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 传记榜-军政领袖
在《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以坦诚的笔触回顾了如何从高加索地区的农民儿子成长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励志传奇，真情叙述了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情感经历，披露了苏联解体前后不为人知的内幕。在苏联解体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再次对新思维、公开化、戈式改革、八一九事件、苏联解体等政治事件进行了睿智而成熟的思考。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的大学”讲述了作者二战时期的童年和战后的求学经历，首次毫无保留地披露了他与夫人赖莎的爱情和婚姻生活。第二部分“登顶之路”讲述了作者在边疆区从事的共青团和经济工作，以及到莫斯科后分管的苏共中央农业部工作。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中央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1984年契尔年科去世后，在葛罗米科等的支持下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耀眼的经济工作成绩和良好的人脉关系是他问鼎巅峰的重要经验。第三部分“改革是如何完成的”审视了作者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首次揭秘了八一九事件和苏联解体的诸多内幕，尤其表明他为拯救苏联而付出的艰苦努力。戈尔巴乔夫还详细叙述了他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叶利钦等风云人物之间的交往和恩怨。作者对一生的总结性回顾以及大量首次曝光的珍贵图片，使本书成为研究苏联政治最可靠的一手资料。
我们两国进行合作和对世界性事务发挥积极影响的潜力，取决于各自能否成功发展经济和解决好社会问题。 c:17
在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中有诗人亚历山大·奥多耶夫斯基，他应和普希金关于十二月党人的文字时写下了这么一行诗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c:39
假如我还能再活很多年头直到腰弯背驼两鬓染霜，仍能回想起那年轻的兴奋那些顿时眼前一亮的时光……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层层山峦展示着无比的雄伟和苍茫，青春友谊的希望和梦想啊构建成神圣理想的铁壁铜墙。 c:29
即使是在我还很小，还不精于遣词造句时，我已经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只有宽容与和谐才能在人们之间建立和平。 c:61
当我成为苏联总统时，需要面对民族问题。我对此已不是一知半解，我会自然地按照北高加索精神文化在冲突中选择妥协。 c:16
走向新社会的行动不仅使暴力具有合法性，而且存在必要性。事实上，革命期间要避免流血通常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暴力视作解决问题的普遍手段和为了某些所谓“崇高的”目标而使用暴力，如将自己人“斩尽杀绝”则是毫无人性之举。 c:60
“俄国人”这个词对我的祖先、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作为俄国人意味着归属于我们的国家、东正教和俄罗斯文化。至于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这并不重要。 c:21
战争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是个可怕的悲剧。它毁掉了经过千辛万苦才取得的建设成果，扼杀了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希望。家庭支离破碎，孩子失去了父亲，妻子失去了丈夫，姑娘失去了恋人。 c:34
多年之后，当我作农业政策报告时，我尽量不用严厉的措辞，因为我深知农民生活和农民劳动的含义。 c:14
“我死后，将我葬在你父亲旁边。” “你说什么，‘死’？那我们怎么办？”我说。 “米沙，我的时间到了。”母亲对我微笑着说，“我对你父亲说再见已经有好多年了……” c:11
我生命的许多方面都与莫斯科大学相联系。假如没有大学，我的生活将会不同，对此我坚信不疑 c:14
当时处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之中。整个社会都处于1938年斯大林有关共产党历史的教科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既定方案的支配之下，该书被赞为最高阶段的科学思想。大学主管干部和苏共规定的学习过程从第一个星期起就抑制青年人的思想，向他们的头脑中灌输一整套坚不可摧的教条，避免他们受到独立思考、分析和对比的诱惑。意识形态流毒渗透到各个层面的授课、讨论课和学生团体的辩论之中。 c:48
我认为大学——教授和学生——受到严密的监视。人们能够感觉到顺畅运作的思想控制制度的存在。对官方路线的细微偏离或缺乏信仰的企图，至少会冒风险，在团的会议或党的会议上受到训斥。 c:31
教育体制似乎千方百计地防止我们学会批判性思考。但即使这种体制存在，随着我们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从大约三年级起，我们开始认真思考我们所学和所接受的东西。 c:56
与我的城市同学不同，诸如“集体化”和“集体农庄制度”概念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理论，而且是现实。我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集体化和集体农庄制度是多么不公正。 c:43
斯大林概括了他对农民的态度：“我们永久性地给了农民土地。农民就永久性地欠了我们的债。”这就是农业政策。 c:25
