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 陆威仪 罗威廉 迪特·库恩 - 历史榜-中国史
本《哈佛中国史》六卷本丛书，由国际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领衔主编，集结罗威廉、陆威仪和迪特·库恩三位知名汉学家，萃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全新的中国史研究成果，以全球史视野、多学科学识颠覆传统中国史叙述模式，倾十年之功写就，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非常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20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时间缩短（把神话传说从历史中驱逐出去）；二是空间放大（超越传统中国疆域并涉及周边）；三是史料增多（不仅仅是新发现，也包括历史观念变化后更多史料进入历史视野）；四是问题复杂（分析历史的问题意识、评价立场、观察角度的多元化）。 c:789
通过内部的同质化，通过外部的“他者”塑造“我者”意识，形成国族的自我认同，于是有了明晰的“中国”。 c:663
中国学者撰写的各种通史，大体都是一根主线（政治与事件）、若干支流（社会经济、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历史主线与各种支流在书中所占的比重大体固定 c:332
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中国社会解体，重新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更好地积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c:170
哥伦布的目的不是外交或探险而是经济利益，而郑和的目的是外交，即“不是一个为了在海上发现新世界的职业探险家，而是一个皇室仆人为了达成一个僭位称帝者的迫切心愿——获得外交承认” c:263
任何一套通史著作，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是通史著作被不断重写的意义所在，历史不可能终结于某一次写作。 c:99
现代中国将如何维持这个多民族国家，如何解决蒙古人、满人、藏人、穆斯林的分离主义趋向？ c:122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c:743
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 c:218
本书将就这个古典时代的5个主要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它们是：（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c:727
地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不只是研究地表形态、河道或土壤类型，还研究人类塑造地理环境和被其所塑造的方式，以及它们在空间中相互影响的方式。 c:510
这种对军事和秩序的认同，以及发动整个社会致力于军事征服，是战国时代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建立的基础。商鞅变法彻底终结了周朝的礼制社会，也终结了半独立城邦中的血缘家族，这些家族依靠手中的武装和宗教崇拜力量，从所控制的农村抽取生存物资。 c:281
简言之，秦国崛起后获得对诸国的支配地位，并且能最终成功地缔造一个统一的帝国，依靠的是两个方面的发展。第一，在商鞅的领导下，秦国的改革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这很能体现战国时期的特征。这些改革把国家所有成年男子统计在册，发动他们服兵役，缴纳赋税。虽然所有诸侯国都在备战，但只有秦把这种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层面，使整个国家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致力于发动和支持国家的武力征服。第二，通过范睢的改革，秦国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到了统治者个人手里，这在诸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各国的分封官员和皇室宗族忙于分裂政府权威时，秦国却把权力集于统治者一人之手。 c:311
有关秦国野蛮、落后和异类的文化评述，可以简单看成是在秦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后出现的一场反秦辩论。 c:58
