孟之道发动猛烈的攻击。“打倒孔家店”，已成为历史的使命，时代的号召。
    伟大的革命者，总是能够敏锐地抓住时代的脉搏，勇敢地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鲁迅深切地感到，要真正打倒孔家店，必须尖锐地指出它的残酷本质，使人们震聋发聩。幼时翻过的《二十四孝图》又出现在鲁迅脑际。辛亥革命前后反动派一边尊孔一边杀
    共
    人的景象又显现在鲁迅眼前。读史书时，鲁迅还曾见到过不少“易子而食”、“食肉寝皮”之
    及封
    类的记载。这种从肉体上吃人的野蛮现象，正是孔孟之道长期毒害、麻醉的必然结果。至
    熟
    于孔孟之道从精神上吃人的事例，则更加普遍…
    尖增
    多少个寂静的、春寒料峭的夜晚逝去了，鲁迅的酝酿成熟了，创作开始了。
    九一八年四月二日，鲁迅终于完成了他的、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篇战斗的白话
    于失
    小说一《狂人日记》。
    正确
    小说通过一个被孔孟之道逼疯了的“狂人”之口，发出了英勇的反封建的战斗呐喊。“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形象。正因为他觉醒了，所以能够深刻地看透封
    院子
    建社会的本质：
    蚕冰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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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潢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真是一针见血。
    中国，就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封建统治者象小说里的赵贵翁、古久先生以及“狂人”的大哥那样，从肉体上、精神上，吞噬着千千万万的人民。所谓“礼教”、“仁义道德”，无一不是给封建统治者的“吃人”造舆论，找根据的！
    识破了孔孟之道的“吃人”本相，“狂人”便向封建社会提出了怀疑和挑战：“吃人的事，对么？”“从来如此，便对么？”
    “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尽管对于这“将来”是怎样的社会，怎样才能实现，鲁迅还十分渺茫，但是，由于他是“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所以，对封建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孔孟之道抨击之强烈，批判之深刻，远远超过这时一般反孔文章的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鲁迅希望新的一代能从孔孟之道的精神绳索中解放出来，再不要被吃，或去吃人，因此，他在小说最后深沉地写道：“救救孩子…”
    一个月后，《狂人日记》第一次署名“鲁迅”，出现于《新青年》杂志。
    这是讨伐“孔家店”的一篇战斗檄文，这是反封建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
    《狂人日记》的发表，在思想文化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由于它内容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动了许多进步青年的心。甚至连名噪一时的吴虞，也心悦诚服地承认，《狂人日记》把戴着礼教假面具的吃人黑幕完全揭破了，由此他还受到启发，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吃人和礼教》的文章。
    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向着孔孟之道展开了持久的、勇猛的进攻，成为“打倒孔家店”的一员主将。
    春雷响过，预示着一场新的暴风雨的来临。
    一九一八年八月，鲁迅在写给老友许寿裳的信中，曾抑制不住地流露出革命高潮前夕的兴奋心情：“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
    但乌云还是那么的浓重。孔孟之徒的反扑也越来越猖狂。当时，他们拚命以“官方”的名义，印发了一个又一个“褒扬节妇烈女条例”，妄图以此来“挽救”日益脱离孔孟之道的“世道人心”。在他们的欺骗和愚弄下，教育部收到从全国各地，甚至穷乡僻壤寄来的请求旌表具呈人母亲“节孝”等等的呈文越来越多，有的连文字都写不清楚，将“旌表”写成“旅表”。
    甚至在教育部里面也吹开了这股荒唐的歪风。一天，部里一个姓甘的绍兴人也想给他母亲“请”旌节表，按规定，需要同乡官具结。所以竟跑来请求鲁迅，但当即遭到严厉拒
    o66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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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此人一下子还未明白鲁迅的意思，又表白说：“这是我的母亲啊！”鲁迅的回答是：“正为此更不可盖印”。
    在这种“表彰节烈”的迷雾下，全国各地，有多少妇女的生命和幸福被封建礼教摧残了！鲁迅每天愤怒地注视着反动报纸上这类津津乐道的报道：海宁有个“唐烈妇”，在夫亡
    九十八天内，用各种方式自杀了九次，终于死去；上海有个十七岁的“陈烈女”，自已未见过面的未婚夫病死了，她立即“沐浴更衣”，服毒自杀，留言是“生虽未获见夫，殁或相从地下”…
    鲁迅决不能容忍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再让这种孔孟之道造成的悲剧在祖国大地上延续！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写下了论文《我之节烈观》，对孔孟之徒的“节烈”说教进行了系统的清算。通过细致而雄辩的论述，鲁迅得出结论，所谓“节烈”，是一种“畸形道德”，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文中，鲁迅又深入一层，历史地剖析了各种腐朽的社会道德“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他认为这是“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的结果，只有“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俄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提倡？完全为了建立一种足以巩固反动统治的社会秩序：“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
