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 Miao Yu | 于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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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 Miao Yu | 于淼

https://yufree.cn/cn/2024/03/17/oral-history/

[XiangyunHuang]

每个人都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个都不能少。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写进历史的，那些不知不觉和后知后觉的人是不行的，先知先觉的人当中有些确实写入历史了。我记得我看过高华教授的一个视频《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治理》，他根据12本小人物的自述/回忆录（非文学性的），天南海北、沿海内陆的都有，这些书是自费的，作者买了书号，印了少量的，算是小知识分子（要是不识字就没法写书了），搞了一个研究和分析。在大多数人（特别是历史学家）关注大人物的时候，高华教授关照小人物，讲述那个时代转换之际，小人物是怎么活的。小人物碰到不可抗拒的时代力量，不可避免的就被踩到烂泥里去了，没有办法的。我看完之后，给我两个字「释然」，无能为力。

某人贫农，十八岁下学后...然后四八年就彻底被解放了。

尽管是为了生存的迫不得已，但你文中的这个例子应该要归入历史关系比较复杂的一类了。这类人不太容易安全渡过 WG，WG 是阶级斗争中的最高阶段，那时候追求不断纯化的新世界（要在新世界里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所以，复杂的不行。这种斗争尽管一方面是思想上要跟着马恩列斯毛不断纯化，但另一方面人还是人，利用马恩列斯毛搞污蔑、陷害等斗争也很多的。

[yufree]

毛说不搞了就不搞大概率不存在。我这么说是有实践支持的，国内有个MHYYYY在互联网上搞了个键政大舞台，本意是打算做个社会实验，现在也在进行中，初步结果十分具有喜剧效果。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为有人说他独裁他就主动下台，结果后面还是有人攻击他钦定接班人，但他压根就不知道咋钦定的，一个几千人的小实验都搞出了上行下不效这种效果，放大到几亿毛怎么想真的不重要。

至于你说的空壳化，其实只是个名义上的，再说中宣部的电影频道号称六公主，比其他频道有性情多了。我个人对这些变化持“实质等同”态度，如果换了名头还做做一样的事，那算不上新闻，不会实质影响社会运转。至于说衍生出什么解读啥的，只要你不立法，我就当不存在，为这个操心一秒都是浪费时间。

至于对未成年人的宣传引导，这个是最不用担心的，青少年一般压的越狠，反弹越疼。话说回来，就我个人经历，现在已经完全记不得中小学有啥意识形态宣传了，人的记忆会把不重要的事自动忽略，意识形态就是这类事。要是突然有人跑来说这玩意重要，那大概率仅对他重要。

[XiangyunHuang]

毛说不搞了就不搞大概率不存在。

你可以看看红卫兵的兴起和结束，其中的一些著名红卫兵的口述、生平，比如蒯大富等。再看看高华的课程讲座，里面有比较多的史料档案材料支撑。

至于你说的空壳化

我说的是开始空壳化，不是说已经空壳化了。事实依据可以看一下百度百科的词条中宣部，二十大后对国务院的下属机构大调整。至于 @earfanfan 提到的党政体制和中国政治，我知道，你给的是 2016 年的文章。当然，我不否认其中有我的一些主观解读和判断。

要是突然有人跑来说这玩意重要，那大概率仅对他重要。

我们毕竟都是长在新社会里，不是革命战争年代，那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非常明显的，现在党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们感觉不到了，就像温水里的青蛙。升温的过程，比如《焦点访谈》、《锵锵三人行》等用事实说话的栏目，它们的过去和现在，可以都找一些对比看看。

最后，收个尾，我是基于过去看过的维基词条、百度词条、一些历史学家的课程、讲座及其相关的重要文献，再加上我选择美术、影视这个点走出去、看下去，去了解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产生的一点自己的见解。大家若有不同看法，可以各自保留哈。尽管我觉得自己一开始就很释然地、客观地说这个事。但我的文字传递出来的伤痛也好、释然也好，你们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yufree]

首先，我对文科人搞的资料天然不信任，其为了理论通顺逻辑自洽经常选择性输出事实，同刑侦过程一样，证言权重小于证据，模拟实验结果更可靠。但口述历史通常不涉及理论构建与表达，可信度比“成一家之言”的文人要高。
其次，所谓温水煮青蛙的目的是把青蛙煮熟了，我不认为任何现代政体有兴趣把民众煮熟了，这属于自杀，特别对一个想对抗强敌的政体更不可能过分得罪民众，权力只是社会运转手段而不是目的。
至于你说的焦点访谈等节目对比，有没有可能是社会经济发展后相对剧烈的社会矛盾变少了？同时，当前很多社会问题是全球性的，不针对某一单一国家，对比下其他国家的处理方式更有启发性。
最后，意识形态讨论更多时候只是情绪发泄与输出的工具，美国人只有职业政客到了竞选期才会将其作为借口拿来煽动民众，就这样投票率也并不高，真要是情绪平稳，应该更不在意意识形态才正常。