国家必须通过进攻敌国的方式来消耗国内人民的能量，如果不这样做，将导致人民道德败坏和好逸恶劳的滋生。国家要想保持秩序，人民就必须变得弱小，而只有持续地把他们的财富和力量用于战争之中，才能使他们一直弱小下去。 c:287
尽管秦朝宣称在一个已经彻底改变的世界里创造了一个新的开始，但它仍旧沿用了战国时期的基本制度，试图用他们过去征服诸国时所采用的方法来统治一个统一后的帝国。 c:95
秦政府深信一个统一的帝国需要一个统一的信念，它力图通过减少人们和书籍的联系，来控制政治思想的统一，但并没有对书籍进行系统的毁灭。最终的灾难发生在公元前206年，当项羽军队攻入咸阳、劫掠秦宫时，把秦朝的皇家藏书付之一炬，夷为平地。 c:355
汉代之所以能够国祚长久，得益于它善于通过摸索或者以渐进的方式变通秦的举措，而且经常颇不情愿地采用一些新的控制手段。 c:175
汉朝虽然是秦的继承者，却需要与第一个王朝的崩溃划清界限。然而，汉朝一方面吸取了秦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在批判它，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汉朝放弃了对秦国制度的批判，而采取了对秦始皇本人的丑化。 c:166
秦国的城市是人世间最大型的建筑之一，这里是一流工艺品的陈列所，是人类根据理想社会和宇宙的想象来塑造的空间。 c:46
在战国以前，中国的城市都是为宗教和政治而存在，居住的都是贵族及其附庸者。 c:87
在古罗马、中世纪欧洲或印度，当地的统治者都经常出现在他的公众面前，接受臣民们的献礼，并且公开地主持公道以彰显皇家礼制。中国的皇帝则与此不同，他通过隐秘和不可捉摸来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c:222
早期的历史记载证明，在市场中啸聚的暴民和年轻人在社会安定时期只是单纯的不法分子，但在王朝更替的混乱时期，他们就起了重要作用。 c:143
即使是合法的居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也会对国家构成威胁，因为他们可能创造出建立在财富等级之上的新的层级制度，这对处境悲惨的农村人口有着极大的诱惑，吸引他们放弃主业，到城市寻找机会。 c:44
这种地理上有意切断与故乡联系的做法是创建帝国文明的第一步，因为帝国文明的特征之一就是消除乡土依附。 c:135
汉武帝统治时期，赵国推行了一种新的农业方法——“代田法”。庄稼地里的沟渠“圳畎”被加宽，种子播种在圳畎底部，而不再是垅上。在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垅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圳畎中，禾苗根系就可以培壅得很发达，夏天时可耐干旱。到了仲夏时节，垅上的土已经削平，圳垅已经相齐。翌年，圳畎和垅的位置就颠倒过来（因故名之曰“代田”），这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土壤肥力，减少施肥的需要或者抛荒。自此就避免了过去把种子播在垅顶部，结果被风刮走的情况，土壤中的水分也更容易得到保存。耕牛的使用则使得与以往相同的劳力可以耕种更大面积的土地。 c:48
虽然在理论上，一群贫穷农民可以集资购买耕牛和铁犁，但是因为所有权、饲养牲口和维护工具的责任等问题的存在，农民集资购买和使用工具在现实中并不可行。因此，富裕农民或者地主在生产力方面就比他们周围贫穷的农民享有更大的优势，贫穷农民每年使用木制工具手工操作，和富农、地主的差距越来越大，有时无法避免地会遇到农业歉收年份，他们几乎就挣扎在死亡线上。 c:78
地区一般分为乡镇（乡），乡镇又被分为亭（其长官负责地方治安），亭又被分为村庄或者“里”（在城市，“里”也表示行政区）。所有这些组织都拥有由地方任命的、半官方的地方领袖，最低一级的是村上的里魁。 c:41
公婆和儿媳之间的争吵毫无疑问是汉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在当时诗歌中有所反映，也被汉代一本有关医疗灵“方”的书证实，这本书出土于马王堆汉墓，里面有预防婆媳矛盾的一道符咒。 c:99
豪强大族都是诸如樊氏、阴氏这类家族，他们主要通过在政府谋职、贸易，或者囤积土地的方式来积攒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来树立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力。 c:53
正如同疏广所说，财富只有在流动过程中才有价值。如果一味地把它贮藏起来，它就会毒害家庭和乡村，但是当它被疏散时，它就把潜在的敌人化为了盟友和依靠者。 c:160
在兄弟姐妹间分配家产，通过联姻形成纽带，通过宴饮或慈善活动仗义疏财，求师访友形成师生网络，以及垄断地方崇拜的领袖地位，以上所有活动都使依附于某一个豪强大族的家庭数量剧增，也最大地提高了豪强大族可以控制的民众数量。为了增加财富、提高权势，宗族势力——和国家一样——努力积累民众数量，而不是土地或金钱。 c:147