    “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鲁迅写道，在这样的时候，再有“节烈”迷雾的弥漫，是“最可寒心”的。因此，他在文末大声呼吁：“要自已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的
    这样痛快淋漓的文章的发表，立即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鲁迅感到了战斗
    日
    的喜悦。他于是象个一上阵就连打胜仗的成士，斗志昂扬，锐不可当，摆开大成的阵势，全
    吃
    面地研究并批判了孔孟之道在各个领域里、在各种类型的人物身上所犯下的罪行，深刻地剖析和很狠地鞭答了孔孟之徒在现代社会里的种种化身和种种劣迹。
    在写《我之节烈观》之后的短短儿个月里，鲁迅接连在《新青年》新开辟的“随感录”专栏里发表了十儿篇随感录。因此，他成了这个专栏最积极的作者，也成了一种独特的战斗形式一杂文的开创者。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敌人，以顽固的孔孟之徒为中心，包括什么乩坛的“法师”，鬼话连篇的“神童”，提得“天罡拳阴截腿”的“武士”，“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伪君子，无一不在鲁迅笔下显出原形。鲁迅与他们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真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
    方”
    这年冬天，鲁迅还创作了又一篇小说《孔乙已》。这篇作品的主角孔乙已，是一个受孔
    首的
    孟之道毒害至死的可怜又可憎的穷知识分子。他成年穿着长衫，满口“之乎者也”，一心想
    青求
    中举往上爬，但又偏偏连个秀才也没有“中”。他不事生产，好吃懒做，不屑与穿短衣的劳
    “旅
    动者为伍。结果穷愁潦倒，终于偷起东西来，最后被打折了腿，在人们的嘲笑声中，无声无息地死了。
    想给
    孔孟之道是怎样地摧残了“读书人”的灵魂！科举制度是怎样地造成了这类畸形的怪
    厉拒
    物！然而，在封建制度下，这类人物又有多多少少！《孔乙己》就是以这祥具有深刻社会意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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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无情嘲笑和尖锐批判，催促青年们起来扫荡窒息人们灵邈的孔孟之道。
    鲁迅这种击中要害的有力批判大大地提高了新文化运动的战斗水平，因此也震慑了各色各样的封建老顽固。其间有一些反革命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人，在十月革命前，他们看出胡适等人提倡新文学的主张，不过要求语言形式的改革，无伤封建内容的根本，所以摆出一副“不屑与辩”的姿态，声称“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但现在，他们很有点着慌了。于是，人们看到，拖着长辫子的北大教授辜鸿铭，同盟会叛徒刘师培，一心想死后在坟上竖一块“清处士”墓碑的遗老林琴南等复古分子，一古脑儿破门而出，向新文化运动开始了疯狂的攻击。特别是那个林琴南，他挖空心思地写了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假托北洋军阀的铁腕人物“伟丈夫”，把他所认为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痛打一顿，以发泄其仇恨心理。接着，他又发表致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叫嚣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大逆不道。总之，他们给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战士安上的最大罪名是“破环中国国粹”，而又叫嚷要把保存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国粹”引为己任。
    与以前那些耳聋眼花、除了“子曰诗云”、“节女烈妇”外一无所知的腐儒相比，眼前的这批反对者要险恶得多。辜鸿铭懂得英文，喜周旋于驻京外国使节之间，在北大专讲西洋文学；林琴南虽不懂外文，却与合作者一起翻译过数量可观的外国文学作品。在不少人眼中，他们是“深知外情”、“谙悉世界潮流”的人物。而刘师培，则因参加过同盟会而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欺骗性。由这么一帮子人来宣扬“中国道德”、“东方文明”、“保存国粹”，迷惑力自然较大。而且他们的复辟活动，早就得到后台帝国主义的支持。从美帝国主义分子李佳白到老沙皇文化特务盖沙令，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同中国的复古分子勾结一起，到处宣传孔孟之道，组织孔教会。因此，新文化运动面临着一场空前艰苦的战斗。
    早在一九一八年春天，钱玄同、刘半农经过苦心设计，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双簧信”。先由钱玄同用“王敬轩”的名字，模拟一个封建老顽固的口吻，集中了当时“保存国粹”论的种种反动观点，写信给编辑部，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和污蔑。然后再由刘半农出面，写了
    一封《复王敬轩书》的公开信，淋漓尽致地逐条加以驳斥，以期引起一场争论。可是，当时在公开的敌人中间反应不大，反而遭来了还混迹于新文化运动内部的胡适的嘲笑，他认为钱、刘的这种做法太“浅薄”，“没有学者风度”。为此，他后来还准备把这两人排挤出编辑部。
    但是，“国粹家”们毕竟遇到了最强劲的批判一鲁迅出阵了。