[earfanfan]

对不起，二位，我想再写一写自己的看法。

我不像三水那样对文科人搞的资料天然不信任，其实理科人做实验篡改数据发论文的也不少哇，我是觉得“尽信书不如无书”，并不是一个在世俗社会名声大的历史学家写的书就一定是历史的真相，也并不是名声大的科学家做的实验得到的结论就一定揭露什么别的真相。从我的视角看，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湘云有，三水有，我也有，平民有，那些一时的大人物也有。说回文科人搞的资料，我最近看历史学家高华老师写的书，由于他写的与官方定调不一样，所以绝版了，但是网上不挂梯子也能搜到电子版的，我看书之前先看了他的一些生平介绍，感觉他的人格是伟大的，绝不是“为了理论通顺逻辑自洽经常选择性输出事实”，只不过我看的时候也时不时觉得他有点“身边统计学”，有些论点的论据不足，有些推断的逻辑也有待商榷。我的感觉是，也许是因为他太想看见什么反而无意中没看见什么。

对于三水的一些言论，我有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但感觉三水并不是因为想看见而看不见，而更像是因为看不见而看不见。三水说“至于对未成年人的宣传引导，这个是最不用担心的，青少年一般压的越狠，反弹越疼。话说回来，就我个人经历，现在已经完全记不得中小学有啥意识形态宣传了，人的记忆会把不重要的事自动忽略，意识形态就是这类事。”，这里用个体经验来推导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不一定能迁移应用到别人身上，对于三水来说那是轻易忘记的事，可我这几年在努力思想觉醒的过程中觉得要挣脱很多思想束缚是很艰难的过程。但我认同三水的结论，对于未成年人的宣传引导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了，未成年人也能看见世界上存在很多不同的声音，不会像以前那样容易被一统观念制度束缚住。现在国内这一代小孩本来就生活在新时代，思想一统的观念正受到冲击，开始诞生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即便被影响，这个影响也未必就大到什么地步。

三水说“意识形态讨论更多时候只是情绪发泄与输出的工具”，这点我基本认同，但还另有一些思考，我是这样想的，国内和国外的情况不一样，国内的党政体制建设下，从上到下都承接党的管理，小到村里有党支部，企业里有党支部（PS我只知道我们公司是这样），在整个国家范围里，除了党组织以外，不存在其他能组织起来的表达一些反对意见的集体，国内每个人表达对某些政策不满时都是一种无组织的行为，这种无组织的利益和集体行动，与国外那种有组织的利益和集体行动是很不一样的。国内的情况更像是无组织的集体不作为来表达出一些不满，因此不能只看到表面的情绪。

[earfanfan]

另外，关于“后审查”，我最近有在思考自己为何无法做到三水那么坦荡，想了想可能还是因为受到所处环境影响，心里始终有一团阴影。中国共产党是有使命的，在党政体制下，可以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当然这跟湘云前面找个所谓事实依据就推断政府开始空壳化是不同的，这不是简单粗暴地“以党代政”，但新冠三年里确实发生了一些事让我始终觉得仍然存在先执行后立法的模式，我对政府行为没有足够的信任，对于法理权威能强过从上至下层层赋予的官员专断权力也没有足够的信任。从我的视角看，要消除心理阴影还需要些时间吧。

[earfanfan]

@yufree
“历史”是一个词语，既然善恶的定义都会变化，我觉得历史的定义也是会变化的，三水你说的“一个都不能少”就是一种有别于当前的新定义。我过年回去也听到了一些真人真事，但因为事中涉及的人还在，所以写的时候隐去了真名以及具体发生的年份，《永丰村纪事》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yufree]