一个普通人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定义，也是从一系列对异族，特别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体系化的对抗中被总结出来的。 c:65
匈奴国家的这两种模式——经济依赖于中华帝国，军事上对付中华帝国——并非是完全相互排斥的。 c:65
“和亲”政策的失败是因为它所依靠的权力结构在匈奴并不存在。 c:98
因而，在公元前1世纪这个阶段，中国军队开始由农民募兵转化为一支以职业军人、游牧民以及刑徒构成的军队。 c:91
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这标志着汉朝军事成就达到顶峰。 c:71
这些事实说明，在汉朝末年，游牧民附属国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c:64
汉朝对来自遥远地区的珍稀宝物的沉迷根源于这样一种思想：皇帝权力大小的衡量标准取决于他能否把人民及其地方产品引到朝廷。地区距离朝廷越遥远，敬献来的物品越稀奇，那么皇帝的影响力就越大。 c:123
对异域的崇拜起源于政治和宗教生活，到了汉代则向汉代上流社会甚至普通人群传播。到了东汉时期，来自异域的物品使中国每个阶层的人都深为着迷。 c:54
秦国特别制定了税收政策来鼓励大家庭的分家析产，把核心家庭建成为社会最基层的单位。 c:68
为了维护亡夫的父系宗法，一位妇女被迫选择杀死亲生儿子，而人们却为此欢呼雀跃。这个故事申诉着“公义”和“私爱”之间的矛盾，令人心寒，在这里，道德体系彻底地按照男性之间的传递来划定亲缘纽带。 c:89
皇权被不止一层而是层层城墙环卫：城市设施、皇宫区、宫殿、法庭，最后是内宫。道路在每道门口都有禁卫，越靠近建筑中心，有资格进去的人就越少。能往神圣的宫廷中心每走近一步，就意味着更多的权力和尊荣，这就是帝国的气质特征。 c:74
秦律则规定，杀死身体残疾的儿童是合法的。 c:49
东汉时期绝大多数时间的政治史都充斥着宦官集团和皇室姻亲之间的斗争，他们想方设法控制“内廷”，因为那里才是真正的权威所在。 c:26
断代史家的传记也证明，东汉时期很少有人能够不出身名门而身至荣显。 c:45
宗教行为大多数是为了控制这两个领域的人口流动和影响：确保去世的人离开人世，不要再返回人间，同时引导能量、祝福或信息的流动，在神灵和人类之间联系的合法的联结点上使它们返回人世。 c:88
有形领域和无形领域之间的第二个联结方式是灵媒（spirit intermediaries）。 c:66
可视界和不可视界也会在山巅之上、高楼之上，或者大地的东方或西方的尽头相遇。 c:49
所有这些占卜模式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时间不是一种持续、同质的介质，而是一个多变的进程，其中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性质，因而也就适合于某种特定的活动。[8] c:88
这些主宰方位的神，每个都以同其方位相联系的颜色命名：东方为青，南方为赤，中间为黄，西方为白，北方为黑。 c:88
公元1世纪末，墓葬应该成为住宅居所的复制品这种观念如此流行，以至于王充提出了一个颇为夸张的问题：“宅与墓何别？”[21]这意味着任何人都知道这二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 c:22
庙坛仍旧是祖先崇拜最重要的地点，因为它是父系制最关键的仪式举办地点，而墓地则只是为个人或者家庭所保留。 c:44
普通民众的宗教行为只有当其威胁到朝廷政权时才会进入历史记录之中。 c:42
在西汉末期，经学——表现为“六经”（《诗》《书》《礼》《乐》《易》和《春秋》）这些周代文献遗产——开始成为汉帝国理念的无所不包的文本体现。 c:84
战国晚期的智识生活出现了一个重要发展，那就是一种占绝对优势的文本种类的建立，这种文本被称为“经”。通过对其进行注释，又形成了所谓的“传”。 c:76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模式是，一位相或者王召集一帮来自互为竞争的不同学派的学者，把他们不同的立场综合为一种和谐的整体学说。该模式回应着以下思想：知识的统一应该对应着帝国地理形势上的统一，这是帝国早期编纂活动的主要目的。 c:82
《吕氏春秋》由三部分组成：“十二纪”“八览”以及“六论”。 c:34
如果缺少宇宙统治者，缺少他制定的所有规则、度量、判断标准或理念，都会导致混乱和战争。[13] c:29
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帝统”，它从未间断地从黄帝传到了他自己这个时代的皇帝——汉武帝。在战国时期的大辩论中形成、作为知识领域统一基础的唯一君主的理念，在这里表现为一种统一的历史原则。[15] c:44
把学术与政治机构相联系，既反映出学术权威和政治权威的平衡，也反映出将破裂的世界修复为一个整体的理想。 c:65
诗歌和历史，实际上所有形式的创作，都只能置于由国家经典所建立的这个知识世界中进行解读，这种经典也就是人们所理解的汉代帝国的文本形式。 c:31