    早已宣布过“中国国粹”“等于放屁”、“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的鲁迅，以他犀利的笔锋，直捣维护孔孟之道的“保存国粹”论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颜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剖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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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国粹”能否保存我们？鲁迅凭借历史经验指出，那些“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妄想折衷一世的中庸之徒，那些洒泪卫道而其实手巾上浸着辣椒水的伪君子，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永远受孔孟之道的麻醉，最后“从‘世界人？中挤出”，远远落在历史车轮后面，以便他们任意宰割。鲁迅在批判封建复古派的同时，还根据殖民主义者为了加强其统治，总是同殖民地反动的酋长祭师们勾结一起，竭力利用当地落后的文化、风俗习惯愚弄人民的历史经验，揭露了帝国主义尊孔的阴谋，他深刻地指出：“中国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此后凡与土人有交涉的‘西哲’，徜能人手
    一编，便助成了我们的‘东学西渐’。”这样的“东学西渐”，说穿了，就是帝国主义同中国的封建复古派勾结起来，结成反动的文化同盟，用孔孟之道禁锢中国人民的思想，使他们永远沦为侵略者的奴隶。因此，鲁迅号召，“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生着“祖传老病”的中国才有转机。
    这种对封建复古派及其后台帝国主义无可辩驳的批判，当然是林琴南之流所无法招架的。
    鲁迅就是这样彻底粉碎了孔孟之道的种种伪装和保存孔孟之道的种种借口，以有声有色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迎接了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新年里，北洋军阀为了点缀太平在各处衙门门口扎起的一座座红红绿绿的彩色牌楼还未拆去。这时，经过风吹雨打日晒，已经破败不堪。牌楼扎得再好看，也点缀不了“太平”。
    两个多月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有不少人，包括那些盲目排外的守旧复古分子，都异口同声吹捧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战胜德国帝国主义是什么“公理战胜了强权”，纷纷“向公理颂扬了一番，客气了一顿”。然而，鲁迅却清醒地认识到，战胜国和战败国一
    在
    样，都是帝国主义，根本不能代表什么“公理”，他正担心这局面“将来如何收场”。
    我、
    果然如鲁迅所担忧的，一月间，在战后帝国主义进行分赃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人民关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竟然遭到拒绝。事实教育着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和北洋军阀的卖国嘴脸。长期积压在中国人
    以
    民心中的反帝反封建怒火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鲁迅也已强烈地感受到了跳动越来越急促的时代脉搏。
    他觉得，当新的革命到来之前，很需要把旧的革命失败的教训总结出来，以期引起人们的警惕，不要走老路。因此，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即在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的十天之前，他写下了小说《药》。
    做事是很简单的：开小茶馆的小商人华老栓，花钱买了一只蘸满革命烈士夏瑜（影射秋瑾)鲜血的馒头，给生了肺病的儿子当“药”吃。结果儿子的病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愈加严重，终于悲惨地死去。
    用人血馒头治病，固然表明华老栓受封建迷信毒害之深，但是造成华老栓悲剧的根源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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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在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他们没有也不敢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所以，人民对这场革命很不理解。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悲剧场面：一边，革命者同封建统治者英勇地、但又是孤单地作战，一边，群众却麻木地说革命者“简直是发了疯”；一边，烈士流血牺牲，一边，不觉悟的群众却把蘸着烈士鲜血的馒头当“药”吃。这显然是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艺术概括。
    然而，鲁迅也不仅止于批判。历史在前进，革命在发展，群众不会永远处于不觉悟的状态。十月革命帮助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寻求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边
    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着信心和希望，而不主张消极。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鲁迅也看到患有严重的“祖传老病”的祖国有了疗治的希望，因此，决心与这些“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自觉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有意识地在小说中“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药》的结尾，鲁迅赋有深意地在烈士夏瑜的坟上，“添上一个花环”，表明毕竟有人并没有忘记牺牲了的革命者。花环，是革命后继有人的象征；