政府发出了一条秘密指令，严禁法律系应届毕业生到中央司法机关工作。这个指令的背后原因是：据称发生1930年代大清洗的原因之一就是决定人们命运的大权被授予许多“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们缺乏专业方面和生活方面的经验。 c:13
每当我想到我没有阻挡你的前程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就感到十分欣慰。 c:13
年轻时，一切好像都是美好的。青年时代是人的生命中最幸福的阶段。唯一的问题是青春的流逝十分迅疾。 c:26
任何人都无法生活在所处的时代之外。人们必须忍耐，希望情况能够逐步改善。 c:20
最高层领导或根据直觉，或出于主观意识，认识到对斯大林的批评就是对制度的批评，这威胁到制度本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问现任领导人：当时你们都在哪里呢？ c:56
面对国内广泛存在的误解，共产党领导层开始“倒车”：《真理报》转载了中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斯大林“表达了人们的意志，是马列主义的杰出捍卫者”。 c:18
尽管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以不同形式继续进行，但个人崇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复活，一种后斯大林意识形态正在形成之中。斯大林再次受到赞扬。 c:19
正是赫鲁晓夫在摧毁极权主义政权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在将我们的社会引向民主方面作了最初的尝试。 c:13
每个人都为生存而战，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或一份工作，而且也是为了手中的权力 c:16
这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溜须拍马和阿谀奉承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并不缺乏外交技巧和灵活性。但一旦受辱，我绝不能容忍。同时，在我的人生中，我努力避免去羞辱他人，即使我在解除不称职的人员职务时也是如此。 c:18
改革精神迅速衰减下去。一股风气又在党内和社会上盛行起来，即害怕说错话、做错事。 c:15
1970年4月10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一致选举我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时年39岁。 c:20
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苏联的关键掌权者。其职位和巨大的权力并非通过公开选举而由人民授予，而是由莫斯科、苏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总书记本人授予。这使得第一书记的职位不够稳固和明确。这取决于莫斯科对他们的看法是否有变化，特别是总书记是否继续信任他们。 c:39
就是在那些年里，我开始彻底了解指令经济和中央官僚化国家的决策体系。无论什么问题，均需呈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均需得到数十个部委和数百名官员的批准。这需要无数次地进京、开会和申辩，而那些不同部门的官僚则处处阻挠。要办成事，就要不厌其烦地“讨好”莫斯科的官僚们。这是一个请示者和批准者的国度。人们也许以为在计划体制之下一切都是合理配置的，但实际情况迥然不同。 c:52
制度拒绝所有的创新是我国经济中的一种疾病，需要下猛药治疗。 c:24
而最大的问题是，虽然生产能力很强，但不能动用本地生产的任何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需要。 c:14
听着，米哈伊尔，这些苏维埃、行政委员会和数不清的国家部门和加盟共和国的部门都有什么用？所有的决定都是由中央、加盟共和国和地区的党委会做出的。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党组织，而将其他那些机构全部撤销呢？ c:14
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那些由于命运而汇聚在最高层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是多么远。 c:12
有什么样的事业能够比为了当代和后代的利益而将生命奉献给保护自然的事业更加崇高呢？ c:13
考拉常常是一副微醺的样子，我们特别喜欢它们，这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国家。 c:13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最高层在选拔干部方面遇到了困难。在全会召开的前夜，我被问到是否想要发言，这对我是某种提醒。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显然，某种决定已经做出了。 c:12
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弄明白“最高层”关系中的复杂和微妙之处。所以，我的心情并不轻松。 c:23
被用较亲近的“你”来称呼表明我已经被接纳到内圈。 c:14
夫人们的圈子是她们的丈夫们的等级制度的一种折射，还掺入了一些女性的微量元素。在参加了这样一些女性聚会之后，赖莎对那种氛围感到惊愕：傲慢、粗鲁和谄媚。 c:31
我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政治，品尝到了政治的味道。政治占据了我的全部，但我从来不是政治的奴仆。 c:31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得以掌权是由于废黜赫鲁晓夫的不同派别之间妥协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人物，所有人都认为他将会轻易地受人摆布。结果证明他们是错的。通过精心安排的行动，勃列日涅夫巩固了他的地位，从此无人再能对他形成挑战。 c:19