在古代中国，法律是一个多变的词汇，与生活的很多方面联系在一起。它是和宗教信仰、宗教行为紧密相连的一套权威主张，是国家借此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社会的一系列法则，是确保长者权威的一套延伸的家族结构，是一种语言形式，是一种职业类型，是一种把某些不利的人口因素驱赶到边疆前线的方式，也是一种招募劳力为国家服役的渠道。 c:98
这类“盟誓”通过在参加者的嘴唇上涂抹祭物（牺牲）的鲜血或者坑埋“牺牲”的方式把它们送到神灵的世界，被广泛运用于城邦或者宗族之间的结盟。 c:31
官员就像导管一样，他向朝廷传送他的忠诚，把朝廷的决策传输到边境，丝毫不夹杂自己的意愿或想法。 c:53
早期中华帝国法律和宗教的联系造成了政府行为和天地、自然的一致。比如，法律规定死刑只能在秋季进行，因为这个季节是腐败和死亡的时间。 c:95
通过集体连带责任制和互相监控，国家希望塑造它的人民，使之能够主动地执行上级下达的法律指令。 c:57
在周代，姓是一种贵族特权，但是在战国时期，姓被扩大到普通家庭。于是，“百姓”这个过去用来指代“贵族”的术语，开始意指“普通人”。 c:105
正如詹姆斯·博伊德·怀特（James Boyd White）详细论述的那样，法律不只是一个规则和刑罚的体系，还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和修辞。法律体系产生了它们自己的技术词汇和语法，精于此道是参与法律事务的关键。 c:56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仪不兴，礼仪不兴则百姓手足无措。 c:80
把《春秋》一书和“孔子是一位法官”的这种设想联系在一起，其意味是颇为深长的。法律、宗教信仰和政府都是这样一类空间：语言在其中是一种表演性的成分。 c:49
司马迁的批判基础之一，就是法律是一种野蛮的语言，它给那些人以权力，他们掌握了它的变化和微妙之处，但就像他或者其他人看到的那样，它并没有总是取得正义。 c:58
汉律通常被认为是将公元前200年的秦律极大地简化之后而形成的，到了公元1世纪晚期，它却膨胀到多达成千上万个条款，超过700万字的内容。 c:32
早期帝国主要使用三种刑罚措施：死刑、肉刑，以及劳役。监禁本身不是一种刑罚，而是一种在司法过程中扣留嫌犯和保留证据的方式。 c:43
中国历史的本土叙述聚焦于统一与军事统治的时代，由是，汉朝终结于宗教起义和地方军阀之手后的四个世纪的历史较少被关注。 c:29
最后一个地理上的重新定义发生在中国文化自身上：家庭与国家之间社会空间的形成。 c:74
汉朝的政策是将游牧部落重新安置于国境之内，将他们编入远征军。这使得黄河流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族与非汉族文化的交融，也同样推动了第一次向南方移民的潮流。数以百万计的汉人，大多数是农民，在汉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向南方迁徙。 c:65
大规模的、由政府主导的、基于堤防建设的治水，与小规模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基于水井建设的灌溉相结合，造就中国北方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基于小农经济之上的中央集权机构。 c:128
大地主，而非国家，在建立排水和灌溉工程时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小农则要依赖他们的保护。 c:53
汉代文人将注意力集中在都城而不是那些边缘地区，他们所形成的世界观，要么否定地域文化，要么将它们缩减为都城文化的附属品。 c:43
一次重大的文学革命标志着汉朝的瓦解——抒情诗的爆发式发展。 c:38
骈文，与音乐和书法（包括那次由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组织的兰亭集会）一起，成为高门士族间用以交往的“通用语”。 c:36
先前被忽视的或被当作野蛮人证据的地方特色和古怪之处，都成为热切研究的对象，也成为自我定义的一种形式。 c:35
乡间远足的兴起，包括抒情诗和山水画的风行，都与一种隐士般的审美观的诞生紧密相连。这种审美观重新定义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表现各地的特色。 c:52
在南北朝，群山不再仅仅是世家大族聚集在一起创作诗歌、塑造精英生活方式的隐逸之所，同时也是高门士族与王朝君主们汲取精神力量的神圣之所。 c:47
一旦某个地方在诗歌或故事中被提及、被纪念，它便拥有了自己的文化生命。 c:43
首先，入仕有赖于察举制，实施这一制度导致的结果是，相对于能力，家族的财富与声望更被看重。 c:70
清议运动非常著名，因为这是最早的、举国上下的精英组织抵抗朝廷权力的例子。 c:66
私人编撰的、全国各地杰出人物的传记合辑，是地方精英自我意识觉醒的另一个标志。 c:65
这种军事权力从社会权威中分离出来的现象，成为南北朝政治史的决定性特征。 c:60
首先，他认为才能和性情是隐性的，只有拥有超凡洞察力的人才能发现。 c:39