写得不错，请继续记录。很多事如果不是被记录下来，用不了多久连当事人都翻篇了，后人只会关注那些有记录的历史观与叙事。当然，我那些内容只保证是真人，是不是真事已无从验证，记录者仅需要如实转述就足够体现那些被忽视的经历了。不过，通常记述历史更多是为了未来解决当下的问题而不是沉浸其中，因此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谁也吃不准哪些故事会形成警示，索性就全记下来，哪怕以后没人看而只有ai会吸收解读也是对历史上人物的尊重。同时也是对未知问题的预案，我们现在遇到的新问题很可能并不新，只是很多失败的琐碎的尝试被忽略了，这样再同一个坑里打滚就显得不可避免了。这也是科研文献阅读的铁律：不要只看作者写了什么，要看他没写什么。

[earfanfan]

通常记述历史更多是为了未来解决当下的问题而不是沉浸其中

三水你说的这个通常好像更接近司马迁写《史记》的初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看历史相关的书有看到许多非通常的，即不是为了未来而是为了当下而记录。我最近看《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里提到，由于朱棣篡改历史，所以他亲生母亲的真实身份存疑，而记载这点的官方史料《南京太常寺志》失传了，好在有古人看过这本书并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记录，于是后人通过非官方史书《国史异考》《三垣笔记》找到了类似证人证言的间接证据。后人煞费苦心考证这点显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证明官方正史被篡改过。

我的记录也不是为了未来或者为了问题，而只是当下有写作的冲动，想写。你说“不要只看作者写了什么，要看他没写什么”，我觉得也要看了很多不同的人写的，才看得出来哪位作者写了撒没写撒，然后才知道那些作者各自有各自的问题意识，也各自有各自的局限性。

另外，我觉得个人遇到的新问题确实可以找别人借答案来参考参考，但是国家治理层面上遇到的新问题真得很新，只不过新的大问题中存在着很多相对较小的旧问题。

关于我国从分税制改革到取消农业税，我在看过《小镇喧嚣》《置身事内》《中县干部》这三本书后，梳理出来的逻辑是下面这样的。

1. 部分县乡基层政府本身存在冗员问题和财政缺口

2. 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一些基层政府财政陷入困境，收不抵支，甚至官员干部的工资也发不下去

3. 基层政府为维持自身运转，便向比基层政府更加弱势的农民加征各类税费

4. 农民由于各类苛捐杂税也陷入生活困境，同时直面群众的基层官员在征收农业税时也面临困难

5. 数量庞大的农民生活困难，动摇了农业社会的稳定，促使中央政府推动农村税费改革

6. 农业税税改后，为防止因征税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政府严格规定禁止基层干部对农民强制征税，底层农民的不配合导致征税极其困难，又使得冗员的基层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7. 乡镇机构改革，精简分流，取消农业税。

只到这的话，我当时的想法是，94年到06年之间出现的各种问题好像似曾相识，比如黄宗羲定律总结的“积累莫返之害”，农业税改革后农民负担还是会变得更重，又比如基层干部强制征税激发底层矛盾。不过在看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这本书后，我又借到了作者的思维，整理出来一个新的逻辑。

1. 中央政府角度。
   1978年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将诸多财政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一轮放权经过许多因素放大后使得80年代末期出现了经济过热的情况，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引发社会不满。为了缓解中央财政入不敷出以及社会上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决定实施财税体制改革，重新集中权力以此加大对地方的调控能力。

2. 县乡基层政府角度。
   部分基层政府在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已经存在冗员问题和财政缺口。关于冗员问题的由来，在于此前进入体制内把关不严。而关于历史财政缺口的由来，因缘复杂，其中一条应该是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村村冒烟”政策而兴办乡镇企业。94年分税制改革后，基层政府的税收层层上解，部分基层财政陷入困境8，收不抵支，甚至连基层干部的工资也拖欠。

3. 基层干部角度。
   基层政府需要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转，就不得不倚仗基层干部们的支持。干部们工资被拖欠，生活陷入困境，也不得不开始向身处社会底层最弱势的农民大力征收税费。直面群众的基层干部们具有由上至下层层复制的专断权力，向农民征税时可合法而不合理地采取强制手段。这种情况下，由于大量基层干部本身与农村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却在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生存问题上选择了向农民掠夺资源，精神上、心理上、社会氛围上均受到一些矛盾的挣扎。

4. 底层农民角度。
   数量庞大的农民由于各类苛捐杂税陷入生活困境，动摇了农业社会的稳定，促使中央政府推动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分为税和费两种，税是按固定税率征收，费在各地的名目不太一样，税改相当于并费入税，取消了各类杂费但提高了税率。同时为了防止因征税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政府严格规定禁止基层干部对农民强制征税。从94年分税制改革到21世纪初农业税费改革，这中间的几年农民生活极其困难，再加上税改政策执行不到位，并费入税后农民负担变得更重，许多农民开始不愿配合交税。