严格遵守尊卑次序是为了维持微妙的平衡：每一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不想有所僭越。有的时候，这种从属次序显得十分荒谬。一个例子就是政治局会议室的坐席排列。我不是在开玩笑。 c:18
计划经济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应当能够为处理好自然因素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提供很好的机会，并且能够发现解决关键经济问题的途径。实际上，所有的情况都不一样：在这么大的国家里，过于中央化的管理体制造成了许多问题。为适应官僚体制的规则，各个层级的官员都在为自己争取利益。许多财富被侵占或偷盗，金钱不知流到了谁的口袋里（有些情况下知道其流向！）。 c:25
谢瓦尔德纳泽曾十分真诚和充满感慨地说： “从上到下都烂掉了。” “我同意你的说法。”我说。 这是我们关系中的关键时刻。 c:19
国内食品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从国外进口肉类和许多其他食品，特别是粮食。而粮食是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因为这影响到国家安全。 c:15
集体化年代发生的事情从来没有在此后的年代里得到纠正。农民中能力最强的部分被直接消灭了。这些人就是富农，被冠以吸血鬼和各种各样其他的名称。 c:30
在计划经济中，这“三个领域”由不同的部和机构主管，由党中央委员会的不同部门、政府和计委进行监督，相互之间没有有机的联系。管理工作十分困难，每一个“管理者”都想扩大本部门的利益，结果就是各个管理者的目标重叠，缺乏协调，大量浪费资源。这些就发生在所谓的计划经济中。 c:22
我想到了动用无偿贷款机制。大家都知道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换是不平等的。机械、建筑材料和燃料的价格很高，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很低。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造就了避免农业破产的补偿机制。国家贷款就是这样的一种机制 c:13
国家正陷入减速之中。社会正在丧失其能量，政策正在走入死胡同。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无论是我还是我当时的同事都没有将当时的总体局势视为制度的危机。但是关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和预感危机即将到来的认识正在加强。 c:22
在这样的局面下，权柄和管理权自然越来越多地落在官僚们的手中，这种权力转移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它不仅会摧毁尚存的党内民主因素，而且会为官僚的密谋行为铺平道路。这种密谋行为经常能够在政治决策中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新的人事任命方面 c:18
在那个时期，传达下来的总书记的观点和立场通常并不是来自总书记本人，而是来自那些对总书记施加影响的人。 c:14
尽管这些都是重要的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但政治局并没有进行讨论、交换意见或争论。在我的记忆中，计划和预算草案没有一次被退回去重新起草。说实话，这一切充斥着表面文章和自我欺骗。 c:14
赫鲁晓夫在后期对党和经济管理所进行的混乱改革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他希望削弱党和国家行政系统的无限权力。行政系统不喜欢这样的领导人，于是他被废黜了。 c:27
然而，评价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关键之处是其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它紧抓着旧的教条和思想不放，否认科学技术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生活条件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人的活动以及地区、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而这标志着一种新文明的诞生。这为我国的变革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已经走入死胡同，注定会处于落后状态并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c:23
领导层缺乏流动性和年事已高被视为勃列日涅夫的最大成就，是他一手造就了这样一个睿智的、极为能干和有凝聚力的政治领导集体。 c:15
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时间加在一起是850天 c:15
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关于思想的战斗绝对不能导致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冲突。 c:14
党的官员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官员对于最高学位的追崇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流行病。有不少党的工作人员通过诚实的能力获得学位，但还有更多的人通过他们的政府官位得到学位。一些官员将学位视为他们职业生涯出现变数的安全阀，这样他们就能从容地退居研究所和大学的管理岗位。 c:37
我国的预算存有巨大赤字。因此必须经常从个人存款中借债和增加国内债务来弥补。官方的预算报告总是吹嘘拥有预算盈余和支出平衡。 c:23
列宁公开承认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他认为重要的是公开承认政策的缺陷，因为过去的错误能够通过新的政策来弥补。如果不从旧政策中汲取教训就不能提出新政策。 c:19