    了
    花环，是新的革命终究要来到的预示；花环，寄托着鲁迅的理想和希望。
    在创作小说《药》的同时，鲁迅又充满激情写了两篇歌颂十月革命的随感录《来了》和《圣武》，严正驳斥了封建顽固派对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诬蔑，揭露他们危言耸听的“过激主义来了”的叫嚷，不过是为了拒绝新的“主义”，顽抗革命洪流的冲击，让中国永远在孔孟之道的禁锢下，沉没于黑暗之中。这样他们就可得到“威福、子女、玉帛”，以满足“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这批顽固不化的孔孟之徒，除此而外还能有什么“主义”和“理想”呢！
    鲁迅认为，十月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俄国人民有新的主义。他期待着中国人民的
    出
    心灵中也能打开接受新思想的大门。他写道：“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诚然鲁迅当时对这种火光和声音的实质和意义还没有更多的了解，但他是多么急切地盼望革命的火种在中国燃烧，期待新的主义的声音在中国激起反响啊！
    为此，鲁迅觉得中国人民不应怕“过激主义”的到来，更不要相信反动派的欺骗和恐吓，而应该象取得革命胜利的俄国人民那样
    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用骨肉碰钝敢人的锋刃，用血液浇灭敌人的烟焰！当鲁迅发出这个坚定、勇敢的声音时，中国黑暗的天空真的出现了“曙光”，他日夜响往的一场新的革命来到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开了三个多月的“巴黎和会”，在美英法日帝国主义的把持下，悍然通过日本侵占我国领土山东权益的决议，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和北洋军阀的屈膝投降进一步教育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发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怒吼。
    五月四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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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下午，北京十三所学校，三千多名学生，集会于天安门前。“取消二十一条！”“争回青岛方罢休！”“拒绝和约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革命的口号声响彻古老的北京城。
    学生们群情激愤，一致要求严惩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大会之后，组织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火烧了曹汝霖的巢穴赵家楼，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鲁迅对青年学生的革命行动非常关心。当天下午，他的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后，即去访问鲁迅。他们一进门，鲁迅就关切地问起当天游行的情况。
    这场运动，很快以与鲁迅经历过、描写过的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方式和规模展开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只是一个开端，接着就掀起了全国的斗争风暴。各地学生纷纷宜布罢课，积极声援。六月三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上海，爆发了数十万工人的大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了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力军。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它是在十月革命号召之下，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新军，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团结同盟军，向着封建文化的中心堡垒一孔家店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中国革命自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主编了著名的革命刊物《湘江评论》，发表了震动全国的《民众之大联合》，创办了“文化书社”，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进行这
    的
    些革命活动时，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仿效十月革命的方法，实行中国的民
    精
    众大联合；要唤起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首先必须打破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只有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才能进一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
    的
    毛泽东同志这一系列光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代表了“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正确
    反
    路线和方向。
    当时的鲁迅，虽然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但是，由于他自觉地遵奉
    恐
    “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把批判孔孟之道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他就能坚定地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方问取同一步调。