5. 农民、基层干部与政府的关系。
   由于税改后政府明令禁止基层干部们强制征税，底层农民的不配合又导致征税极其困难，上级政府下发的征税任务和底层农民的不合作使得夹在其中的基层干部为难，这使得冗员的基层出现不稳定的状态，庞大的乡镇机构正成为农民负担反弹的最大隐患。后来，政府继续施行乡镇机构改革，基层干部精简分流，推动村民自治，取消农业税，危局终于破解。

只到这一刻的现在的话，我觉得好像不能简单地说我们现在遇到的新问题新不新或者旧不旧，而是现在这些问题的形成尽管根源上在以前，但是随着时间从前往后推移会不断加入不同时间出现的因素。

[yufree]

我感觉你特别关心农村问题，但按现在的城市化水平与进度，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是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变成另一个问题取代了已有的问题，而已有的问题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但不再重要了。例如发达国家环境问题频发的阶段出台了各种调控法规，后人也把空气质量改善归功于管理决策，但考虑经济发展，其实是环境频发阶段同时也是全球化浪潮的开始，大量污染通过较低的成本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污染问题一直都在，也没有被解决。不好理解可以考虑下十年前北京的雾霾，当前我们可以说管理起效了，但城市化这个更大的背景下一定是会把生产职能单位迁走的，昂贵地价下盖住宅楼搞服务业是更合算的，只是殊途同归了。因此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法可能不在于政策与管理手段，而在于本身的衰落，年轻人走的越多，其固有问题影响到的人就越少，走的足够多了取消合并建制并集中人口，这样农村问题就变成城市问题了，一样是在不被解决的情况下影响减弱，归入更大问题之中了。当然，对于具体的人具体的问题，这些大饼都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

[earfanfan]

三水你真得好有耐心啊，讲真，每次你写“我感觉你blabla”都会莫名其妙戳中我的笑点，让我乐上好一会，哈哈。我自己倒没有觉得现在有特别关注农村问题，如果给你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的话，我觉得大概是酱紫的。虽然我的脑子总是在思考，但我得出清晰的方向或结论的比较少，许多思考都仍然处于保留质疑空间的状态，而由于生长在农村的缘故，接触到的这方面样本更多感触更深，所以这块有把握写出来的多点。另外，由于你这个博主总是能让我这个读者感受到充分的平等和尊重，许多时候你的思路更加清晰，我可以借着你的思路来捋出自己与你不同的观点，于是乎，好像与你交流写在你的评论区的思考比写在我自己博客里的还多点。

我能理解你写的这些，很清楚。但我觉得哪里怪怪的，不过以我现在的水平又没法像你那么清楚地写出来。但我写写吧，你看了要是看不明白可以忽略掉。我感觉你说的约莫就是任何问题都只是时间问题，或者说是个时间差问题，好像就是在一个个时间差里只要发展带来的优势能盖住衰落带来的颓势，历史的规律就会由发展带来的优势而决定，而生命没能活到超越时间差的人就消失在历史的劫灰中了。

话说我最近有思考另一个问题，写在这里向三水你请教一下。我之前看《明朝那些事儿》提到“历史的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大约是说朱元璋觉得自己的皇权受到相权的制约而取缔了相权，使权力更集中，后来相权还是又出现了。然后再看自己之前写的一篇读书笔记，似乎新中国建立后可能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只是因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不一样，所以事件发生的逻辑也不一样。从我的个人视角来看，好像是当年毛主席不知怎么找到了一个机会，通过发起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得权力集中到了新高度（PS我理解的具体逻辑在下面），但极其集中的最高权力也因此和卡里斯玛权威即领袖的个人魅力绑定，一代代最高权力交接后，不知为何中央政府的集中权力依然依赖于塑造领袖的个人魅力，也依然是通过自上而下开展各类运动的方式在加强集权以及纠偏官僚体制内的问题，时至今日造成的问题是，由于领袖的个人魅力不能直接移交，所以当前的最高领袖在把权力交接给下一任时无法同时移交同等分量的权力。正好我前些天看新闻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最近几年好像有不少法条都修订了，我理解现代的国务院相当于古代的相权，我的推断是也许最高领袖的权力正在逐渐授给相权，并且同时继续推行依法治国和继续强力维持党政体制，这样才能平稳过渡。在从现在到不知是否遥远的未来，也许在权力交接的过渡期，国内的意识形态管控会变得更加严格。