黑格尔学派认为，中国的国家“吞噬了市民社会”，以致在朝廷做官成为唯一被尊重的职业选择。 c:48
然而，与罗马帝国衰亡后的欧洲世界不同，经过短暂的蛮人王朝之后，国家没有全线崩溃，也没有陷入地方封建领主的军事纷争中。 c:44
曹魏的这些创新——一支世袭性的军队以及大量租借给佃农并从中收取赋税的国有土地——成为南北朝时期军事王朝的支柱。这一时期的其他政权都依赖类似的组织形式来维持权力，制衡地方上的豪门望族。 c:60
装备两个马镫的人像最早出现在公元322年，而最早的真正的马镫是在415年的墓葬中发现的。 c:27
420年刘宋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南朝历史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 c:52
这反映出了国家在概念上的转变：从一个古老的、基于祖先崇拜的、贵族统治的神权国家，变为以君权为绝对中心的、划分疆域的国家，再变成一个以经典文献为基础的、面向世界的帝国。 c:114
南北城市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c:19
因此，这本书针对的读者明显是那些大地主，而非独立的小农户。 c:18
公元485年，孝文帝在中国史上首次颁布了均田令，把类似数量的露田均量分给农民。 c:40
北方都有相对朴素和军事化的传统，南方却一直强调文化和个人才智。 c:58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游牧政权需要建起一个文官体系，能执行日常行政事务，并从牧民那里征收固定的赋税。 c:28
439年，通过征服统治河西走廊的凉国，拓跋魏王朝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重新统一。 c:26
所有的中国王朝都是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从东汉起，外族军队及其文化便成为这种力量的基础，并且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中华”帝国从来就不完全是“华人”的。 c:80
清明节的出现意味着通过共同祭祀遥远的祖先，远亲们逐渐形成自我意识，并成为有组织的父系家族中的成员。 c:24
学习对于家族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南北朝时期精英们的普遍观念。 c:48
族谱成为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基本决定因素，也是亲属结构的决定因素。 c:38
家族谱系的这种构建方法是九品中正制在社会中的一种运用。 c:34
佛教是东汉时期由中亚与东南亚商人带入的外来信仰。 c:42
道教的第三个根基源于这样一个信念：死后的世界也是由天上的一个官僚机构所统治，拥有类似于早期帝国的政治体系。 c:43
开始于2世纪的道教最初是期待世界末日来临之际的大反叛，但是到了6世纪早期，它已经转变为哲学化的宗教，迎合精英的世界观与国家的需求。 c:62
只有在南北朝，佛教的形而上学观念以及教义信条才被中国的精英所承认与欣赏。 c:23
竹林七贤并非靠其思想方面的成就，而是凭借这种生活方式成为许多南方精英的榜样。 c:29
北方的乐府诗，作于非汉人统治的军事王朝，强调雄壮的英雄主义，叙事多和军事有关。 c:19
曹丕认为文学不是为道德服务，而是人类活动的最高形式，是衡量一个人人生的首要方式： c:26
“志怪”一向被看作中国小说的源头，但是那些写“志怪”的人却认为他们是在进行纪实写作，而且这种写作是三种经典纪实模式的扩展：宇宙论、预兆记录、史学。 c:37
沿袭的南北朝的制度包括：均田制，即最后的对国有土地进行规范的制度；府兵，即世袭军衔的最后一种形式；征收粮食税和布税；国家支持的制度化的道教与佛教；与自汉代出现的、东方与南方更加偏远疆域的正常外交关系；非汉族可参与朝堂政事，因为隋唐两朝的皇室均与汉人以外的民族有大量的通婚。 c:37
隋朝第一个重大改革是废除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曾多次为追求官职的世家大族提供便利。 c:43
唐帝国的疆域之大仅次于清王朝，是一个通过宗教、文字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东亚世界的中心。 c:36
向中华帝国晚期体制转变的第三个要素是唐朝商人重构了和外部世界的贸易关系。 c:49
城市里增长的贸易活动和商业化促成唐代第四个转变，即重要的文学新流派的出现。 c:42
西汉继续用关中本位的方式建造帝国的基础设施。当关中的农产品最终被证明不足以满足朝廷的需要时，汉朝政府就从东北部地区更富饶的下游冲积平原漕运谷物到首都。这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首次明确地分离。 c:70
在朝廷和藩镇间围绕这种稀缺资源而进行的斗争成为理解9世纪政治的关键。 c:60
蜀客多积货，边人易封侯。 c:20