    在“五四”高潮中，《新青年》杂志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出版了。在这本刊登着许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的刊物上，同时发表了鲁迅的小说《药》和随感录《来
    音
    了》、《圣武》等。鲁迅这些写于“五四”前夕，发表于“五四”高潮中的战斗作品，既为五四运动作了舆论淮备，又体现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
    把持
    五四运动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发生如此强大的威力，是因为它是由无产阶
    屈膝
    多领导的。这一点，当时的鲁迅还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到。但是，作为一个站在斗争前列的革命者，鲁迅已开始感受到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运动中所显示的巨大力量，这是其池许多当时还投身于运动之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不可比拟的。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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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在鲁迅的创作中，立即出现了歌颂劳动人民优秀品质这样一个崭新的主题。塑造人力车工人高大形象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事情确实很小：人力车夫撞倒了一个贫苦的老妇人。坐在车上的“我”一一个知识分子，认为这妇人是“装腔作势”，并没有摔坏，叫车夫不要多事，免得“自讨苦吃”，还要误了“我”的路。但是，车夫毫不理会“我”的“劝告”，立即停下来，关切地扶起了老妇人…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祥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成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同样一件事，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人力车工人的崇高品质，给了“我”极大教育：“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日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描写人力车夫的作品，“五四”时代屡见不鲜。胡适为了赶时髦，还标榜所谓“人力车夫派”。然而他们的作品，完全摆着一副贵族老爷悲天悯人的架势，浸透了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人。只有鲁迅的《一件小事》，才真正衷心赞美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吐露出一个迫切要求跟随时代前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愿意向劳动人民学习的真诚心情。
    用不了多少年，鲁迅将会进一步发现，这些在自己眼前“愈走愈大”的劳动人民，正是改造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这时，他还没有获得这样的认识，但决心向劳动人民学习的心情，毕竟是他最终获得这种认识的思想基础。
    当时，激烈的实际战斗早已使他对尼采的“超人”哲学“太觉渺茫”；他的思想，已远远不是进化论所能全部概括的了。不过他的历史观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进化论。他认为：“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然而社会的现实是，封建势力总是以孔孟之道力图扼杀和阻碍新思想、新事物的成长和发展，这就促使鲁迅挺身而出，投入“打倒孔家店”的革俞洪流。可是，正因为他的战斗已体现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体现着人民群众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要求，那么，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与现实斗争的矛盾，以及作为这个矛盾的反映的内在思想矛盾，也就越来越激烈。鲁迅不是回避，而是正视这个思想矛盾，并且努力解决着这个矛盾。
    与其他许多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截然不同，五四运动对于鲁迅，不是顶点，而是继续革命的伟大起点。他不以自己曾在“五四”高潮期发出过响亮的呐喊为满足，他要求在新的征途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就他的思想发展来说，从此，他踏上了在斗争实践中一步步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漫长的艰苦奋斗的道路。
    新的斗争风浪，新的分化和聚合在等待着鲁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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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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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鵬
    弘瓣1+！
    斗
    H
    中
    薔
    滥
    辯
    龙：4-1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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