时代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带领群众建立了新中国。在一片崭新的气象中，官僚组织内部仍然蕴藏着隐匿的风险。按照官方定调，建国初党员数量猛增，“有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个人意识膨胀，争名利，闹地位，讲排场。艰苦奋斗讲得少了，贪图享受乃至腐化堕落的现象多起来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有所滋长”，国家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级别国务会议，下令开展了一系列整党整风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个人的特殊魅力和超凡品质使得全国上下忠诚地信仰和追随，塑造了最高领袖的卡理斯玛权威，也正是因为卡理斯玛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建立在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之上，领袖的魅力深刻地影响着追随者的思想和行为态度，在能够发起政治运动之时最高领袖也得到了最高级别的专断权力。

从当前的视角来看，随着历史向前推进，出现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1.为了维系一统体制实行中央集权，保障中央拥有强大的变革力量，如对地方的调控能力、对整个国家与民族发展的统筹安排，中央最高领袖需要保有最高级别的专断权力；2.最高级别专断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卡理斯玛权威之上，卡理斯玛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领袖的个人魅力之上，不同于法理权威带来的权力来源于法律，也不同于传统权威带来的权力来源于皇权；3.为了维持和强化最高领袖的卡理斯玛权威，领袖需要不断地创造奇迹来保持追随者的认可和服从，换句话说由党管理的整个宣传文化系统需要塑造最高领袖的个人魅力。

[yufree]

准确说不是皇权与相权，而是皇权与官僚体制之争。自秦以来，历朝历代皇权都不信任官僚，总担心他们绕开自己瞎胡闹，因此会出现任人唯亲，让太监与皇戚干政，或者就挑拨大臣内斗搞党争，玩脱了就改朝换代。但大趋势是有的，那就是皇权不断集中，在清朝达到顶峰，三省六部的内阁被彻底架空，换成大小事宜全都需要皇帝自己决策，没错，奏折这种绕过内阁直接联系皇帝的手段是清朝才出现的，后果很明显，清朝皇帝得996才能改完奏折。而前朝很多事三省六部自己就能决策了，上朝就是让皇帝盖个章已阅，皇帝敢胡搞就让言官天天去指桑骂槐，拿孔孟之道扣屎盆子，官僚僵化后也会搞卖官鬻爵这种皇帝背锅的事，改朝换代后皇帝自然要去加强集权。
但现代体制下官僚体系已经成为绝对领导者了，不管有没有皇帝，最高领导人也只是官僚知识精英的代表。一方面是现代社会问题过于复杂，个人生理限制没法全部管理，只能交给懂业务的官员；另一方面则是你要跟全球打交道，就必然要有对等的管理体系，能力不够的官员根本就到不了管理层。当然，中央集权下必须要跟官僚体系统一思想，但通常这种统一的思想对集权者本身也有限制，例如新加坡这种威权社会对领导者道德要求就很高，搞个外遇立马下台，如果不搞思想统一请参考照搬了美国宪法的海地，说是人间地狱不为过。不论任何意识形态，现代体制下实际掌权的一定都是各行各业的知识精英群体。因此是否中央集权只是表象，中央集权本身也只是手段，重点是当前的官僚体系能否找到能解决问题的人，你找到了问题解决了，民众富足了就会支持，找不到民众挨饿就会反对，意识形态从来都只是借口。

[earfanfan]

@yufree
三水，你好，我最近有遇到两个问题，写在这里向你请教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我写完了永丰村纪事2，但是这里面记录的是我一位近亲家里的事，从我的视角看他们一家实在是太惨了，写完以后心中感到不安，于是又隐藏了。像这样从现实生活中收集样本，理论上写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客观一点比较好呢。另外，我写永丰村纪事的第一篇就是村里真实发生的事，写他们的故事却并未征得他们的同意，即便改换了人名又模糊了时间，却仍然感到不安。这份不安使我无法继续写另外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了。理论上写别人的故事是不是需要征得别人的同意呢。

第二个问题，倒也不算是问题，只是一点发现，我斟酌过后没想写在自己的博客里，借你的地捋捋，反正你胆子大不怕事，哈哈哈。

我在写《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这本书的读书笔记的时候，好像发现了一些作者们留下了线索但又刻意回避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我本打算梳理一下我国建国至今中央集权和放权的时间点以及对应的逻辑，我看的好几本书以及一些文章里都有提到1978年以前是“三收两放”，但是并没有对1978年以后总结出一个与之前相比一样清晰的逻辑。我找到两条线索，顺便做了一些推论。