除了扩展跨地域的交通和贸易网络，唐朝建立了一个快速的邮驿系统，沿道路十里一站，总共拥有1297个驿站。 c:39
唐朝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南方稳步成为中国经济与人口的中心。 c:37
唐朝在西北地区建立，及此后逐步扩张，这是关中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成为帝国的龙兴之地。 c:50
756—763年间的“安史之乱”既是以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调制为标志的唐朝早期制度架构解体导致的结果，也是促使其彻底瓦解的原因。 c:78
肃宗和代宗，尤其是后者统治的另一个标志性特点是宦官权力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c:48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试图把税收建立在实际个人财产的基础上。 c:45
中国在西部的衰落因为与南诏的联盟而扭转。 c:17
唐朝大部分时间里，在都城之外担任官职，即使是重要职位，也被认为是一种放逐。 c:41
节度使最大的影响不在于控制赋税，而是由军人开启的地方权力和招募官员的新模式。从唐朝后半期开始，贯穿五代（907—960），到宋朝开国为止，最重要的发展变化是军事职业生涯成为晋升到地方统治层的主要途径。 c:78
新的财政体制成为中国地方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北方的税收主要来自户部管理的两税法，而南方的税收主要来自由盐铁使在南方专卖食盐的收入。 c:39
里坊制和官设市场在11世纪就完全消失了，城市贸易沿着大街大规模开展起来，街边建筑物都成了商人住宅和商店。 c:34
均田制的第一个局限性在于，它只能在某些特定地区实施。 c:28
茶是唯一一种起源于中国并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作物。 c:61
可以说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和国际化的时代。 c:44
汉朝以后占领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带来了具有游牧民族特性的男女平等。 c:30
无论是社会影响还是思想的声望，道教和佛教在唐代都达到了在中华帝国范围内的顶峰。 c:37
从一开始，上层就把佛教作为一种精神控制武器。 c:21
在隋唐时代，佛教最终分为了四个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 c:45
散文创作背后的理念是：文学风格是哲学思想和道德秩序的基础，因此相较于其他任何作品而言，散文更清晰地体现了唐代的一种特殊景象，其中文学、思想和政治难以分割地纠缠在一起。 c:18
881年黄巢率军攻入长安，这不仅终结了唐帝国政权苟延残喘的局面，也终结了长安千年来作为重要战略中心和首都的地位。 c:38
在中国历史记录中，从以家世为标准到以才能为标准的转变，经常被描述为从唐到宋的变革的核心内容，但事实上这种转变在唐朝就开始了。 c:50
对儒家来说，一个人在文化上被同化的程度决定了他是被看作中国人还是蛮夷。 c:60
但就繁荣程度而言，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 c:109
宪宗之后，再也没有一位继任皇帝拥有足够的权力去平衡朝廷官员、藩镇节度使和宦官之间的复杂关系。 c:31
960年，当宋朝建立时，原先30336座寺院只有2694座经历了灭佛运动而幸存下来。 c:56
取自佛寺地产的收入充实了特权阶级和皇帝的金库，却没有使衰弱的唐朝经济稳定下来，也没有缓解日渐加重的财政危机。 c:21
长安在904年的损毁以及其在907年降级成为一个军府，不仅意味着唐王朝首都的事实毁灭，也意味着作为数代王朝首都的一座千年古都消失了。 c:46
他们的领地被统称作“十国”，这是按公元前1000年时周朝出现的地方性政权而命名的。 c:16
五代在今天是指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7）、后周（951—960）。 c:43
1005年，契丹与宋朝签订“澶渊之盟”，为辽宋之间的和平奠定了基础，而他的历史名望成了盟约的保证。 c:36
宋太祖（意为宋朝的始祖）赵匡胤以“宋”命名他的新王朝，是因为他在夺权之前被分封在今河南省，而其封地古称即为宋。 c:42
范仲淹的个人缺点是众所周知的，容易被他的反对者利用。范仲淹顽固，自以为是，并且辱骂同僚，在某些情况下没有人——甚至包括皇帝——能逃脱被他批评。 c:45
保守派官员司马光和苏轼认为，只要复兴儒家理念就可以让社会发生必要的变化。 c:26