今天的农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不能在任何国家存在下去。我们的农业贷款有好几百亿，美国有好几千亿。这就是原因。顺便说一句，我们通过出口粮食来弥补成本。” c:32
没有可持续的、技术先进的农业部门，就没有国民经济的稳定。 c:17
阿列克谢·柯西金，1980年年底去世；米哈伊尔·苏斯洛夫，1982年1月去世；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去世；阿维德·佩尔谢，1983年5月去世；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去世；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1984年12月去世；契尔年科，1985年3月去世。 c:13
人们经常问我：改革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我的回答是，改革破灭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扼杀了。但改革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改革战略被旨在摧毁苏联政府、经济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战略所取代。这是在瞬间发生的变故，让国家发展倒退至少十年。 c:25
改革的主旨是要克服极权主义并向自由民主迈进。改革必须应对这些痼疾和受到其感染的社会。 c:22
内战和政治论战促使布尔什维克掌握权力，使用强势手段进行治理。党和国家的官僚化就发源于此。 c:12
我的信条是社会应当被改造为自由、人道和民主的社会，应当以人民自己的行动和意识为基础，而不是以强制力为基础 c:31
人们在沿着改革和渐进发展的道路前进时，能够利用自由带来的益处。选择剧变就会导致混乱、破坏，还常常会出现新的不自由。 c:20
我们需要打碎顽固和强大的命令式行政体制。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在生活的所有方面注入新生力量。我们需要给予人们自由。这就是国家需要政治改革措施的原因。 c:11
政治局继续讨论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汇总各种各样的说法，主要原因是庞大的政党和政府机器已经成为改革和各种变革的巨大障碍。 c:19
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改革，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就不能开始民主进程。” c:15
“言论自由总是充满了危险，因为善的自由总是与恶的自由如影相随。” c:30
正如许多人一样，我没有办法在学生时代读完所有这些作品。我们这一代被剥夺了精神感知力，只能进食官方意识形态的贫乏食物，被夺走了比较和对比不同哲学思想和做出自己的选择的机会。 c:21
整个体系都弥漫着奴性、谄媚、宗派主义、打击异己、文过饰非和领导者中的私人和裙带关系。” c:14
正如上文所言，切尔诺贝利暴露了我国的许多病灶：隐瞒灾难和负面事件、无责任感、粗心大意、工作懈怠和酗酒成风。然而，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会通过使用行政压力、纪律或严厉措施就得到解决。 c:16
爱因斯坦最早表示在核武器时代，人类需要一种新思维。人性不再永恒。人类价值观和利益成为维持地球上生命的首选。 c:29
但如果说我们将这些国家给了什么人的话，那就是给了这些国家的人民。 c:16
这就是我国的外交风格，至少是外交部一些部级干部的风格。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显示强硬，即使是根据政治或实际理由需要采取另外的做法也不予理会。 c:14
我们害怕抗议行动，但最终造成了更多的抗议行动，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 c:19
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改革，所有人都支持改革，但他们提出半心半意、模糊不清的决议案，为回到过去留下余地。 c:13
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改革，但不能停留在造成社会走下坡路和扼杀人们创新精神和热情的框架之内。 c:15
改革进程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扑灭了人们最初的热情，许多人只是满足于对现存制度做化妆式的调整。 c:13
基本上，我们所说的是要确保由一个大权独揽的政府，非暴力地、和平地过渡到真正权力属于人民和苏维埃的政府，而根据《宪法》，掌握权力的就应当是人民和苏维埃政府。 c:15
人们不应当依据改革无法完成或尚未完成的方面来对改革做出判断，而是应当依据改革对俄罗斯数世纪之久的历史造成的转向规模，及其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来对改革做出判断。 c:13
改革废除了意识形态的垄断，纠正了斯大林主义，终止了政治和思想压制。数十万无辜的受迫害者获得彻底平反。 c:14
我们改革苏联的时间过晚，转变为现代民主政党的时间过晚。这就是我们犯下的两个最大的错误。 c:26
改革是作为两个历史极端之间的选择：一个是自私的基于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改革是自发的，同时又是有意识和目的性的运动，旨在综合两个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佳特色 c:16
事实上，历史本身在做出选择，历史是人民和社会的历史。 c:17
我认为要是没有自由的价值观，没有政治和生活中的公正理想，没有团结和公认的道德原则，那么任何社会都将会成为极权主义社会或威权主义社会。 c:27
我没有为了权力而去争夺权力，也没有不顾一切地将我的意志强加于人。 c: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