第一条线索是：这本书里提到198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领导人发言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缺陷在于权力过于集中”，提出要解决高度集权带来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后来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里只提“政治领导”没有提“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历史继续向前推进，到了19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再然后就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同年下半年的一些会议重提“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是统一的不可分的”。

第二条线索是：在比较官方的文章中提到，1984年经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了城市，但是“过去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紧紧捆在一起，当经济体制改革转为以城市改革为重点以后，政治体制相对滞后的矛盾就日渐暴露并突出起来”。

这两条线索合起来，约莫可以推导出在1980年代的后几年，为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中央曾经推行过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可能是要连“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这样的原则一并进行改革，那时可能进入了一种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时代，但既然发生了政治风波，显然改革的方向又经过了重新定调。从现在的官方网站可以查到许多统一的对文革的一些反思和功过论断，但80年代末的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关内容仍然是较为模糊的，正是因为现在官方对那段历史的基本定调是只肯定功绩不反思过失，那大家写文章写书的时候就都只好刻意绕开一下先。

[yufree]

第一个问题，口述历史一般不需要，但涉及个人隐私最好得到当事人或遗属同意的，不然他们可以按侵犯个人隐私或名誉权告你。当然，还有个取巧方法就是移花接木，把不同人经历排列组合给不同人，标注根据事实改编，但这属于虚构作品而非口述历史。
第二个问题，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89年正好是改开10年左右，改开前10年是文革，这个节骨眼出问题不意外，任何政策搞10年都面临内外部质疑，我们现在觉得应该继续改开，但放到那个时候没人能看清，政策上或许有各种收权放权提法，但执行上百花齐放也正常。我不认为当时存在什么背后的逻辑，当事人事后可以总结经验叙事来巩固自己的理论，但在彼时彼刻都是摸石头过河。不写清楚也并不一定是为了讨好官方，可能作者也没想清楚或者不成熟。总之，这种社会视角解释历史的书在我看来强行解释比例偏高，很多论断要么不能证伪，要么过于模糊玩概念，你要去问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多数可能啥感觉都没有或者随波逐流，但总有人喜欢从噪音里找客观规律并用其指导后面的生活，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earfanfan]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几天我仔细想了想，决定暂时不写了。倒不是因为怕别人告我，只是因为想明白那种心中的不安实际上是我心理上承受不了那些现实的残忍。我猜你可能不懂，不过我还是在这里展开描述一下吧，这样以后我想起来这件事可以翻回来看看咋回事。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懂，如果看新闻看到出了某某事故死伤多少人，这些数字在心理上不会留下太深刻的感受；如果是看新闻某某人自杀了，并且看到了这个个体的生前经历是如何被制度啊生活啊压迫，会觉得难受；要是曾经见过的人突然死去了，得知消息后心理上会觉得很难受；如果又是更加亲近的人曾经遭受过校园霸凌或者其他改变人生的残酷压迫，不仅写的时候会觉得难受，写完了还会持续。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心理现象还是别的撒，大概就是普通人的圣母心发作了吧。我的本意是记录一些真实的底层人民的生活之苦，但是自己心理上又承受不了那种苦。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你好会讲道理啊，你写的这些我刚好能看懂并且觉得很有道理，你说要警惕的事我会记住的。我也并不热衷于政治，但是很喜欢找线索、推理以及梳理逻辑的那个过程，历史上未必一定存在什么因果逻辑，但是确实存在很多现在还没有答案的谜题。那些社会学的书籍，我刚看第一本的时候觉得好惊讶，感觉作者写的好有道理，看到第二本的时候发现作者自己的问题意识会影响看事情的视角，又看了好几本以后发现，确实如你所言，作者们写一本书出来总是搭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的，他们写的内容就是围绕这个框架来写的，后来又看这些作者在书籍以外的一些文章和言论，嗯，也还是像你说的，确实就是用已经写扎实了的理论框架去解释新出现的事物。不过我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你那样很肯定地说“不认为当时存在什么背后的逻辑”，我还需要自己去接着探索一下，便暂且以“也许存在什么背后的逻辑”为出发点，不然的话没法启动那个充满乐趣的过程了。

另外，我想起来好像看第一本的时候就正好在你这里留言，那时候你就总在说作者们或许在强行解释要警惕之类的，然后我就一直保持着一种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心态去看。谢谢三水。话说，此一刻我好像就是下意识地在强行解释你影响了我……