王安石提议将百姓住户每十户组成一个单元，称作一保。有一到两名健壮男性的住户都要出一名壮丁作为保丁。五保组成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弓和弩由政府提供，农民们在农闲时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在和平时期，这一整套体制将作为维护治安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这个制度在百姓中同时发挥着相互监视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 c:34
11世纪，有五位先驱人物为儒家哲学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他们是邵雍、周敦颐、张载及程颐、程颢兄弟。这些人都是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或文学家，尽管他们的成就与发生在其周围的政治斗争不无关系。 c:52
程氏兄弟是张载的表侄，周敦颐的弟子，邵雍的朋友 c:22
朱熹对儒学的三个新概念有一定的了解：万事万物的原则，即理；对事物或事物内在之理的理解，即格物；对诚信的执着和践行，即诚。 c:70
《四书章句集注》的编撰成功，是朱熹对宋代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贡献。 c:20
宋朝宣称自己是中华文明唯一合法的继承者，这需要有强大的意识形态进行支持，而朱熹对儒学的重新解释完满地适应了这个要求。 c:25
唯一被引入中国后由男变为女的印度神是被称作“Avalokitesvara”（中国译为观世音）的菩萨，中文之意为“观世间之音者”，也称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者。 c:49
出家人数之所以超常增加，原因很可能是他们享有赋税优惠和免除劳役的待遇。 c:17
但我们必须明白，从根本上来讲，科举制度的主要目的并非旨在帮助聪慧的寒门子弟向上流动，因此与其说科举制度是社会工程中的一个精英工具，不如说它其实是被设计出来以确保社会上层垄断地位的一个制度。 c:85
对任何一个教育制度的最终检测，一是看它如何为学生做好准备，以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需求，二是看它如何在平常乃至艰难的环境下有效地实现这个任务，三是要看它在面对挑战时如何进行创新。 c:72
苏轼所建立的有影响的文学团体“苏门四学士”，由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组成。 c:25
几个世纪后，在重商的欧洲，中国缫丝机和纺纱机的所有技术特点都被吸收进了意大利丝织业和英国棉织业的生产工艺里，这些工艺成为欧洲工业革命的机械基础。 c:43
宋代的纸币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在一国国民经济中使用的纸质货币币制。 c:40
定窑、汝窑、钧窑、官窑、哥窑等宋代五大名窑出产的陶瓷应用了新的制作工艺，质量好，种类多，一般人买得起。 c:31
四川人因为一生只洗两次澡而出名——出生后一次，死后一次。 c:30
唐代的诗人没有提到过缠足。这种使身体致残的做法好像是从宋代上流社会开始的，随后流传到所有良家女子。 c:50
宋代社会的货币化，特别是纸币的使用，使投资者从先前对耕地的严重依赖中解脱出来，并促进了城镇商业的快速发展。 c:35
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中国社会解体，重新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更好地积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c:70
朱元璋把忽必烈汗当作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来崇拜，他渴望像后者那样，让天下以一己之意志为转移。正是这两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元明两朝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的形态，也左右了中国其后的走向。在他们之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人物，直到20世纪毛泽东的崛起。 c:57
忽必烈汗迁都北京正值小冰河期的开始；1368年，元朝衰亡，处于小冰河期第一阶段的极寒期；1644年，明朝灭亡，正值这400年历史上记载的最漫长的严寒期的尾声。 c:62
忽必烈请来回族建筑师亦黑迭儿丁（Yeheitie’er）为他设计这座新都城，其规模之宏伟是前所未有的，并结合了蒙古的军事部署要素与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其结果是蒙汉杂糅的，与宋代建筑风格迥异，却在后世被逐渐认作典型的“中国式”。 c:46
元代农村课税实行的是“买扑”制，设定税额并由个人包下某一地区的征税权，在交纳规定数额给政府后，剩余征税收入均归包税人所有，这项收入有时相当可观。 c:38
礼治对国家而言是重要的，但礼要靠个人、家族和整个社会共同遵守，做到各安其位、各行其是。 c:18
世间一切，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c:16
蒙元通过强调种族区隔来贯彻秩序；清朝则更愿意标榜多民族统一。 c:15
能统治这个史无前例的广大帝国近300年之久，是由于清朝在其全盛时期发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与沟通体系。而能同时养活史无前例的众多人口，则是因为其生产力水平不仅远迈前代，其经济管理的体制可能也较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有野心，也更有效 c:75
清朝有意识地将自己视为一个普世帝国、多民族的政体，而前明的属地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显然是最核心且经济上最有生产力的一部分。 c:22
帝制时期中国任何朝代成功建立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在地方士绅与中央官僚间进行结盟。 c:68
中华帝国可远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始皇，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说明了中国可以被征服，但不会永远分裂。中国内部似乎有某种重新自我导向的机制，在经历一段分崩离析的时代后，随即紧接着更长久的整合统一。 c:67
清朝幸运地拥有三位非常能干、勤奋且长寿（这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其中两位在位时间均超过60年）的君主，分别为康熙、雍正与乾隆。 c:25
盛清思想计划的高峰是起始于乾隆皇帝1772年2月的谕旨，历经10多年编纂而成的《四库全书》。 c:26
第二次商业革命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都市化。 c:17
西方促成工业革命的特殊之处，不是过去“进步”的累积，也非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心态，而是一连串特定的历史“偶然”（contingencies），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欧洲借由利用非洲的奴隶去开发新大陆。 c:32
世纪之交的清帝国危机，是三个同时发生的困境所造成的“完美风暴”：西方扩张的外来冲击、由长期社会经济问题累积而成的长期危机，以及与我们熟悉的朝代循环模式相关的严重政府失能。 c:79
人口问题的一个自然结果可称之为“人才过剩”，许多现今发展中国家熟悉的一个困境，其中教育系统产生人才的速度，大于经济或政治系统所能提供的称意职缺。这是盛世中的真正危机。 c:73
除了长期人口压力和失业的担忧之外，还有与朝代衰落相关且众所周知的问题，就是皇帝意志力和监督的失败、官僚的道德及进取心的丧失，以及腐败和乱政。 c:44
具有讽刺意味且有违常理的是，在19世纪最后5年和20世纪前10年中，西方掠夺清朝时前所未有的凶猛攻击，并非来自西方的自信，而是恰恰相反。 c:42
清朝的人民此时更想成为“中国人”，在《马关条约》之后的5年间被以新的形式唤起参加激烈的政治行动，这类行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由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第二种是由下而上的排外主义式群众反抗；第三种则是革命。 c:40
直到革命大致属“既成事实”，许多人追认孙中山，且几乎只有他一人具有长期革命系谱上的正统性，以及相对完整的革命愿景，特别是他在外国人中有足够的声望，来阻止清政权垮台之际外国势力的伺机侵略。事后来看，他似乎是偶像般的革命领袖。 c:54
1910年2月12日，在清朝官员的内部争论中，一支装备步枪的新军，在蒙古旗人[54]联豫的率领下攻占拉萨，解散了西藏政府，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 c:37
一场革命需要三个条件：意识形态、组织及机会。 c:97
公历1912年1月1日被定为新的中华民国之开国纪念日。同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正式退位之时，不只是大清王朝，历时2000年之久的帝国也于此告终。 c:35
清帝国长久的政治特征之一，是拥有较其社会与经济规模来得小的正式国家机器。在这种省钱政府的制度底下，许多表面上似乎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转包给了当地精英（绅衿、村庄领袖、地方武力领导与商业上的牙人）或团体（宗族、村庄、行会）。 c: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